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看到这张照片，女儿问我这些人是谁？我说：“这是七个小矮人。” 女儿很生气，说我骗她：“七个小矮人很可爱的，这些人这么难看，一点都不可爱！”（来源：网络）
在香港“占中”期间，中共喉舌媒体统一拿“颜色革命”抹黑反对假普选的香港人，说“争取真普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大陆搞颜色革命，由此引发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与军方政治工作者的“颜色论战”，有网民用一幅对联为这场论战做了总结：上联为“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为“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为“颜色革命”。从此，喉舌媒体在颜色革命这个话题上休息了很长时间，但突然的是，201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以“颜色革命为何行不通”为通栏标题，发表了五篇“红色专家”的文章。笔者认真学习后认为，这些文章老调重弹，毫无新意，与所有拿颜色革命说事的人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在没有回答中国现在是什么颜色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空谈颜色革命，使“颜色革命行不通”的论点得不到论据支撑，也使“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条件下成为荒唐和庸俗的伪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在人民日报专版的《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一文中说：“这些国家（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颜色革命”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这无疑在说西方要改变中国的颜色，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颜色？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能说明颜色革命到底是西方的“战略”，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外部因素”重要，还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
过去的中国是红色的，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和“红色江山代代传”、“红卫兵”、“红小兵”、“红二代”之说。中国最值钱的邮票是1968年发行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发行后发现台湾和港澳还没有红，是“错票”。现在的中国是什么颜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是有共识的：除了意识形态是红色的以外，只有在五星红旗和小学生的脖子上能找到红色，而且小学生放学后一出校门就会把红领巾摘下塞进书包里。唱红歌的薄熙来，在妻子薄谷开来杀人之前就已经“因红获罪”而受到网民的审判，连自己的亲信王立军都背叛了他。红色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与他人轮奸陪酒女后，网民狂欢齐喊杀，不给李双江“平事”的机会，他自己很委屈：“我为大家唱了四十几年的歌，为大家奉献了这么多的经典歌曲，为什么大家还要一直揪着我不放呢？”在地方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中，谁也不敢唱红歌，唱了就会被淘汰，韦唯在毛泽东家乡湖南电视台的“我是歌手”比赛中，唱了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现场观众投票时不买她的账，让她哭着回家了。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每个中国人眼里的中国都缺少红色。
一、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蓝色的中国
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蓝色代表资本主义，但“为什么”的答案是不同的：因为资本的输出和掠夺，殖民地的建立，都离不开海洋；因为在西方的文化和宗教中蓝色象征和平，红色象征流血战争；因为欧盟和北约的标志都是蓝色的，法国和美国的国旗上都有分别象征自由和正义的蓝色；因为民主制度像蓝天一样是透明的,像空气一样使任何人都能触碰到……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红色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颜色是两张皮。还没等到国外“敌对势力”下手，中共自己进行了“蓝色革命”，但它吸收的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和抛弃的垃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中国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对国民掠夺是超级盗贼，国企是最大的私，国有企业代表什么？用吴敬琏的话，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中央巡视组针对央企的专项巡视中，所使用的“新词”完全印证了周孝正和吴敬琏的观点。巡视组在评价中国海油时指出，选人用人“近亲繁殖”，一些领导人员及亲友“有的开办私人公司，依托中国海运经营同类业务，面上干工作，底下揽私活，吃里扒外”；在评价国机集团时指出，有些企业存在“亲亲疏疏”问题；在评价中国移动时指出，“少数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在评价中国电信时指出，“少数企业领导人内外勾结蚕食国有资产”。
资本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主义无节制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民主政治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阻止或减少货币化对农工利益和社会道德的冲击。政府或者其它社会组织的居中调解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周期性的民主选举，能够促使政府及时地调整政策，从而确保资本主义不会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本主义”。中国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力助手和资本的垄断者，而在保护社会方面毫无建树，造成所有社会突出矛盾都成为“永远在路上”。其根本原因在于，集权本身是一种权力的垄断，而垄断是社会腐败、不公的根本。中共也想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来阻止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因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所有改革都会异化变形，变成掠夺式的改革。
