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他一个人独特姿势“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全体中国人不久以后却为此而付出了彻底跪拜下去的代价。57年以后，作为个人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在这期间达到得登峰造极的阶段当以毛泽东为排除异己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为划时代的标志性符号。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也产生了 “党文化”的一个近亲——“文革思维”。据文革史论专家刘国凯指出，文革的发展中既有共产党的成份，也有人民的成份。我的理解是，文革的罪过，既有毛泽东的因素，也有人民大众的因素。显然，党文化的强加于人自然首当其冲属于毛泽东的“功劳”，但全体国民的盲目跟从和灵魂附体般的愚忠无疑也在无形声中构成了强大的助推力，而作为人民的我们其中任一份子，都有浸染其间而难辞其咎的原罪。

一、党文化取代了我们所有的人文文化

文化其实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文化程度”如文凭、学历等，而是指一种社会环境下潜移默化的氛围。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乃是其文化发展史。人文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虽然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如当初强大无比的“奥匈帝国”再加上“蒙古王国”即大抵如此。

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极小的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感受着社会氛围的熏染、润物细无声一般的变异。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能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力量与其说是地域和人种的关系，还不如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古老的文明、传统的文化。那种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观源远流长地滋养着华厦一代代中华儿女。中国人同敬苍茫的天地，同祭共同的祖先，同用一样的文字，同习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等，但在毛时代直到疯狂的文革时代，这些象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财富和道德地位的经典及其重要的价值观都在一夜之间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批倒批臭、讥笑嘲讽的对象。经常听老人说起五十年代时，到处还有路不拾遗的良好风尚，但现在，别说路不拾遗，就是走在城市的街上，谁都不能不时刻担心被人抢包抢钱横刀相向。

文革前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毛为首的中共斗争文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套党文化系统窒息着所有健康的、人性的人文空间，完全就是一言堂文化、暴力文化、仇恨文化、谎言文化。这种文化直到现在依然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俨然取代了国家文化和社会文化。它是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加谎言、专制加仇恨的变异文化。以共产党这种价值观为基础来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均属党文化之列。

在这种党文化的熏染下，周围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情愿认同当局灌输的道理：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大家我们已经生活得不错，没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不也一样能过得好吗？党文化还利用无神论的灌输来强迫人们自觉放弃信仰、放弃精神的追求。在古代社会中，担任人格精神偶像的是圣人，而在现代中国，则由拜物教和马列教共同担任。我们的“国家”为了达到用马列教精神麻痹人民的目的，而不惜用国家暴力专政机器来强迫所有人放弃信仰。现在除基督教、天主教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以外，其他宗教信仰一概列为禁止之列。党文化的阴影使得中国大陆民众变得蒙昧、恐惧和冷漠。

在党文化一统天下的现状下，我们祖先留下的许多优良传统文化，现在都随着经济拜物教的驱使而离我们无限遥远，甚至新生代的人们已经不大崇尚我们祖辈曾经留传下来的那些传统美德和孔圣贤哲。充斥于我们视觉和听觉器官的几乎都是党文化的宣传、煽动和无微不至的洗脑。

二、党文化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党文化是一种病症，是一种浸染到整个社会的病症。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党文化的遗毒至今仍然浸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融化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如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这就是文革式的党文化遗留；对一个人的评价结果采取全盘抹黑、批倒批臭，这也是文革式的党文化斗争思维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意识体现。虽然今天的思想或“精神控制”离毛泽东时代似乎虽已渐行渐远，但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党文化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下，所以仍然成为现时沉默的大多数的集体思维模式，也成为大众思想的一部份，这种文化现象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将长久地影响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思维习惯和处世态度。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理念，无时无刻仍然被这个党文化的思想熏陶下所左右，无时不刻都在被党文化制造的各种谎言和恐惧感包围着、混沌着，人们则深受其害而却无以察觉，及至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而难以摆脱与复归。

