二零一二年年初，我逃离中国、抵达美国后不久，习近平以储君身份访问美国，我举起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到白宫门口抗议，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只不咬人的老虎吗？》的文章，分析习近平将走向法西斯主义。习近平企图以“中国梦”瞒天过海，然而谁都知道，被中共绑架六十多年的中国，已沦为一个邪恶国度，有一名中国留日学生在脸书上说：“中国二字，如今是一个极度蒙羞和丑陋的名字。它已成了不道德、不讲信用、不文明、不守规矩、贪腐泛滥、冷血残忍、假冒伪劣、暴发户、信息封锁、谎话连篇、毫无保障、没有尊严、践踏人权、移民最多的野蛮国家的代名词。”

习近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许是受到我文章中“老虎”比喻的启发，二零一四年春，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说了这样一段话：“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又是一番掩耳盗铃的谎言，无论是龙，还是老虎、狮子，都是穷凶极恶的、张牙舞爪的猛兽，既不“和平”，又不“可亲”，更不“文明”。龙、老虎和狮子都是“食人动物”，它们怎么会吃草呢？

龙、老虎和狮子的血盆大口都已经张开了。在中国国内，无论是新疆、西藏，还是广东茂名、山东平度，中共的暴政都走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地步；而在国际上，中共积极输出“中国模式”，受害最深的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和台湾。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一步步沦为与中国同质化的“臭港”；台湾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紧箍咒下，也正在不可自拔地走向“香港化”、乃至“中国化”。此时此刻，作为一名逃离中国的流亡作家，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台湾社会发出一番出于肺腑的“警世通言”。

从书的流亡到作者的流亡

我的处女作和成名作《火与冰》，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在上北大中文系念研究生一年级。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是遇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访问中国，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江泽民为了向美国方面示好，命令新闻出版检查稍稍放开，所以有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我的“抽屉文学”钻了这个空子“破土而出”。这本书的出版和走红，被王丹形容为“六四”之后十年，新一代青年再度发出批判的呐喊的标志。

这本书也让我成了被秘密警察常常“关怀”的对象，甚至研究生一毕业就迎来失业——已经与我签署劳动合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就单方面撕毁了合约。然后，此后一年多时间，我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甚至不能领取结婚证——连结婚这一最基本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在中国说几句真话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难怪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没有几个人愿意充当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孩子，人人都在谎言中摸爬滚打，如同柏杨所说的酱缸中的蛆虫。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等友人一起起草一份年度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被北京秘密警察从家中抓走。每一年，美国国务院都会出台一份涵盖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报告，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与之针锋相对，中共当局也会出台一份自我表扬的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我跟刘晓波商议，既然两个政府各自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报告，那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公民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自己独立起草一份报告呢？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秘密警察从线人那里得到资讯，立即同时将我和刘晓波从家中带走，连夜审讯，并强行从我们的电脑中删去诸多第一手材料，使得我们的这个计划流产了。

经过这一事件，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月就发出文件，把我列入一张新的黑名单之中，禁止媒体报道我的消息和转载我的文章。除了我之外，这张名单上还有中共党内民主派元老李锐、经济学家茅于轼、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姚立法、被解聘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法律学者王怡等六人。

从此，我的著述和文章便不能在中国发行，我虽身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隐形的人”，成了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当年，东欧的异议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当局不准他们发表作品，他们只能以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比如去做酒店的洗衣工或者园丁。我比他们幸运，我赶上了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时代，我的文章可以在境外的中文网站发表；而且，在华文世界里，还有香港和台湾这两块没有被中共全盘操控的、仍然拥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地方，我的书从此便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其中有少许被中国游客购买后偷偷带回中国，然后被盗版，摆在地摊上贩卖。

八年以后，中共当局不能忍受我保持一种“在地的流亡者”的状态，对我的骚扰和压迫日渐升级。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长期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被迫携妻儿离开中国。书早已流亡，如今是写书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