二、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灰色的中国
灰色是介于黑和白之间的颜色，专指是与非之间的地带，是沦陷的色彩、殖民地的色彩、“敌占区”的色彩。
“塌方式腐败”（中纪委语）绝对不是山西吕梁市的专利，而是“沦陷之中国”的缩影。山西退休干部杜红亮说吕梁“在有些人眼中好像成了‘敌占区’”，在960万平方公里上，还有多少领土不是“敌占区”？
2001年，阜阳市沦陷了！全市800多名干部牵涉市长肖作新、市委书记王怀忠（落马时为副省长）受贿案，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但这些受牵连的人都没有受到处分，阜阳市委的理由是“如果把这些干部都处分了，阜阳市的干部队伍就会发生断层”。
2003年，绥化市沦陷了！在全市303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中，有265名牵涉马德卖官案，如果依法追究，当地就会“亡党”，最后市纪委决定，对行贿10万元以下的不予追究。
2009年，茂名市沦陷了！市委书记罗荫国受贿案牵涉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最后以50万元作为“腐败底线”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这仅仅是一个萝卜带出的泥，在十年间三任市委书记落马，还有几个官员是干净的？
2012年，巨野县沦陷了！县委书记刘贞坚受贿案涉及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 。
2014年，普洱市沦陷了！4月28日市委书记沈培平（后升任副省长）在旧城改造领导小组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做重要讲话：“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因为臣民的“父母官”都是“大佐书记”和“日本遗孤书记”，即使臣民在自己家房顶上插上五星红旗，自己站在五星红旗下，身边放着汽油桶，也挡不住“鬼子”隆隆前进的推土机。
201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沦陷了！7月9日，央视的“新闻调查”披露。作为国家唯一的外汇监控部门，中国银行监守自盗，私自设立“优汇通”业务，帮助贪官污吏造假洗黑钱，与移民中介及地下钱庄抢生意，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下钱庄。面对暗访记者，中国银行的一名员工表示：“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他称，别管您的钱有多黑，多见不得光，银行都有办法给你洗白，并且安全的弄到国外。国有企业早已经看出“通奸党”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才敢冒险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成为窃国大盗，成为卖国贼，成为中国人真正的“敌对势力”。
2015年，庆安县沦陷了！农民徐纯合在火车站被警察当场击毙后，庆安县网民晒出的县领导系列“先进事迹”，让人不得不相信日本鬼子并没有离开庆安。6月9日，“敌占区”庆安又传出“半殖民地消息”：县纪委干部范家栋遭遇一群蒙面人围殴致重伤后死亡，范家栋生前多次进京上访举报县领导的腐败问题。警方破案后证实，谋杀行动系“与庆安县官方关系甚秘的一家房产公司策划”。
一群“美国（包括盟国）孩子的家长”，一群“准美国鬼子”的铁蹄踏遍中国，正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而很多人民包括官员把死亡作为梦想，官员“蹦极”自杀形成潮流，青少年“炭烧”自杀成为时髦，妇女自杀率是世界上唯一超过男性的国家，儿童自杀率世界第一，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中国人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喝农药自杀，其中一名儿童在遗书中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
三、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黑色的中国
中国的社会生活早已经“西西里化”，公务员在政府机关见到“一把手”领导时，不再称呼“王书记”、“李市长”，都称呼“老大”。就连小学生都称呼班长为“老大”。今天的中国，再现了20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景象：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这是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起码社会信任的极度缺乏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组织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黑金政治和畸形政商联盟，是最适合黑社会生长的土壤和生态。政府的权力过大，对资源的垄断太多，私营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必然要跟政府官员紧密结合成一种特殊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变成了权力经济，私营企业要利用权力垄断市场、获得项目、压低土地成本、收购廉价的国有资产，权力带来的不公平必然引起竞争对手、失地农民、动迁户、国企改制下岗工人的反抗，如果不靠打打杀杀去为权力开道，就会把收买权力的成本也搭进去。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黑老大”，随着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越需要营造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通过“投资”慈善，贿赂官员，购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身份，为自己披上一件政治上的安全外衣。从而，会有更大的政治人物充当其“保护伞”。
另一方面是政府需要黑社会。四川省政协常委、黑社会老大刘汉的发迹史，是一部私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大戏，这出戏在过去20年具有相当典型性。其后更大的背景，是政府主导下的GDP大跃进。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发展，需要黑社会来将土地等资源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李春城、周永康等官员所掌控的权力，也得到了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可以看到，黑社会从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好处，不仅是优质的土地资源，还有权力所提供的各种保护。这种保护既为了明面上的政绩，也为了暗地里的利益收割。官员对黑社会的纵容和勾结，是“发展经济”这一堂皇理由下生长出的“恶之花”。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中如鱼得水的官员，既利用企业家，也被企业家利用，在深度合谋下，实现了“共赢”。