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神棍以外，严肃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来不会预言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枪该如何打响。
反革命罪名从刑法中取消后，并没有真正的消除掉对于反革命行动的惩罚。当然，这样的反革命是基于当前政权是革命的而来的。当前政权不再承认自己是革命的之后，无形中就成爲了被革命的对象。于是，反对革命的理论，铺天盖地的又来了。
目前最主流的反革命理论，大抵还是延续着共产革命的一切定义。马克思将革命定义爲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爲。如果把马克思的学术，更加进一步的往前推进，这个定义爲社会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忽略掉阶级划分这样一个比较古旧的概念，将社会视爲一个又一个的板块来看，这些板块被一些决定性的社会规则所规范。在一种社会规则之下，社会板块决定了个体的流动，获取资源的能力，资源积累的增多与减少，从而渐渐的形成相对稳定的板块结构。而如果一种社会规则过于限制社会中资源的变化，也就束缚了个人的发展，从而固化了社会板块。这样的规则，等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如果社会板块不仅被高度固化，而且板块间的生活差异很大，尤其是弱势羣体长期处于被过度剥夺的状态，那这样的板块就存在严重的正义问题。这些问题，将刺激对社会规则的反思与批判。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如果仅仅是对社会规则的微调，一般视爲改良或者改革。而如果出现更加激进的变动，直至全面改写社会规则，改变社会板块结构，那么就被视爲一种革命。至于这种革命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产生，如果仅仅对过去历史中所发生的案例进行总结，从来无法预言到未来的无穷可能。农业文明时代的革命大抵是冷兵器的暴力决定改变，而工业革命用蒸汽机的出现摧毁了农业文明，信息革命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摧毁了传统知识阶层对于知识的垄断。如今地位急剧下降的知识分子，与人心惶惶的传统媒体，正是这一轮革命中丧失资源的羣体。
如果知识分子仅仅看懂了已经发生过的革命，可以就此问题深入研究而展开更精彩的描述，但任何试图描述未来的细节，只能是一种反科学的徒劳。迄今爲止，除了神棍以外，严肃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来不会预言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枪该如何打响，甚至评估不了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烈度。严肃的学者不是巫师，而是严谨的建立有适用性的模型。
如果一定要具体到中国，告别简单的口号式的宣扬反革命论调，只需要回答中国社会的分配规则与板块结构是否健康，是需要小变还是大变。如果需要大变，在尖锐的矛盾之下，必然要遭遇剧烈的板块碰撞、破碎与重组，社会利益结构的剧烈调整，也必须付出剧烈的代价。但这个剧烈的感知是很难具体衡量的，所谓的剧烈，不过是承担者的表达力更强，承受的变化更可见。一夜之间被社会抛弃的下岗工人总人数超过两千万，两倍于当前公务员岗位的总数，但后者的精简却基本无法展开，反而越来越多，继续反向对纳税人敲骨吸髓。这些悄然发生的社会板块变动之痛，无任何理由认爲比一次街头暴动中的流血更爲轻微，如果还能将智力诚实的话。
反革命的话语，基本不在逻辑上去做推敲与思考，而是构建出一个巫术传说吓人，革命就是共产杀人革命，革命就要有人有枪有钱，革命了也不一定有好结果，革命肯定搞不成，弄不好中国还更坏了。如果用学术来解读，这个巫师准备精确预言某种特定革命的形式与结果。如果能对人类运行规律有如此精准的把握而做出这样肯定的预言，此人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更该是一个股神与情圣，不是上帝就是先知。
而如果学术的来考虑实操问题，革命还是反革命，无外乎对于社会规则与社会板块的认同程度，也就是个屁股问题——当前的社会究竟需要保持微调，还是积极的去承受一次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