到了美国之后，我很享受在美国的生活，我并没有许多流亡者心中的悲情与沮丧。一个拥有百分之伯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度，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半个天堂”。当年，流亡美国的苏俄诗人布罗茨基说过，所谓的祖国，就是“我们那儿因为写诗可能坐牢”，亚洲对他而言并非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亚洲只是“一群奴隶”生活的地方，而他的梦想是——“所有人在棺材里都将一模一样。那就让我们在生前彼此不同吧！”在美国，这样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

监狱里的姚文田：我的编辑与“六四”学子的父亲

在离开中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弗吉尼亚的乡间重新安置书桌，思如泉涌、笔耕不辍，创作量几乎是在国内时的三倍。我在香港和台湾陆续出版了七本书：《刘晓波传》、《河蟹大帝胡锦涛》、《流亡者的书架》（港版名为《解读国民教育》）、《大地上的麦子》、《我听见斧头开花》、《萤火虫的反抗》、《中国教父习近平》等。

当然，出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共或许后悔让我在自由世界纵声高唱，遂决定斩断我的出版渠道。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是我多年合作的好伙伴。他年逾七旬，是一位退休工程师，退休后创办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异议作家的著述。这些书大都不是畅销书，不能让他大富大贵，收入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成正比。姚文田放弃安稳的退休生活而进入“吃力不讨好”的出版行业，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儿子姚勇战当年为“六四”学运领袖。姚勇战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是一名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香港学生，也是唯一的在中国被捕入狱的香港学生。作为“六四”学子的父亲，与自命为“天安门之子”的我，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合作关系，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二零一三年夏秋之间，我与姚文田商议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那时，他正在准备重版我的《火与冰》一书，我们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通一次电邮。突然，从十月初开始，我们失去了联系，姚先生不再回复我的电邮，电话也打不通。月底，我收到了姚太太的来信，告知姚先生在深圳失去了自由，让我另外寻找出版社，并希望我不要对外公布此事。

直到二零一四年二月，才有香港媒体报道姚文田在深圳被捕的消息。当时，姚文田应朋友所托，带一些工业原料到深圳，随即被拘留，十一月被正式逮捕，期间曾两度入院。二零一四年三月，姚文田以「走私一般货物」罪被起诉，三月三十一日此案开庭审理。患有心脏病和哮喘的姚文田老先生，在庭上对检方提出的走私工业原料的数量和货值有异议，下午开庭续审前，突感不适，被送入医院，庭审押后。

起诉书中并未提及姚文田计划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事，但外界普遍相信，他是因为将出版这本高度敏感的书籍而被中共当局借故拘捕，企图藉此阻挠此书的出版，并对其他香港出版社起杀鸡儆猴之效。若是一般走私案件，不会由国保警察接手。律师也透露，姚文田被捕时，大批国保严阵以待，带队的国保头子欣喜若狂地说：“我们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了！”在被提审时，国保的重点并不在他携带的工业原料，而详细盘问每一本书的出版经过。

定居美国的姚勇战在父亲被捕后，两度向习近平发表公开信，要求习近平释放其父。姚勇战在公开信中写道：“习主席，您和我心里都很清楚：我父亲的案件是一个政治案件，而且这直接跟您有关，因为我父亲正准备出版一本有关您的书籍。您掌握了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生杀大权，一本书又能把您怎么样呢？习主席，您自己也经历过父亲遭受政治打击的痛苦。您父亲习仲勋老先生痛定思痛后，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派的棋手，大力倡导宽容，我相信您一定以您父亲的改革派历史为自豪。我和我父亲，以及众多期待中国民主改革的朋友们，本来都渴望您能继承您父亲未竞的事业，把中国带向民主和自由，在历史上留下英雄式的记载，也让习老先生在九泉之下感到宽慰。”然而，对如此情真意切的呼吁，习近平置若罔闻。

尽管迫害姚文田的不是我，而是中共当局；但我心中仍充满负疚与创痛，唯一可以告慰在狱中的姚文田先生的，是尽快推动《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并写作更多批判中共暴政的文章和书籍。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过：“撒谎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经济体制还要糟糕。”中共一天不垮台，揭穿中共的谎言就是我不会放弃的志业。从刘晓波到姚文田，那么多我亲如家人的朋友无辜而失去自由，我更当珍惜光阴，一块一块地抠掉柏林墙里面的砖头。