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中国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所谓的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这就使政府的裁判和官方协会的调解没有任何公信力。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只能依靠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当打手；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嫉妒黑社会老大成为“第二组织部长”，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提款机”；作为公安警察，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中国各级“两会”里的黑社会是怎样当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辽宁黑老大刘涌的沈阳市人大代表资格，是他在取保候审期间给候选人推荐者“每人10万元”买的，为他以人大代表为资本进行作恶提供保护的人有副市长马向东，“干爹”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干妈”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姘头”政协副主席焦玫瑰。在网上搜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黑社会”，有关湖南省的条目最多，其中比较显眼的有“湖南省人大代表李湘铭领导黑社会组织一审获刑20年”、“全国人大代表刘爱平涉黑背后的权力腐败”、“衡阳特大涉黑案团伙成员周跃飞和周跃鹏分别是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桃源县政协委员组建黑恶团伙敛财200万”、“政协常委姚志宏蜕变成邵阳市黑老大”、“长沙市人大代表陈永忠派黑社会砍杀讨薪农民”、“邵阳市人大代表勾结黑社会强拆”、“人大代表陈建武命黑社会绑架上访人员”……黑老大是怎样当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河南省衡阳的“亿元贿选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衡阳的76名代表中，56人是经贿买选票当选，贿金总额达1.1亿元人民币，人均196万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贿金，平均每人收了19万人民币。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只有7人没有受贿，人大代表受贿率高达98.67%。中共说人民代表是由人民选出来的，难道人民是自虐狂，选黑社会欺压自己？
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的职务“买卖化”和“寻租化”后，黑白两道就会合流，人民就会遭殃。在刘汉团伙一系列命案中，只有一名凶手被轻判四年，其他凶手全部逍遥法外。一些受害人避走他乡，数年不敢回家。不完全统计显示，先后有百余名群众被该组织侵害，而举报、控告者仅寥寥数人。很多受害人家属明知刘汉兄弟就是凶手，却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直说“刘家”，只能用“那家”来代指。全国人大代表“太子辉”组织人民卖淫超过十万次以上，还代表人民对自家酒店新来的“失足妇女”进行“试钟”。
黑色的中国，连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都是黑的，喉舌媒体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吃“封口费”，只为皇帝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已经堕落为社会黑暗势力的一个卑鄙无耻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正义，另一方面又在传播着真正的黑暗。
黑色的中国，连白天都是黑的。雾霾在蚕食着人民的生命，“穹顶之下”的城市人有时忘记天上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搞不清楚“来自星星的你”到底来自何方。
黑色的中国，连人心都是黑的。官员吃绿色食品，平民吃三聚氰胺、敌敌畏蔬菜、镉大米、地沟油、工业盐、致癌成分比砒霜大68倍的花生油、四十年的“僵尸肉”……中共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一个人吃人的“互害时代”。
四、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黄色的中国
在中国，最兴隆的买卖是卖壮阳药和治性病。虽然没有红灯区，但公园和公路的绿化带里都是“10元店”。手机“摇一摇”，就会摇来一群“失足妇女”。“求包养”的广告贴到了路灯杆子上、公交站台上、公路斑马线上，真是铺天盖地。
有“失足妇女”，就有失足官员。费孝正说：“95%的腐败干部都包二奶,哪5%呢?女干部!”被查处的女干部，也基本通奸。“通奸党”的官员们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建设“性高潮”，创造了人类淫乱史上的奇迹。
——数量奇迹。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情妇之间包括姐妹、母女,其数量与原县级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堪称“双雄”。
——素质奇迹。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女大学生17人。
——珍藏奇迹。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写性爱日记95本，收藏女人阴毛标本236份。
——年龄奇迹。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18岁。
——管理奇迹。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情人，实行“首席情人”制度，分类管理，科学有效使用77名情人。
——团结奇迹。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
——保密奇迹。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而且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当邓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收受贿赂批捕后，他妻子还“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女儿也说：“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文学奇迹。湖北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同107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有情妇，有小蜜，有三陪女，连同夫人，共108人，组成水泊梁山，续写了《水浒传》……
