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度陷于孤立。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灵活，于1992年“南巡”之后重启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力图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以便吸引外资。西方国家也有了台阶可下，各国外资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部势力”的策略是外松内紧。当时中国政府也缺银子，于是采纳“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的事”这一进言，允许外国NGO与中国政府机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各种受官方控制的NGO合作，通过这种形式注册机构或设立办事处，加入扶贫、爱滋、妇女儿童权益等公益性项目。外国NGO对此均感欢欣鼓舞，因为这种合作可使它们在中国拥有合法身份与固定的办公场所，还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与连续性的运作项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相信涓滴效应，认为只要接触，就能产生影响，让中国慢慢与国际接轨。 据官方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10年代中期左右，陆续进入中国的外国NGO约有1000余家。外国NGO每年带入中国的项目资金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前述三类项目。

中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外国NGO的呢？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过一份《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表达了中国当局对NGO的基本认识：

“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 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 覆、窃密的工具。这些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颇大、影响很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依托的阵地，起着思想渗透、组 织策划、集聚力量、聚敛经费的作用，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这份文件中，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的外国人联谊会、留学生会、俱乐部、侨民协会以及境外组织的分会等，统统列在防范之列。迟至2000年才正式受到取缔的法轮功并不知道，就在这一文件中，气功组织已经被定性为“进行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的组织，从那以后，组织力强的气功组织均处在危险边缘。

但是，“境外势力”意在颠覆中共政权这一说法重回公开宣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其时，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将防范颜色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此举得到中共积极回应与支持，从此以后，“境外敌对势力”（也称“国际反华势力”）重回中国政治生活，不少政治犯因接受外媒采访 而被罗织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

官方机构 “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还在继续，但资助在减少，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疑问与攻击日益增多。

*“拿外国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被疑“软政变”*

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指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指责，并非张的发明，可以回溯至2005年5月下旬，其时胡锦涛发布一篇下发至县团级的内部讲话，题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称要阻止、粉碎美国等在中国周围发动颜色革命的颠覆企图，要求严控媒体、加大对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力度，全面清理整顿出版业。

2006年，中国开始了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舆论围剿。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于8月发表“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助长腐败，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当时，中共智囊已“预知”到“网络颠覆”：“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这种‘软政变’提升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可以通过向年轻人发放短讯或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让他们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即“网络颠覆”）。

今年张英杰的讲话，其实与2006年那一轮狠批境外反华势力一脉相承，区别只是将中国社科院锁定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目标，连自家最大的智库也不再信任了。6月中旬，未名网刊登一句话新闻：“海归须知：高校正在清点有境外合作的项目”，说明此轮对“境外势力”的清剿力度很大。

*“境外势力”成为清洗失政的污水桶*

回顾中共政治，会发现中共备有两只清洗自身失政的污水桶。一只是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一次之多，特点是将党内某一阶段的失误归之于某个领导人，以便让中共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其中，前十次路线斗争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最初几任领导人全成了各种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通过路线斗争这只污水桶清洗错误甚至罪恶，中共吹嘘说“一次次证明了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

另一只就是“境外势力”。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如此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残暴统治；文革结束后，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加进“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与干扰。及至改革开放十余年以后，中共政府先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握手言欢，继而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了密切的经济来往，而且还与美国成了“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仅靠党内清洗这一只污水桶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地将“帝国主义”这只污水桶的名称变成“国际反华势力”，几经演变，终于定格成如今的“境外势力”。

有了内部清洗这只污水桶，中共就可以继续宣称，党英明地清除了少数受资产阶级没落思想影响的腐败分子，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不再说95%）是廉洁奉公的，于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均可保持；有了“境外势力”这只污水桶，国内经济恶化、房地产泡沫过大、环境污染等全可以推诿，任何针对党及政府的批评都是境外势力妄图颠覆红色政权的阴谋，……

