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大陆政权正在发展出新的政治运作形态。
相信有许多异见人士已经发觉，他们坚持使用的抗争话语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总结起来，就是话语的存在感急剧削弱，它正在消散当中，好像因为找不到敌人，也因为找不到同声相应，变得可有可无。异见人士的话语终结了，只剩下呢喃自语。
在抗争话语的历程上，至今有过几个关键的阶段性变化：首先是包括启蒙话语在内的抗争话语，在抵抗公权压迫中脱颖而出，变成先进；其次，是启蒙话语掀动改良与革命的话语之争，激荡话语体系获得存在感；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异见话语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的表现，最大的表现在于无法对现实发言。眼下的大陆政权正在发展出新的政治运作形态，它在事实上超越了改良抑或革命之争——因为“改变”这一选项已经被排除，如何改变也就变得不重要——而针对改变的阐释，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失去了标靶。
眼下的政权演进，无外乎是用威权或极权概括之：中立一点的用威权，激烈一点的用极权。问题在于，这种概括本身似乎没有切中要害，或者说，政权演进没有严格按照这两种政治形态去走，这就导致阐释者无法抓住精要，出现了话语总结与现实的脱节。
最近大半年来，当局用意识形态话语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掩饰。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抗议者的注意力，但由此也出现了不合适的分裂：一方面是被意识形态化与牵着走，另一方面是异见话语快速消耗掉其独立性，变得无所事事，因而显得随波逐流。
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当局将自身掩藏了起来，云山雾罩，就好像“中国梦”那样的基调，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也没讲。你可以讽刺它，可以咒骂它，但它没有一定定型，好似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异见话语在澄清这个现实方面，力不从心。
异见人士不能再吃老本了，可能要在一事一议以及普遍的抗争之外，提高对现实的阐释精度。抗争政治本身，在断绝了街头政治的希望之后，异见话语一度帮助抗争着渡过了一段好时光，但现在的形势是再也无法依赖路径惯性，而有必要趟出别的路来。
这条路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话语已经停顿了这么久，它的萎缩是相当严重的，稍有心思的人都可以发现这种尴尬。刘晓波曾说他“没有敌人”，这是在和解的立场所做的宣告——现在的问题是，确实没有敌人，但和解的立场变得无足轻重，立场问题也就变得迷茫又紧迫。
抗争话语的无效，值得研究；同时，当局的政治变迁可能更值得仔细阐发——这种阐发不该仅仅依据现成的政治概念去做生硬的套用，仍需要依据政治哲学的逻辑，加以精当的、符合现实图景的发掘。“现实”被创造出来，又被无视，这是话语抗争者要解决的。
因此，一个大的问题框架不是怎么去定性当政者，而是怎样重新阐释抗争着自己。政治反对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政治反对的话语是否还有可能在行动中得到新的发现，都需要求解的。在此之前，首先令人担忧的，不止是当权者的迫害，而是抗争者的自发性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