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已经失踪一年有余，至今才被中纪委宣布“立案调查”，仍然在家法、私刑下接受调查。
法外施刑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其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双规”家法很容易被视为英明，而建立良性、独立的法律系统和监督系统则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官员被“双规”期间不能找律师，而法庭“审判”却以“双规”口供为依据，因此即使是薄熙来在法庭上公然翻供也无济于事。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刑事诉讼准则：对嫌疑人，必须保证他充分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能以家法、私刑进行处置，哪怕是一个罪恶累累、民怨沸腾的人。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臣民为之欢欣鼓舞，但这些所谓“战果”却常常是权谋斗争的副产品，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这只是狗咬狗而已。中国历史上每每“打虎”的背后，都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或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的名义。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
周永康本来已经“安全着陆”，未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被他所竭力维护的体制所惩治。党是对他说过“党不会忘记”，但他忘记“党的传统”：绝不放过政敌，不仅不放过其本人，尚要“株连九族”。习近平清周之举，可谓一箭双雕，既清洗了威胁他的政治势力，又为沸腾的民怨找到了一个泄愤口，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对“适度腐败”的容忍度，以保证红色江山代代传。
当初安德罗波夫“打虎”时，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明君英主”。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信任的克格勃取而代之，恢复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安德罗波夫不仅要求官员“转变作风”，还要求工人整顿劳动纪律，同时增加警察巡逻队和民众纠察小组的规模，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乃至在公园、美容厅、商店、电影院、火车上进行监控，随时可对民众盘查。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并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这些活动比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任何时期进行得更为系统、有效和彻底。
当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打老虎，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及政府中的“保护伞”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民众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而欢呼却成为习惯，于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前些年，薄熙来在“唱红打黑”中，也是像纳粹那样把“打老虎”作为超级动员工具，把“打黑”变成“黑打”，最后，民营企业家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都变成了“老虎”，重庆成为可怕的二次文革的“红都”。
“双规反腐”违反司法程序，其使“反腐”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让官员们陷于恐惧。官员虽然是贪腐受益者，也很可能因为各种权力斗争，而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在极权制度中，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生意人赚钱也必须与权力合谋。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的人权和安全都没有保障；在极权之下，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
周永康为“九常委”之一，可谓权高位重，但仍逃不掉覆灭的下场。剿灭周永康的与其说是习近平，不如说是周永康所效忠、维护的“党制度”，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司法不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周永康领导的政法委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司法是党的刀把子，党需要消灭谁就消灭谁。二是“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与政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三是权力交接靠指定，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你死我活。四是社会整体腐败，将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成为罪孽的帮凶，同时也成为其牺牲品。
周永康是民主化的一个反面启蒙者，他的案子告诫我们，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权力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