不自由，毋宁死：“江南”与“白狼”的对峙

姚文田在深圳被捕之后，我在香港继续寻找可以合作的出版社。第二个合作伙伴九江文化出版公司与我正式签约，并完成书稿的后期编辑事务。在即将送入印刷厂之际，其主事人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被迫放弃了该书的出版。然后，我又联系了香港超过十家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都遭婉拒。最后，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先生毅然决定接手此书，为避免在出版前出现意想不到的困扰，我们约定在上市之前严格保密。这样，香港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终于在三月底问世。

台湾版则由前卫出版社出版。前卫方面并不害怕遭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很早就公布了该出版计划。从此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港台两地出版自由已然存在相当的差异：香港是笼罩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只是依靠英国治理时代留下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苦苦支撑；台湾则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在共产党的驱使和国民党的纵容之下，“两岸跨海政商联盟”文攻武卫，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宪政，但台湾的公民社会奋起抗争、寸步不让，目前还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拉锯战。

《中国教父习近平》虽然成功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上市，但这场艰苦的战役并未全部结束。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现了通路的问题：在香港，有中资书店拒绝销售此书，也有非中资的书店因畏惧中共的压力而把这本新书放在读者难以发现的角落里；在台湾，有书店婉拒了出版社借用其场地举行新书发表会的申请，并明确表示是因为“理念”问题。

在我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这“中共独裁者三部曲”的过程中，中共的恐吓从中国国内一直追踪到美国。他们放话说，不要以为你到美国就安全了，美国还发生过江南案件呢。

江南案并没有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历史。江南案的涉案者之一、竹联帮头子张安乐，为躲避台湾的通缉，避居中国多年。他成功赢得中共的信任后，又被派遣到台湾，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执行中共交付的“统一大业”。在“太阳花学运”如火如荼之际，张安乐率领诸多黑帮人士前去“踢馆”，政府治安部门却假装没有看见。“江南”与“白狼”的对峙，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与黑道治国、专制独裁的对立，在另一个时空中继续呈现。习近平、周永康、马英九和张安乐们不能决定擅自决定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与台湾，都面临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历史转折关头。江南、陈文成、郑南榕、林昭、李旺阳、曹顺利为自由和公义而献身的事业，我愿意与千千万万“因真理、得自由”的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

在台湾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扉页，编辑郑清鸿设计了一个一系列的“关键词”渐渐淡去、变得模糊不清的小图标，其中有自由、民主、宪政、刘晓波、天安门母亲、习马会、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字样。这个小图标形象地折射出那些真实的声音如何在中、港、台三地被“消音”的过程。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忠告台湾的朋友们：绝对不能主动将头颅伸到对方的案板上。郑清鸿在《我在出版业，我支持学生》一文中指出：“服贸对台湾出版业的冲击分析很明显：台湾出版业如果不先自我割舌，否则无法进入高度言论箝制的「中国市场」；台湾的印刷业如果被中资掌控，他们可以透过国家补助进行削价竞争，再加上通路一旦被渗透，出版业的消亡乃至质变也是迟早的事。……然而，言论自由、知识体系、文化价值的失丧，是无法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用数据量化评估的。如果再不摘掉服贸的马赛克，台湾的民主、自由、文化、历史乃至于认同，也将同样被扭曲、变形。”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如果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台湾的印刷业，以血汗工厂出产的原料和驱使的奴隶劳工，必能迅速一统天下。这不是自由贸易，这是以劣币逐良币。然后，像《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样的书，即便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也没有印刷厂愿意印刷，那不就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安乐死”吗？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国低头，你当何为？

今天中国龙对世界的危害，比昔日的俄国熊还要大。在冷战时代，苏俄被阻隔在铁幕背后，以举国之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将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全人类的头上；但是，苏俄并未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苏俄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格格不入，苏俄的发展模式仅仅在东欧卫星国集团内复制，而未能危害全球。