和所有中华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就是权力和利益。为什么中国大地鲜有“独立思想”的头脑呢？这便是党文化代代相传的灌输结果。这种党文化思维模式就连那些身处自由世界、以民主自由为唯一追求理念的海外民运阵营中人都不乏残留，更何况留驻国内的民主人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一与人发生观点上或其他方面的论争（人身攻击除外）就会不自觉地恶言相向，势成水火？为什么我们常常从个人意气出发动辄就习惯采取给人定性、乱扣帽子的思维方式？这便是典型的党文化下的“文革思维”；甚至某些人在对待自己阵营中人的“批判”思维方式或阴暗的“构陷”方式与共产党的“整人”手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社会环境决定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方式。作为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 “文化既包涵了内在的价值观，又体现在外显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孟子说“闻过则喜”。当别人指出你过失的时候，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这是给你一个改正自己缺点，提升你的人格魅力的良好机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完人，都不是圣人，我们很难说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犯过罪错。推而远之，当中共直面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的时候，中共如果反过来这样想，国家人权真的给改善了，那么无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还是对老百姓实际的生活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就不会反过来也还以颜色——给美国一个人权白皮书。其实中共在反责美国人权问题的时候，里面的材料，完全来自美国各大媒体在其公开媒体上已经炒的沸沸扬扬的新闻。两者并无可比性。孔子曾说过，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对统治者说的，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有罪的话，其实就是我有罪，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但在毛泽东的党文化的惯性思维下，中国当代史上所造成的种种历史灾难，没有一次是检查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如果别人也难以推委，就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只好怪上天了。

三、清除自身中的党文化之毒素

举目当下的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落的种种恶状远非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扭转而消弭于无形。故已有清醒者指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在他执政时期以来“几千万的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对为一己之安出卖部分国土（如白送给印度的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等）和人民利益的罔顾，而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彻底破坏和摧毁。曾记否？天安门广场那红彤彤的膜拜海洋堪比穆斯林麦加朝拜的恢弘场面。然而现在在西方人眼中的礼仪之邦如今竟已堕落到一度被中国人称作“蛮夷之邦”的主人在公共场合避之惟恐不及的田地。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固然迟早会被人民所彻底清算，但作为“人民”的我们同样罪不可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无悲剧意识的时代。”毛泽东在中国的存在方式，使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通过文革十年已经发生了可悲的裂变。虽然少之又少的英雄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们等则属例外，由于她（他）们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清醒理智，有不为强权屈服的自由人格，尽管身处无孔不入的党文化氛围中，头脑仍然具有抵御党文化侵袭的思想能力。

毛泽东对付异端最高明的手段就是“洗脑”，这种方式并不在乎从肉体上消灭你的生命，而是致力于从文化上从精神上彻底驯服你的意志和思维定式。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描述蒋介石晚年生活的文章，对其中蒋的一段感慨至为深刻。蒋先生说，看到大陆在中共的洗脑下，特别是经过文革以后，知识分子纷纷争做绵羊，乖乖噤声，普遍驯服在党的统一口径之下，深为不解，同时也对毛泽东的这一套搞法不得不服。文革中人当时的恐惧程度是现在新生代中人很难想象的。这也是党文化的环境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可怕痕迹。

中共信仰无神论，它的宗教实际上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全民的拜物教。经济发展决定一切。所有的传媒如电视、广播等都在不厌其烦地宣传致富的典型，谁能发家致富，谁就是英雄好汉。

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如果具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文化品格和 “士可杀不可辱”的文化人格，负起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感，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操守，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党化入侵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并非囿于复古的范畴，而应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符合现代世界文明潮流的中华新文明。我们只有从自身彻底铲除残留在心中的党文化思维定式，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心中迷茫的传统美德才会完全的清晰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抛弃党化思维方式，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文化的传统神韵，进而走近民主、走向心灵的自由。