“通奸党”天天扫黄打非，老百姓想在电视剧中看看范冰冰的半拉乳房，他们都给遮挡上，而他们自己“只许高官玩奶,不许百姓看胸”，想怎么黄就怎么黄，黄得不能再黄。中共官场淫乱洪流直接冲垮社会道德底线、伦理底线和人性底线。他们兔子不如，专“吃窝边草”，吃嫩草吃到小学生身上，玩幼女不算强奸算“嫖宿”，并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年益寿和带来升官发财的好运气；他们戴避孕套强奸女教师不算强奸，只算“尊师重教”；他们把情妇作为行贿礼品，共享情妇，建设了“同一个情妇身上犁过荒，同一个女人肚子开过光”的和谐社会；他们带着妻子和二奶跨省去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派对，甚至把小三带到家里做爱，让“第一夫人”在现场观战……民间达人为“通奸党”写了一首歌，是一首根据《长江之歌》改编的《二奶之歌》：你从床上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官员奔去，轻轻解下裤带；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一群贪官；你那汹涌的波涛，淹没了权贵的脑袋；我们赞美你二奶，掀起你的被窝，满床都是腐败；你是难得的人才，你用青春的肚皮，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你二奶，你的举报，关乎反腐的成败！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员保尔•柯察金是钢铁制成的人，而“通奸党”官员是“权力春药”制成的人，他们的血管里没有一滴道德的血液，其荷尔蒙的含量100%，使他们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贵州省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玩出艾滋病仍然坚持战斗，周永康70岁了还能玩“双飞”，“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
民以吏为师，民间笑贫不笑娼，成就一个“世界妓女大国”，其黄色浓度堪比沉沦的文明古国巴比伦。2015年6月26日，浙江省苍南警方成功摧毁一发卡招嫖组织卖淫团伙，其中一名“失足女”黄某每次从事卖淫活动竟然是由其丈夫开车接送，且现在黄某正在哺乳期，每次从事卖淫活动都将刚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一个人丢在家中。这样的新闻在中国根本就不是新闻，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五、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白色的中国
“白色恐怖”是当年毛泽东批评国民党用的词，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也叫“白区”。中共夺得政权后，它比国民党还“白”，白到什么程度？三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让中国的“地富反坏右”领教了，几千万人死于“白色恐怖”。改革开放后，随着互联网、手机和自媒体的普及，白色恐怖被稀释，人们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可以背后骂毛泽东，讲政治段子，在体制内也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台上讲谎话，台下讲真话。但好景不长，自习近平登基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恐怖到“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玉胜语）；恐怖到把纳税人的饭说成党的饭，谁砸共产党的锅，就砸谁的饭碗；恐怖到把人民喜欢的律师都被关进笼子里。就像美国社会学家帕特・莫尼汉说的那样：“如果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看到那里的报纸上全是好消息，我可以打赌，这个国家的好人都在监狱里。”
更恐怖的是：“你跟它讲法律,它跟你讲政治；你跟它讲政治,它跟你讲国情；你跟它讲国情,它跟你耍流氓；你跟它耍流氓,它跟你讲法律。”他讲的法律都是把宪法变成“第二十一条军规”的法律，旧刑法中的“流氓罪”改成“寻衅滋事罪”后，这个罪就成为一个“口袋罪”，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先把人以“口袋罪”抓起来，然后再慢慢调查、找更合适的“罪名”，反正《刑法》有422个罪名，一条条查下去足够把人关在看守所里几百年。
中共把“三个自信”挂在嘴上，但它自己也恐惧。毕福剑骂了一句毛泽东，就被砸了饭碗；许志永仅要求给中国人一个公民身份，就被关进监狱。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一文中写道：“如果警察可以因为公民说了什么话就随便抓人，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胳膊管脑袋”的危险国家，任何人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基本保障。”
六、“五彩中国”组成“中国特色”
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以上五种颜色。在这个特色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发现，中国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他在与军方政治工作者的论战中断言，颜色革命在中国不仅已经发生，还已经进入骨髓，已经非常严重，那就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
哪一种单一颜色能代表中国，连邓小平都没有搞清楚，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后来，江泽民也承认：“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的政党，却要吸取苏联及东欧的教训防止颜色革命，并把颜色革命的危害说得无比深重，说那个东西是外国敌对势力搞的，你以为人家本国人民全部脑残吗？你说颜色革命给人家带来了“难以吞咽之苦果、难以承受之痛苦”，可是，在俄罗斯和东欧人民享受全民医疗时，你中国还有人在家里用钢锯为自己做截肢手术，还有人在家里为自己做剖腹手术，还有留守儿童集体冻死在垃圾箱里，集体在家里自杀。你说的那些“苦果”和“痛苦”，除了战乱以外，“新中国”的人基本都吞咽过了和正在吞咽着。
在中共94岁生日时，清华大学教授（外教）、《中国模式》作者贝淡宁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中共应该“正名”》，他说：“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中共应当保持名称不变的观念是令人困惑的。就连党员都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大多数学生厌恶马列主义必修课。一个政党代表某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观点，本身就带有负面意味。”他建议中共改名为“中国精英联盟”。其实，这位洋教授很遵守“政治纪律”，很给中共面子，但他多此一举，中国人自己早已经准备了一大堆名字——“中国通奸党”、“中国特殊利益维持会”、“中国贪官俱乐部”……这些名字贴切但不好听，既贴切又好听的名字应该是“中国五彩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