如今，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以低人权、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中国模式”，成为谁也离不开的“世界工厂”，成功绑架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民主国家阵营。与纳粹德国和苏俄相比，中国是升级版的极权主义，如同艾滋病病毒一样“见血封喉”。晚近一个世纪以来充当极权主义先锋的美国，却被中国牢牢捆绑住了手脚，一些见利忘义的西方政客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者”，殊不知，这是对其国家利益和普世人权价值的最大背叛。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全世界都在向中国低头，都在接受这套野蛮取代文明、奴役战胜自由的“潜规则”。好莱坞新片《钢铁侠》，在拍摄过程中主动邀请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官员到片场，对影片进行审查。因为该片的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大市场是中国，所以必需对中国察言观色、卑躬屈膝。很难想象，当年美国人会邀请苏俄的类似机构到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那样做几乎就是叛国罪；而在这个年代，人们大都熟视无睹、司空见惯。

《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制片人不得不经常对执导的电影作出改动删减，以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中共对媒体管控的一个部分，中共宣传部对于所有媒体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符合其要求的媒体往往会受到整顿，而这又与整个社会的不透明联系在一起。媒体所表达的只能是允许被表达的，而非真实的情况。澳大利亚《世纪报》评论说：“很快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剧院就要出现在你身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指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严苛并且不可预测”，“如果你不按照审核过的剧本拍，那就等着受罚吧”。

另一个例子是：澳洲知名惊悚小说作家拉金(LA Larking)，年前一本新的英文创作《渴望》(Thirst)，原本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签约，将透过《读者文摘》在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与印度发行，但就在开始印刷前喊停。原来《读者文摘》将这本书的印刷作业交给中国的印刷厂处理，但印刷厂对于这本不会在中国上市的书中的部分字眼有意见，因为书中提及「法轮功」与人民受到「折磨」等敏感字眼，中方希望能换成「宗教信仰」与「煎熬」等较中性的说法。拉金知道后表示不可思议，她说：「如果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能发行作品就好，那我就是背叛了自己，与自己的信仰，同时也背叛了书中的角色以及我的读者」，「而这个修正并非基于文学上的判断，而是来自第三方的强行要求，将会混淆我原本的概念，与书中故事的内容」。最后，拉金选择与《读者文摘》解约，将《渴望》交由其他出版社发行。

澳洲《雪梨先驱晨报》为此访问了《读者文摘》澳洲区总经理贝勒维尔(Walter Beyleveldt )。贝勒维尔否认了有关「思想审查」、「文字狱」等的说法。「我们合作的印刷厂在中国和印度都有，我们都尊重当地的工作方式，但绝对没有所谓的『思想审查』」。但贝勒维尔承认，如果这本书不在中国印刷，而改到香港印刷，整个成本将增加约三万美金。《读者文摘》不愿多支付这笔成本。

这就是如今中国的霸道之处：过去，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发生的若干人权迫害事件，西方尽管批评，但中国仍然我行我素，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现在，中国的做法是，西方必须保持沉默，只有那些不作声的人才是中国的朋友，才能从中国获得利益。对中共而言，每一笔生意，都跟政治有关；每一笔生意，不仅要赚钱，更要有利于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共低头时，我们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坐以待毙？我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我相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宁可失去高额版税也拒绝修改自己作品的拉金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勇敢地出席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并主持诺奖音乐会的好莱坞影后、电影《悲惨世界》的女主角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石化项目的广东茂名的市民，那些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的台湾学生，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和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一脸稚气却成竹在胸的黄之峰，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个世界上有金钱不能收买的东西，邪恶不能像龙卷风一样肆无忌惮地席卷一切。

二零一二年十月，我在纽约领取特雷恩基金会和索尔仁尼琴共同设立的“公民勇气奖”的时候，在致辞中向索尔仁尼琴这位“以一人敌一国”的前辈作家致敬。在那个时代，索尔仁尼琴发现，苏联政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放弃自由和尊严，“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但是，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的他仍然相信，“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索尔仁尼琴因为在海外出版《古拉格群岛》而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逮捕。苏共总书记布利兹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在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索尔仁尼琴终于结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实现了二十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而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和苏共统治集团，在三年前就已灰飞烟灭。今天，我也有同样的信念，请让我们彼此共勉。