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他一个人独特姿势“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全体中国人不久以后却为此而付出了彻底跪拜下去的代价。57年以后，作为个人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在这期间达到得登峰造极的阶段当以毛泽东为排除异己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为划时代的标志性符号。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也产生了 “党文化”的一个近亲——“文革思维”。据文革史论专家刘国凯指出，文革的发展中既有共产党的成份，也有人民的成份。我的理解是，文革的罪过，既有毛泽东的因素，也有人民大众的因素。显然，党文化的强加于人自然首当其冲属于毛泽东的“功劳”，但全体国民的盲目跟从和灵魂附体般的愚忠无疑也在无形声中构成了强大的助推力，而作为人民的我们其中任一份子，都有浸染其间而难辞其咎的原罪。

一、党文化取代了我们所有的人文文化

文化其实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文化程度”如文凭、学历等，而是指一种社会环境下潜移默化的氛围。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乃是其文化发展史。人文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虽然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如当初强大无比的“奥匈帝国”再加上“蒙古王国”即大抵如此。

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极小的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感受着社会氛围的熏染、润物细无声一般的变异。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能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力量与其说是地域和人种的关系，还不如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古老的文明、传统的文化。那种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观源远流长地滋养着华厦一代代中华儿女。中国人同敬苍茫的天地，同祭共同的祖先，同用一样的文字，同习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等，但在毛时代直到疯狂的文革时代，这些象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财富和道德地位的经典及其重要的价值观都在一夜之间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批倒批臭、讥笑嘲讽的对象。经常听老人说起五十年代时，到处还有路不拾遗的良好风尚，但现在，别说路不拾遗，就是走在城市的街上，谁都不能不时刻担心被人抢包抢钱横刀相向。

文革前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毛为首的中共斗争文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套党文化系统窒息着所有健康的、人性的人文空间，完全就是一言堂文化、暴力文化、仇恨文化、谎言文化。这种文化直到现在依然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俨然取代了国家文化和社会文化。它是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加谎言、专制加仇恨的变异文化。以共产党这种价值观为基础来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均属党文化之列。

在这种党文化的熏染下，周围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情愿认同当局灌输的道理：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大家我们已经生活得不错，没有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不也一样能过得好吗？党文化还利用无神论的灌输来强迫人们自觉放弃信仰、放弃精神的追求。在古代社会中，担任人格精神偶像的是圣人，而在现代中国，则由拜物教和马列教共同担任。我们的“国家”为了达到用马列教精神麻痹人民的目的，而不惜用国家暴力专政机器来强迫所有人放弃信仰。现在除基督教、天主教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以外，其他宗教信仰一概列为禁止之列。党文化的阴影使得中国大陆民众变得蒙昧、恐惧和冷漠。

在党文化一统天下的现状下，我们祖先留下的许多优良传统文化，现在都随着经济拜物教的驱使而离我们无限遥远，甚至新生代的人们已经不大崇尚我们祖辈曾经留传下来的那些传统美德和孔圣贤哲。充斥于我们视觉和听觉器官的几乎都是党文化的宣传、煽动和无微不至的洗脑。

二、党文化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党文化是一种病症，是一种浸染到整个社会的病症。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党文化的遗毒至今仍然浸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融化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如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这就是文革式的党文化遗留；对一个人的评价结果采取全盘抹黑、批倒批臭，这也是文革式的党文化斗争思维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意识体现。虽然今天的思想或“精神控制”离毛泽东时代似乎虽已渐行渐远，但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党文化一统天下的社会环境下，所以仍然成为现时沉默的大多数的集体思维模式，也成为大众思想的一部份，这种文化现象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将长久地影响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思维习惯和处世态度。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理念，无时无刻仍然被这个党文化的思想熏陶下所左右，无时不刻都在被党文化制造的各种谎言和恐惧感包围着、混沌着，人们则深受其害而却无以察觉，及至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而难以摆脱与复归。

