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打开电脑，读到曹思源先生的讣告，眼前立刻跳出曹思源的图像：像弥勒佛，胖乎乎，乐呵呵，只是留着头发，戴着眼镜，既饱经沧桑，又天真烂漫，既老谋深算，又胸襟坦荡，很生动，很有感染力。眼前这副图像和当下我心中的悲痛沉重似乎很不协调。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只要想到曹思源，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副图像。
早听说曹思源得了癌症，不过去年见面，只见他还是那副模样，不显病容，甚至也不更显老，依然是谈笑风生，只是在下台阶时，我注意到他的动作非常缓慢，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挪动，这才使我想起他的病，不由得心中一阵隐痛。
我和曹思源相识于1986年。那一年大概是中共建政65年间政治上最宽松的一年。曹思源和吕嘉民、周舵同是于光远的研究生。于光远招收学生不拘一格，他的弟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在那时，“曹破产”的名头还没叫响，不过我们就都知道他在为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大会小会，逢人就讲破产法。固然，破产法的通过并非曹思源一人之功，但是，称曹思源为“曹破产”又绝非夸张。
这是曹思源做事的一大特点：认准了一件事就全力以赴地做下去，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
近些年来，曹思源又成了“曹宪政”。他对宪政问题写了大量文章，出了好几本书，国内海外到处讲。尽管有些人在他之前就开始讲宪政，也有不少人在宪政问题上写了很多文字、发表了很多讲演，其影响不在曹思源之下，但是没人把他们称作“张宪政”、“李宪政”，只有人把曹思源称作“曹宪政”。原因无它，就是曹思源这种独特的做事风格：集中精力就做一件事，执着，坚持。
曹思源的又一美誉是“院外活动家”。这一美誉当然是来自当年他以一介布衣、一介书生的身份，居然成功地推动了破产法的立法。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更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院外活动。曹思源居然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了一条路，这固然和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他极富创意的活动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曹思源为改革人大付出巨大努力。还在八十年代，曹思源就提出过十条修宪意见，并热情地鼓吹推行“人大旁听制度”。“院外活动家”的美誉，可不是浪得虚名。
曹思源另一件重大“院外活动”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后，时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曹思源，征得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同意，草拟了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很快就征集到了57位人大常委们的签名或委托签名，在5月24日下午送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这件事无疑是运用体制内力量，遵循体制内方式，向中共强硬派发出的最有力的反击。可惜功败垂成。6月3日早晨，曹思源被秘密绑架，成为八九民运中被当局迫害的第一批。同时被秘密绑架的还有正在做同样事情的高瑜。其后，曹思源被关进秦城监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
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话筒那边自报家门“我是曹思源”。我异常惊喜，原来他已经到了纽约。我连忙邀他到我家做客，还邀到刘青。阔别多年，又经历了那样一番变故，曹思源还是曹思源。我们一起照了几张相。有一张他抱着我的刚一岁的小女儿。我相信曹思源一定有孩子缘，他那张胖乎乎的笑脸，没有孩子会不喜欢的。
左起：刘青、胡平、曹思源
写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曹思源的图像，那样生动，那样富于感染力。我想，这就叫“活在人们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