二零一二年年初，我逃离中国、抵达美国后不久，习近平以储君身份访问美国，我举起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到白宫门口抗议，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只不咬人的老虎吗？》的文章，分析习近平将走向法西斯主义。习近平企图以“中国梦”瞒天过海，然而谁都知道，被中共绑架六十多年的中国，已沦为一个邪恶国度，有一名中国留日学生在脸书上说：“中国二字，如今是一个极度蒙羞和丑陋的名字。它已成了不道德、不讲信用、不文明、不守规矩、贪腐泛滥、冷血残忍、假冒伪劣、暴发户、信息封锁、谎话连篇、毫无保障、没有尊严、践踏人权、移民最多的野蛮国家的代名词。”

习近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许是受到我文章中“老虎”比喻的启发，二零一四年春，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说了这样一段话：“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又是一番掩耳盗铃的谎言，无论是龙，还是老虎、狮子，都是穷凶极恶的、张牙舞爪的猛兽，既不“和平”，又不“可亲”，更不“文明”。龙、老虎和狮子都是“食人动物”，它们怎么会吃草呢？

龙、老虎和狮子的血盆大口都已经张开了。在中国国内，无论是新疆、西藏，还是广东茂名、山东平度，中共的暴政都走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地步；而在国际上，中共积极输出“中国模式”，受害最深的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和台湾。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一步步沦为与中国同质化的“臭港”；台湾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紧箍咒下，也正在不可自拔地走向“香港化”、乃至“中国化”。此时此刻，作为一名逃离中国的流亡作家，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台湾社会发出一番出于肺腑的“警世通言”。

从书的流亡到作者的流亡

我的处女作和成名作《火与冰》，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在上北大中文系念研究生一年级。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是遇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访问中国，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江泽民为了向美国方面示好，命令新闻出版检查稍稍放开，所以有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我的“抽屉文学”钻了这个空子“破土而出”。这本书的出版和走红，被王丹形容为“六四”之后十年，新一代青年再度发出批判的呐喊的标志。

这本书也让我成了被秘密警察常常“关怀”的对象，甚至研究生一毕业就迎来失业——已经与我签署劳动合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就单方面撕毁了合约。然后，此后一年多时间，我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甚至不能领取结婚证——连结婚这一最基本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在中国说几句真话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难怪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没有几个人愿意充当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孩子，人人都在谎言中摸爬滚打，如同柏杨所说的酱缸中的蛆虫。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等友人一起起草一份年度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被北京秘密警察从家中抓走。每一年，美国国务院都会出台一份涵盖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报告，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与之针锋相对，中共当局也会出台一份自我表扬的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我跟刘晓波商议，既然两个政府各自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报告，那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公民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自己独立起草一份报告呢？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秘密警察从线人那里得到资讯，立即同时将我和刘晓波从家中带走，连夜审讯，并强行从我们的电脑中删去诸多第一手材料，使得我们的这个计划流产了。

经过这一事件，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月就发出文件，把我列入一张新的黑名单之中，禁止媒体报道我的消息和转载我的文章。除了我之外，这张名单上还有中共党内民主派元老李锐、经济学家茅于轼、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姚立法、被解聘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法律学者王怡等六人。

从此，我的著述和文章便不能在中国发行，我虽身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隐形的人”，成了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当年，东欧的异议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当局不准他们发表作品，他们只能以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比如去做酒店的洗衣工或者园丁。我比他们幸运，我赶上了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时代，我的文章可以在境外的中文网站发表；而且，在华文世界里，还有香港和台湾这两块没有被中共全盘操控的、仍然拥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地方，我的书从此便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其中有少许被中国游客购买后偷偷带回中国，然后被盗版，摆在地摊上贩卖。

八年以后，中共当局不能忍受我保持一种“在地的流亡者”的状态，对我的骚扰和压迫日渐升级。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长期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被迫携妻儿离开中国。书早已流亡，如今是写书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