和所有中华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就是权力和利益。为什么中国大地鲜有“独立思想”的头脑呢？这便是党文化代代相传的灌输结果。这种党文化思维模式就连那些身处自由世界、以民主自由为唯一追求理念的海外民运阵营中人都不乏残留，更何况留驻国内的民主人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一与人发生观点上或其他方面的论争（人身攻击除外）就会不自觉地恶言相向，势成水火？为什么我们常常从个人意气出发动辄就习惯采取给人定性、乱扣帽子的思维方式？这便是典型的党文化下的“文革思维”；甚至某些人在对待自己阵营中人的“批判”思维方式或阴暗的“构陷”方式与共产党的“整人”手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社会环境决定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方式。作为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 “文化既包涵了内在的价值观，又体现在外显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孟子说“闻过则喜”。当别人指出你过失的时候，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因为这是给你一个改正自己缺点，提升你的人格魅力的良好机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完人，都不是圣人，我们很难说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犯过罪错。推而远之，当中共直面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的时候，中共如果反过来这样想，国家人权真的给改善了，那么无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还是对老百姓实际的生活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就不会反过来也还以颜色——给美国一个人权白皮书。其实中共在反责美国人权问题的时候，里面的材料，完全来自美国各大媒体在其公开媒体上已经炒的沸沸扬扬的新闻。两者并无可比性。孔子曾说过，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对统治者说的，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有罪的话，其实就是我有罪，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但在毛泽东的党文化的惯性思维下，中国当代史上所造成的种种历史灾难，没有一次是检查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如果别人也难以推委，就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只好怪上天了。

三、清除自身中的党文化之毒素

举目当下的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落的种种恶状远非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扭转而消弭于无形。故已有清醒者指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在他执政时期以来“几千万的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对为一己之安出卖部分国土（如白送给印度的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等）和人民利益的罔顾，而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彻底破坏和摧毁。曾记否？天安门广场那红彤彤的膜拜海洋堪比穆斯林麦加朝拜的恢弘场面。然而现在在西方人眼中的礼仪之邦如今竟已堕落到一度被中国人称作“蛮夷之邦”的主人在公共场合避之惟恐不及的田地。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固然迟早会被人民所彻底清算，但作为“人民”的我们同样罪不可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无悲剧意识的时代。”毛泽东在中国的存在方式，使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通过文革十年已经发生了可悲的裂变。虽然少之又少的英雄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们等则属例外，由于她（他）们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清醒理智，有不为强权屈服的自由人格，尽管身处无孔不入的党文化氛围中，头脑仍然具有抵御党文化侵袭的思想能力。

毛泽东对付异端最高明的手段就是“洗脑”，这种方式并不在乎从肉体上消灭你的生命，而是致力于从文化上从精神上彻底驯服你的意志和思维定式。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描述蒋介石晚年生活的文章，对其中蒋的一段感慨至为深刻。蒋先生说，看到大陆在中共的洗脑下，特别是经过文革以后，知识分子纷纷争做绵羊，乖乖噤声，普遍驯服在党的统一口径之下，深为不解，同时也对毛泽东的这一套搞法不得不服。文革中人当时的恐惧程度是现在新生代中人很难想象的。这也是党文化的环境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可怕痕迹。

中共信仰无神论，它的宗教实际上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全民的拜物教。经济发展决定一切。所有的传媒如电视、广播等都在不厌其烦地宣传致富的典型，谁能发家致富，谁就是英雄好汉。

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如果具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文化品格和 “士可杀不可辱”的文化人格，负起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感，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操守，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党化入侵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并非囿于复古的范畴，而应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符合现代世界文明潮流的中华新文明。我们只有从自身彻底铲除残留在心中的党文化思维定式，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心中迷茫的传统美德才会完全的清晰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抛弃党化思维方式，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文化的传统神韵，进而走近民主、走向心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