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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下午，我去海淀区花园桥一带办公务。因为知道刘晓波家就在附近，于是事先准备了两份2007年的挂历，想顺路去探访，聊表学生对老师的一点不忘之情、弟子之礼。
3点左右，我驱车到了晓波家的楼下。我让车停在院子里等我，然后径直按可视装置，进楼门，上楼。这时，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也在上楼。因晓波家在5楼，拾阶而上，颇需要点时间。
“去哪？”我听见后面的人问。
“看朋友。”我回答。
“几层？”那人问。
“5层。”我一边问，一边奋力爬楼。心想，反正上去就没事了。
“5层几号？”没义务向你汇报，我心说，更加紧了脚步。
到了5层，敲门，晓波开门，进门。坐定后，我问晓波，今儿什么日子，怎么这样“紧”？晓波也莫名其妙。因为还有其他公干，我总共坐了不到一棵烟的工夫，便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下楼，看见走廊楼梯间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夹克，下身着绿裤，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因为上楼时就没抻茬，下楼权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顾自下楼梯、出楼门。
出得楼门，正准备上车走人，见一个人迎面朝我走来，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岁上下，留寸头，牙有缺齿，身材壮实。他盘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说去某某某家，聊了会天，送了份挂历。
“那你过来，需要登记一下。”寸头说。
“可我没有时间。我还得去办事，单位的车子在等我。”我表示为难。
“马上就好，过来吧。”说着，他从后面推着我，让我到前面的传达室。
传达室很小，除了寸头和绿裤子，还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区的保安。寸头坐在桌前，我被“赐坐”于他旁边的、靠墙角的一张椅子上，我身后的沙发上则坐着绿裤子。照例，我被问到姓名、单位、电话及来由。因司机和单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车里等我，我内心焦虑，想“息事宁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头登记完我的身份证，问我要单位电话。“我不是告诉你手机了吗？”
“我需要你单位电话。”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公司是外国公司。而且，电话总机说的是英文，告诉你也没用。”
“你找他（指晓波）干什么来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就来看看，送份挂历，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么？打开看看！”寸头指了指我手里的两个纸袋。
“没什么，是书。”
“打开！”寸头开始行使“权力”。
“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你有权利这样做，但我可以给你看。”说着，把纸袋里的3本书和两张艺术家朋友个展的开幕式请柬拿了出来。
我发现，寸头对什么书、哪里出版完全不理会，只是职业性的翻了翻页，看看里面可有夹带。基本上停留在“军统”查《挺进报》的水准上，我内心觉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会，他出去打电话，让我在屋里等着。我提醒他快一点。“只需要两分钟。”他说。
于是，外面传来寸头在手机通话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的声音——他显然在跟远程控制中心在确认我的身份。我在屋里，生气又好笑。一边跟绿裤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你搞艺术的吧？”绿裤子大约看我的头发长，觉得有“艺术家”气质。
“嗯……”我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事？你们不觉得违法吗？”我发牢骚道。
“哎，没办法，上面的指示，来老刘这的人都得注意点。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问问，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会儿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吗？”我觉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们是跟班的，没办法。”绿裤子头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机的寸头说。
“是么……”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你要让他快点。不就确认下身份吗？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我真的还有事。”我看手表，不耐烦地说。
“马上就好，再等一会儿”绿裤子安慰我说。
这时，我觉得需要给楼上的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出门后发生了什么。尽管方才寸头警告我不要打电话，但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于是，我拨通了手机，晓波说他马上下来。
终于，寸头回来了，依然摆出审问的架势。我质问他：“你说两分钟，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走？”
“马上就好。”他应付道。
见他没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说，这样吧，我先让单位的车先走，我留下来跟你办手续。于是，打手机给等在车里的同事，让他们先走。
看见车驶出院子大门，我开始镇静下来，对寸头说：“刚才我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认为你有权力阻拦、调查我。现在让我们补办一下法律手续吧。请问您是什么人？有身份证明吗？”
寸头听我这样说，顿时显得很兴奋，理直气壮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写着“警察”的小本子，对着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这是法律手续，我们都应该按法律行事。”
“你还是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寸头说。
“凭什么？”我问。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区都要加强治安管理？”寸头说。
“现在是什么重要日子？”我不解。
“现在快要到元旦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样撤了会闲篇，我的情绪已经完全松弛下来。
“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寸头突然说。
“谢谢你让我走。不过，我既然已经把单位车放走，该办的事情横竖耽搁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说，我已经给晓波打了电话，他这就下来。我应该等他来了，有个交代再走。”边说，边出传达室，往大门口方向走。寸头跟着。
说话间，晓波已经下楼，朝我们走过来，劈头质问寸头：“老高，你有什么权力阻拦人家？他怎么了？谁给你的权力？”我这才知道，寸头姓高。
“刘老师，我觉得吧……咱们平时相互配合得不错……”高姓便衣有些尴尬，开始情感攻势。
“你少来这一套！”晓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却义正词严地说着。
我不想让晓波真动气，就劝他息怒。一边对高便衣说：“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执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你是在依法执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样，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权受到了侵犯，我要办的事情被耽误了。我单位的车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须要坐出租车回去。而从这里到我单位，出租费需要50元，原则上这钱你应该支付。你应该向我道歉。”
“好，钱我给你。”说着，做掏口袋拿钱壮。
“钱，不用你出，我说的是原则。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说。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么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共权力的，我权且接受道歉，钱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说着，跟晓波握手话别，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作者为自由作家，现居北京）
(博讯记者：蔡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