到了美国之后，我很享受在美国的生活，我并没有许多流亡者心中的悲情与沮丧。一个拥有百分之伯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度，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半个天堂”。当年，流亡美国的苏俄诗人布罗茨基说过，所谓的祖国，就是“我们那儿因为写诗可能坐牢”，亚洲对他而言并非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亚洲只是“一群奴隶”生活的地方，而他的梦想是——“所有人在棺材里都将一模一样。那就让我们在生前彼此不同吧！”在美国，这样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

监狱里的姚文田：我的编辑与“六四”学子的父亲

在离开中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弗吉尼亚的乡间重新安置书桌，思如泉涌、笔耕不辍，创作量几乎是在国内时的三倍。我在香港和台湾陆续出版了七本书：《刘晓波传》、《河蟹大帝胡锦涛》、《流亡者的书架》（港版名为《解读国民教育》）、《大地上的麦子》、《我听见斧头开花》、《萤火虫的反抗》、《中国教父习近平》等。

当然，出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共或许后悔让我在自由世界纵声高唱，遂决定斩断我的出版渠道。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是我多年合作的好伙伴。他年逾七旬，是一位退休工程师，退休后创办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异议作家的著述。这些书大都不是畅销书，不能让他大富大贵，收入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成正比。姚文田放弃安稳的退休生活而进入“吃力不讨好”的出版行业，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儿子姚勇战当年为“六四”学运领袖。姚勇战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是一名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香港学生，也是唯一的在中国被捕入狱的香港学生。作为“六四”学子的父亲，与自命为“天安门之子”的我，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合作关系，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二零一三年夏秋之间，我与姚文田商议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那时，他正在准备重版我的《火与冰》一书，我们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通一次电邮。突然，从十月初开始，我们失去了联系，姚先生不再回复我的电邮，电话也打不通。月底，我收到了姚太太的来信，告知姚先生在深圳失去了自由，让我另外寻找出版社，并希望我不要对外公布此事。

直到二零一四年二月，才有香港媒体报道姚文田在深圳被捕的消息。当时，姚文田应朋友所托，带一些工业原料到深圳，随即被拘留，十一月被正式逮捕，期间曾两度入院。二零一四年三月，姚文田以「走私一般货物」罪被起诉，三月三十一日此案开庭审理。患有心脏病和哮喘的姚文田老先生，在庭上对检方提出的走私工业原料的数量和货值有异议，下午开庭续审前，突感不适，被送入医院，庭审押后。

起诉书中并未提及姚文田计划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事，但外界普遍相信，他是因为将出版这本高度敏感的书籍而被中共当局借故拘捕，企图藉此阻挠此书的出版，并对其他香港出版社起杀鸡儆猴之效。若是一般走私案件，不会由国保警察接手。律师也透露，姚文田被捕时，大批国保严阵以待，带队的国保头子欣喜若狂地说：“我们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了！”在被提审时，国保的重点并不在他携带的工业原料，而详细盘问每一本书的出版经过。

定居美国的姚勇战在父亲被捕后，两度向习近平发表公开信，要求习近平释放其父。姚勇战在公开信中写道：“习主席，您和我心里都很清楚：我父亲的案件是一个政治案件，而且这直接跟您有关，因为我父亲正准备出版一本有关您的书籍。您掌握了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生杀大权，一本书又能把您怎么样呢？习主席，您自己也经历过父亲遭受政治打击的痛苦。您父亲习仲勋老先生痛定思痛后，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派的棋手，大力倡导宽容，我相信您一定以您父亲的改革派历史为自豪。我和我父亲，以及众多期待中国民主改革的朋友们，本来都渴望您能继承您父亲未竞的事业，把中国带向民主和自由，在历史上留下英雄式的记载，也让习老先生在九泉之下感到宽慰。”然而，对如此情真意切的呼吁，习近平置若罔闻。

尽管迫害姚文田的不是我，而是中共当局；但我心中仍充满负疚与创痛，唯一可以告慰在狱中的姚文田先生的，是尽快推动《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并写作更多批判中共暴政的文章和书籍。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过：“撒谎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经济体制还要糟糕。”中共一天不垮台，揭穿中共的谎言就是我不会放弃的志业。从刘晓波到姚文田，那么多我亲如家人的朋友无辜而失去自由，我更当珍惜光阴，一块一块地抠掉柏林墙里面的砖头。

