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30年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苏联的经济模式蜕变而来。历史地看，苏联模式和中国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模式，显然是失败的。而在为什么失败这一点上，中国的理论界从来没有共识。
某些学者从外部寻找原因，认为东欧、苏联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破产和由此导致的国家破产，是冷战围剿的结果。自由派则从制度本身的结构上寻找经济失败的原因。这两种思维，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看不清中国半资本主义的本质，都没有找到中国目前问题的症结，更提不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半资本主义跟中国前30年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有本质的差别，也跟传统资本主义和凯恩斯模式资本主义不同。只有认清半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制的实质，才能找到从这种体制中突破的关隘。
学者尚德塞看到了借鉴苏联模式对中国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苏联首创的党国制，国家垄断资本计划经济，在非均衡发展状况下建立强大国家，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武力军备思想文化输出扩张，与资本主义全球对峙，如果它的崩溃是国有制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那么，当今中国党国制，转向近似混合经济基础的集权政体，沿循东亚模式取得的成功，到底能维持其时代不变万世永存吗？”
政治学者杨继绳认为，“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由于只搞经改，不搞政改，所造就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被权力扭曲了的市场经济，权力本身也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体系，是没有经过改革的权力体系，即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 半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半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的法律和契约，没有完全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与之配合的宗教信仰。
“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更凸显法制的重要。资本家或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发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所存积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继续展开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论述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与这种生产方式配合的法律制度。成功的资本主义必须与国家一体。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还要有资本主义的对财产私有的法律保证。否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会被这种生产方式不协调的法律制度所摧毁。
中国的半资本主义，目前就处在这种经济生产方式与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兼容、不协调的矛盾甚至冲突状态。只看到国家资本占主导的半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而看不到这种经济制度的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是目前理论界普遍的短视病。尽早认识经济和社会政策会引起危机性的后果，或能及早提出对策，防止政策向危机发展。
中国大陆的主流理论界至今仍看不到半资本主义的潜在的危机，而只看到眼前它带来的经济表面的繁荣。因为看不清中国发展背后和社会经济乱像的真正原因，面对海内外对大陆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论，官方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作为一种回应。所谓的“三个自信”恰恰是因为没有认识中国经济现实的不确定性，没有看清中国半资本主义的本质，对这种经济制度的走向缺乏正确认识而盲目自信。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们，并没有弄清楚中国当下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因和潜在的隐患。中国主流学界的理论研究，远远地被现实抛在了后面，造成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当下真实的现实。主流学界依然穿着过时的理论“马甲”，用它们指导现实、解释现实，进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理论、政策和发展误区。在错误概念、陈旧理论的陷阱和迷思的徘徊过程中，不仅无法为一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发展找到出路，反而还可能陷入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弯路，也可能踏上覆灭国家的危途。
目前中国的发展，从宏观的层面来讲，缺少总体的设计蓝图。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是一个既没有蓝图也没有坚实基础的大工程。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决定于大多数人的特性或行为。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少数人定下事情的步骤和路线。在发展最快、最成功的国家中，都由少数富于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个人跑在前头，创造机会给模仿者跟进，因而使大多数人的生产力提高。” （《选择之自由》）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看清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根源。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如此看来，要使国家走上永续发展的道路，必须是一条“通过人民，为了人民”的道路；必须是一套人人平等、吸引民众广泛参与的制度，民众的参与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走向更平等；国家发展的目的，不是国家更加强大而是人民更加富裕；国家强大必须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
目前的半资本主义经济状态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而不能自由迁徙、不能在城市自由落户，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半资本主义经济采用的是传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的方式，利用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对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进行超经济剥削；造成劳动者和资本以及权力拥有者之间的严重贫富分化。对劳动者的忽视，对人的自由迁徙权利的限制，是由政府主导的半资本主义的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
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既依赖其经济制度也依赖适应其政治制度。从目前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乱像来分析，当下的分配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半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的需要。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不匹配，将造成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目前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体制内外的一种共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公开承认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一文提出，“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这可以说是一篇当代的《盛世危言》。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认识到，中国摆脱“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的出路在哪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于人权的彻底解放。
最本质和最根本的人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目前所谓社会财产的“公有制”，实则是少数权贵财产拥有制或者称为“寡头财产拥有制”。少数人打着“公有制”的旗号，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行使对社会财富的没有限制的私人拥有权和使用权。这种少数人以公有制之名行私人占有之实的权贵财产拥有制是阻碍多数人的权利解放的最大障碍。茅庐放翁认为“公有制的社会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一点也没有分配权和使用权。权力统一掌握在政党领袖的手中。公有制彻底剥夺了人民赖以自立的所有资源。人民想要生存，只能乞求于掌管公有资产的寡头的恩赐，从此人民彻底地沦为权力的奴隶。”（《公有制寡头》）
一小部分人的财产拥有制以对多数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为前提。正如茅庐放翁所说，“公有制的社会里，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上学就业，职务升迁，福利分配，以致于生产活动，居住迁徙，社会交往，思想意识，人生中的种种要素，都需经政权核准。公有制也因此恰恰是非常彻底的寡头私有制。彻底的公有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最恶劣的私有制。公有制彻底的剥夺了个人所有的自由。只有垄断公有资源的寡头，才活得自由自在。他可以无法无天，能随意挥霍国家的财富，随意决人生死，规定人民的生活方式，强迫人民的思想信仰，变全民为他的奴隶。”
一个社会，只要一部分人的富裕建立在对另外一部分的平等的剥夺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永续的富裕。美国今天的繁荣富强，无疑是建立在对黑奴的人权解放基础上。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总统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上，“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就是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我们给别人以自由和维护自身自由，两者同样是崇高的事业。”1863年1月1日，林肯发布奴隶《最后解放宣言》，打开了美国人的权利彻底解放的通道。虽然这条道路在100年后才彻底打通，然而，从林肯开始，美国真正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
中国未来的出路，应该效仿林肯从彻底解放人的权利开始。彻底解放人的权利，而又是从人的财产权的彻底解放开始。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提出，改革方案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应该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当然，土地改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点。农村土地流失的问题很严重，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农民的权利被践踏。这是改革的基础。在任何国家的当代发展中，农业都是基础。” 这是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捷径。
一旦如此，就可以一夜之间在中国的农村产生新的土地所有者。1862年5月，在南北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林肯签署了《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根据这一法案，土地无偿地给予想开垦处女地的任何人。任何美国公民，只要交10美元的登记费，并在那块土地上连续居住5年，就可以获得地权证明书，成为160英亩土地的合法所有者；用这种方法，扩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美国的经济发展，依赖南北战争期间的《宅地法案》土地私有制全面扩大打下的基础，才获得蓬勃发展。列宁在评价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在自由农变为农场主的条件下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
把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做法进一步延伸，就是把城市的房屋产权明确归属给房产所有者。贫富两极分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快速通道，就是在中国出现大量的“有产阶级”。目前，中国除了少数私人企业主是有产阶级以外，全国90%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中国30年的土地资本化和房地产开发，已经为中国制造出了大量的“准有产阶级”。中国只要立法让城市房产拥有者获得永久的产权，那么这些名义上的“准有产阶级”就一夜之间成“有产阶级”了。
在农村和城市，一旦同步实行全民土地私有制和房产私有制，就瓦解了少数权贵的“寡头财产所有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未来中国发展必须建立在以农村土地和城市房产私人所有基础上，人权利解放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不通过彻底的人权解放，试图在严重社会矛盾的经济政策、户籍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做有限的修补都是没有出路的。
（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半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未来》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