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话”是乔治？奥威尔影响深远的着作《一九八四》中，虚构的“大洋国”使用的正式语言。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英社（英格兰社会主义）的需要，“不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奥威尔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九八四》这部1949年出版的作品，所描写的大洋国生活图景却如同谶语，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949年建政以来，众多的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例如，人民、革命、万寿无疆等用以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敌人、反革命、自绝於人民等用以批判对手的荒谬、错误和原罪；辩证、一分为二、偏激等被用来教育民众要理性、中立、客观.在“新话”体系中，这些无辜的词语被专制侵染，被改头换面，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新话”语法体系的核心是专制合法性。建政以来，当局利用教育、文化、媒体、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推广它的合法性。在“新话”的语境里，革命、优越、先进构成了合法性的正面，反动、腐朽、落后构成了合法性的反面，既有的各种思想、行为、价值、文化，都要在专制合法性方面接受检验，然后或者被抛弃，或者被改造，最终统一为专制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背书。
历经“反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运动，“新话”的语法体系成为当局统治技术和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专制的合法性向民间灌输的过程；它向民间灌输的过程，也就是极权治理体系铺成网络、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新话”，来得潜移默化，去得恋恋不舍，不仅在当前，而且会在此后很多年，都成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思维模式。
极权塑造思维的野心，不仅是宏伟远大的，而且是持之以恆的。“新话”的一个重要特徵，是它的伪经验和反常识.极权垄断的宣传机器和政治实践，把批量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以及成系统、成规模的伪经验和反常识灌输给大众，实现经验和常识的剥夺.经验思维是内向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常识思维是外向的理性认识和评价.历史的虚无、隐藏、扭曲，以及在压迫下被逼作出的利益选择，使民众的伪经验被固定下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不由自主的日常规范；理论的欺骗式宣传和虚伪的道德表演，使民众的常识退化、匮乏，失去信仰，在大一统的集体主义、饱含民族狂热的爱国主义、实用庸俗的唯物主义陶冶中，成为庞大的体制机器中一颗颗毫无自我表徵的螺丝钉。“新话”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含义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扭曲的应用体验，就是每一个螺丝钉在体制机器中被赋予的各种型号和用途。
“新话”的另一个重要特徵，是它具备强大的自我教育能力。在专制当局长期的经营之下，伪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常识的退化匮乏，使人们一边选择与体制同流合污，一边站在道德高地无所顾忌地指责他人，在充盈的矛盾中自我扭曲。这既是“洗脑”的必然结果，也使民众通过一次次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巩固着这个成果。专制的经济，本身就是洗脑的经济；专制的政治，也就是洗脑的政治。它为了维护专制合法性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为了持续获取专制利益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就是要让个体在被迫选择中自我割裂，成为扭曲的双面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话”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就是民众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
专制使人在变坏的同时变得愚昧。人们对罪恶熟视无睹，在挣扎中苟延残喘，对抗争者不屑一顾。民主社会的建立和自由权利的拥有，固然不需要素质作为前提；但在专制背景下，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抗争的动力和质量。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垄断开始。“新话”的语法体系、灌输渠道有强大的专制机器作为后盾，对它实施解构和“反编译”，需要民间付出长期的和专门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