不自由，毋宁死：“江南”与“白狼”的对峙

姚文田在深圳被捕之后，我在香港继续寻找可以合作的出版社。第二个合作伙伴九江文化出版公司与我正式签约，并完成书稿的后期编辑事务。在即将送入印刷厂之际，其主事人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被迫放弃了该书的出版。然后，我又联系了香港超过十家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都遭婉拒。最后，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先生毅然决定接手此书，为避免在出版前出现意想不到的困扰，我们约定在上市之前严格保密。这样，香港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终于在三月底问世。

台湾版则由前卫出版社出版。前卫方面并不害怕遭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很早就公布了该出版计划。从此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港台两地出版自由已然存在相当的差异：香港是笼罩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只是依靠英国治理时代留下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苦苦支撑；台湾则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在共产党的驱使和国民党的纵容之下，“两岸跨海政商联盟”文攻武卫，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宪政，但台湾的公民社会奋起抗争、寸步不让，目前还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拉锯战。

《中国教父习近平》虽然成功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上市，但这场艰苦的战役并未全部结束。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现了通路的问题：在香港，有中资书店拒绝销售此书，也有非中资的书店因畏惧中共的压力而把这本新书放在读者难以发现的角落里；在台湾，有书店婉拒了出版社借用其场地举行新书发表会的申请，并明确表示是因为“理念”问题。

在我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这“中共独裁者三部曲”的过程中，中共的恐吓从中国国内一直追踪到美国。他们放话说，不要以为你到美国就安全了，美国还发生过江南案件呢。

江南案并没有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历史。江南案的涉案者之一、竹联帮头子张安乐，为躲避台湾的通缉，避居中国多年。他成功赢得中共的信任后，又被派遣到台湾，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执行中共交付的“统一大业”。在“太阳花学运”如火如荼之际，张安乐率领诸多黑帮人士前去“踢馆”，政府治安部门却假装没有看见。“江南”与“白狼”的对峙，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与黑道治国、专制独裁的对立，在另一个时空中继续呈现。习近平、周永康、马英九和张安乐们不能决定擅自决定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与台湾，都面临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历史转折关头。江南、陈文成、郑南榕、林昭、李旺阳、曹顺利为自由和公义而献身的事业，我愿意与千千万万“因真理、得自由”的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

在台湾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扉页，编辑郑清鸿设计了一个一系列的“关键词”渐渐淡去、变得模糊不清的小图标，其中有自由、民主、宪政、刘晓波、天安门母亲、习马会、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字样。这个小图标形象地折射出那些真实的声音如何在中、港、台三地被“消音”的过程。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忠告台湾的朋友们：绝对不能主动将头颅伸到对方的案板上。郑清鸿在《我在出版业，我支持学生》一文中指出：“服贸对台湾出版业的冲击分析很明显：台湾出版业如果不先自我割舌，否则无法进入高度言论箝制的「中国市场」；台湾的印刷业如果被中资掌控，他们可以透过国家补助进行削价竞争，再加上通路一旦被渗透，出版业的消亡乃至质变也是迟早的事。……然而，言论自由、知识体系、文化价值的失丧，是无法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用数据量化评估的。如果再不摘掉服贸的马赛克，台湾的民主、自由、文化、历史乃至于认同，也将同样被扭曲、变形。”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如果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台湾的印刷业，以血汗工厂出产的原料和驱使的奴隶劳工，必能迅速一统天下。这不是自由贸易，这是以劣币逐良币。然后，像《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样的书，即便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也没有印刷厂愿意印刷，那不就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安乐死”吗？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国低头，你当何为？

今天中国龙对世界的危害，比昔日的俄国熊还要大。在冷战时代，苏俄被阻隔在铁幕背后，以举国之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将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全人类的头上；但是，苏俄并未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苏俄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格格不入，苏俄的发展模式仅仅在东欧卫星国集团内复制，而未能危害全球。