但全球化的今天，“境外势力”实在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最彻底的办法是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状态。那样，中国老百姓就会认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度陷于孤立。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灵活，于1992年“南巡”之后重启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力图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以便吸引外资。西方国家也有了台阶可下，各国外资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部势力”的策略是外松内紧。当时中国政府也缺银子，于是采纳“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的事”这一进言，允许外国NGO与中国政府机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各种受官方控制的NGO合作，通过这种形式注册机构或设立办事处，加入扶贫、爱滋、妇女儿童权益等公益性项目。外国NGO对此均感欢欣鼓舞，因为这种合作可使它们在中国拥有合法身份与固定的办公场所，还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与连续性的运作项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相信涓滴效应，认为只要接触，就能产生影响，让中国慢慢与国际接轨。 据官方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10年代中期左右，陆续进入中国的外国NGO约有1000余家。外国NGO每年带入中国的项目资金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前述三类项目。

中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外国NGO的呢？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过一份《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表达了中国当局对NGO的基本认识：

“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 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 覆、窃密的工具。这些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颇大、影响很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依托的阵地，起着思想渗透、组 织策划、集聚力量、聚敛经费的作用，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这份文件中，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的外国人联谊会、留学生会、俱乐部、侨民协会以及境外组织的分会等，统统列在防范之列。迟至2000年才正式受到取缔的法轮功并不知道，就在这一文件中，气功组织已经被定性为“进行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的组织，从那以后，组织力强的气功组织均处在危险边缘。

但是，“境外势力”意在颠覆中共政权这一说法重回公开宣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其时，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将防范颜色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此举得到中共积极回应与支持，从此以后，“境外敌对势力”（也称“国际反华势力”）重回中国政治生活，不少政治犯因接受外媒采访 而被罗织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

官方机构 “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还在继续，但资助在减少，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疑问与攻击日益增多。

*“拿外国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被疑“软政变”*

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指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指责，并非张的发明，可以回溯至2005年5月下旬，其时胡锦涛发布一篇下发至县团级的内部讲话，题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称要阻止、粉碎美国等在中国周围发动颜色革命的颠覆企图，要求严控媒体、加大对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力度，全面清理整顿出版业。

2006年，中国开始了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舆论围剿。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于8月发表“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助长腐败，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当时，中共智囊已“预知”到“网络颠覆”：“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这种‘软政变’提升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可以通过向年轻人发放短讯或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让他们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即“网络颠覆”）。

今年张英杰的讲话，其实与2006年那一轮狠批境外反华势力一脉相承，区别只是将中国社科院锁定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目标，连自家最大的智库也不再信任了。6月中旬，未名网刊登一句话新闻：“海归须知：高校正在清点有境外合作的项目”，说明此轮对“境外势力”的清剿力度很大。

*“境外势力”成为清洗失政的污水桶*

回顾中共政治，会发现中共备有两只清洗自身失政的污水桶。一只是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一次之多，特点是将党内某一阶段的失误归之于某个领导人，以便让中共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其中，前十次路线斗争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最初几任领导人全成了各种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通过路线斗争这只污水桶清洗错误甚至罪恶，中共吹嘘说“一次次证明了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

另一只就是“境外势力”。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如此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残暴统治；文革结束后，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加进“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与干扰。及至改革开放十余年以后，中共政府先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握手言欢，继而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了密切的经济来往，而且还与美国成了“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仅靠党内清洗这一只污水桶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地将“帝国主义”这只污水桶的名称变成“国际反华势力”，几经演变，终于定格成如今的“境外势力”。

有了内部清洗这只污水桶，中共就可以继续宣称，党英明地清除了少数受资产阶级没落思想影响的腐败分子，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不再说95%）是廉洁奉公的，于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均可保持；有了“境外势力”这只污水桶，国内经济恶化、房地产泡沫过大、环境污染等全可以推诿，任何针对党及政府的批评都是境外势力妄图颠覆红色政权的阴谋，……

但全球化的今天，“境外势力”实在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最彻底的办法是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状态。那样，中国老百姓就会认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