如今，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以低人权、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中国模式”，成为谁也离不开的“世界工厂”，成功绑架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民主国家阵营。与纳粹德国和苏俄相比，中国是升级版的极权主义，如同艾滋病病毒一样“见血封喉”。晚近一个世纪以来充当极权主义先锋的美国，却被中国牢牢捆绑住了手脚，一些见利忘义的西方政客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者”，殊不知，这是对其国家利益和普世人权价值的最大背叛。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全世界都在向中国低头，都在接受这套野蛮取代文明、奴役战胜自由的“潜规则”。好莱坞新片《钢铁侠》，在拍摄过程中主动邀请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官员到片场，对影片进行审查。因为该片的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大市场是中国，所以必需对中国察言观色、卑躬屈膝。很难想象，当年美国人会邀请苏俄的类似机构到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那样做几乎就是叛国罪；而在这个年代，人们大都熟视无睹、司空见惯。

《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制片人不得不经常对执导的电影作出改动删减，以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中共对媒体管控的一个部分，中共宣传部对于所有媒体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符合其要求的媒体往往会受到整顿，而这又与整个社会的不透明联系在一起。媒体所表达的只能是允许被表达的，而非真实的情况。澳大利亚《世纪报》评论说：“很快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剧院就要出现在你身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指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严苛并且不可预测”，“如果你不按照审核过的剧本拍，那就等着受罚吧”。

另一个例子是：澳洲知名惊悚小说作家拉金(LA Larking)，年前一本新的英文创作《渴望》(Thirst)，原本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签约，将透过《读者文摘》在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与印度发行，但就在开始印刷前喊停。原来《读者文摘》将这本书的印刷作业交给中国的印刷厂处理，但印刷厂对于这本不会在中国上市的书中的部分字眼有意见，因为书中提及「法轮功」与人民受到「折磨」等敏感字眼，中方希望能换成「宗教信仰」与「煎熬」等较中性的说法。拉金知道后表示不可思议，她说：「如果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能发行作品就好，那我就是背叛了自己，与自己的信仰，同时也背叛了书中的角色以及我的读者」，「而这个修正并非基于文学上的判断，而是来自第三方的强行要求，将会混淆我原本的概念，与书中故事的内容」。最后，拉金选择与《读者文摘》解约，将《渴望》交由其他出版社发行。

澳洲《雪梨先驱晨报》为此访问了《读者文摘》澳洲区总经理贝勒维尔(Walter Beyleveldt )。贝勒维尔否认了有关「思想审查」、「文字狱」等的说法。「我们合作的印刷厂在中国和印度都有，我们都尊重当地的工作方式，但绝对没有所谓的『思想审查』」。但贝勒维尔承认，如果这本书不在中国印刷，而改到香港印刷，整个成本将增加约三万美金。《读者文摘》不愿多支付这笔成本。

这就是如今中国的霸道之处：过去，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发生的若干人权迫害事件，西方尽管批评，但中国仍然我行我素，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现在，中国的做法是，西方必须保持沉默，只有那些不作声的人才是中国的朋友，才能从中国获得利益。对中共而言，每一笔生意，都跟政治有关；每一笔生意，不仅要赚钱，更要有利于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共低头时，我们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坐以待毙？我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我相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宁可失去高额版税也拒绝修改自己作品的拉金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勇敢地出席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并主持诺奖音乐会的好莱坞影后、电影《悲惨世界》的女主角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石化项目的广东茂名的市民，那些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的台湾学生，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和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一脸稚气却成竹在胸的黄之峰，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个世界上有金钱不能收买的东西，邪恶不能像龙卷风一样肆无忌惮地席卷一切。

二零一二年十月，我在纽约领取特雷恩基金会和索尔仁尼琴共同设立的“公民勇气奖”的时候，在致辞中向索尔仁尼琴这位“以一人敌一国”的前辈作家致敬。在那个时代，索尔仁尼琴发现，苏联政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放弃自由和尊严，“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但是，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的他仍然相信，“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索尔仁尼琴因为在海外出版《古拉格群岛》而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逮捕。苏共总书记布利兹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在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索尔仁尼琴终于结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实现了二十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而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和苏共统治集团，在三年前就已灰飞烟灭。今天，我也有同样的信念，请让我们彼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