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迈索尔—从南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第二大城市迈索尔到山区小镇白拉库佩（Bylakupe）只有82公里，长途汽车在印度的275号“高速”公路上却要开整整两个小时。扎西嘉措与其他几位喇嘛和觉姆半路上车，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乘客。没有人给喇嘛们让座，印度的公共汽车上没有对僧侣优待的规定。

“我来印度25年了，很长时间不用汉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扎西嘉措一边操着磕磕绊绊的汉语，一边用手势帮助表达着自己的意思。他的家乡在四川的阿坝州，1990年，他和几个老乡从西藏翻越雪山，经尼泊尔到达印度。“我在白拉库佩生活的时间最长，在这里的色拉佛学院念了几年书，现在每年还要去达兰萨拉进修两个月。”

达兰萨拉（Dharamshala）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小镇，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所在地。1959年，当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时，8万多藏民追随他来到印度。1961年，经过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批准，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在德干高原上的白拉库佩开辟出3000英亩的区域，作为收容藏民的第一个难民营，几年以后，又在周围开辟了另外几处难民营。如今，大约有7万多藏族人生活在白拉库佩，居住在16个自然村里，其中有1万多名喇嘛和觉姆在这里的三所主要佛学院读书。白拉库佩也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藏区，被当地人称为“小西藏”。

藏民们当年刚开始定居时，白拉库佩地区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藏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农产品除了供给社区的居民以外，也会被运到附近的集市，卖给当地的印度人。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区。镇中心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藏民经营的餐馆、客栈、百货店、裁缝店、手工艺品商店，社区里有中小学校、幼儿园、银行和藏医院。商店和餐馆大多以合作社的形式，由喇嘛们直接经营。当地的印度人跟喇嘛们相处愉快，每天都有不少前来白拉库佩探访或朝圣的游客信徒，为印度人带来了商机。

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自1959年至今，总共发生过三次藏民大规模逃亡至印度的浪潮。第一次是1959年随同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难民潮，第二次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发生在拉萨的抗议事件遭到镇压，大批藏民再次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第三次是从90年代末期至今，每年有3、4千人到达印度。

后两次的藏民移民潮较之早先的流亡浪潮有着明显的不同。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09年，共有8万7千多名藏族人到达印度，并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注册。然而，其中的4万6千多人后来又回到西藏，留下的人大多是少年儿童，他们的父母将他们送到印度，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进入“正规”的藏族学校学习。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新移民中除了来自西藏的藏民，还有更多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藏区的藏族人。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申请到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从“正规”途径合法进入印度。

扎西嘉措就是在第二次流亡潮时来到印度的，不过，“我是翻山来的，因为没有护照”。他现在居住在离白拉库佩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藏族社区，“我今天来白拉库佩，是因为达赖喇嘛过几天就要到这里来研讨佛经和生命科学，我是特地来这边帮助打扫卫生、做迎接准备的。”

虽然与达兰萨拉相隔千里，但白拉库佩藏区始终与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官员经常到藏区来，与白拉库佩佛学院的师生进行交流。这里的三所主要佛学院都是沿袭西藏境内著名经院的规制而建的，其中，色拉佛学院仿照了拉萨的色拉寺，学院里喇嘛辩经的场面与色拉寺如出一辙。扎什伦布学院继承了日喀则地区的同名寺庙，这两处寺庙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道场。另一所南卓林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最大的传授中心，由第三世贝诺法王出资修建，由于其寺庙的核心建筑有着金碧辉煌的外观，被当地人称为“金庙”。

即将见到达赖喇嘛，来自四川甘孜的洛桑兴奋不已，他和其他几名年轻的喇嘛正在清扫着色拉佛学院的院子。“达赖喇嘛8号到白拉库佩，在那边一个寺院住几天，12号要来我们这里，”洛桑说，他来印度已经9年了，刚刚从佛学院毕了业。不过，他还没想好将来会去做什么，“想回到甘孜去，我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和哥哥姐姐还生活在那里，我爸爸来过白拉库佩探望我。”但是，他和扎西嘉措一样，没有护照，“回家还是有些难度”。

今年9月，中国统战部官员主管的中国西藏网曾经报道，曾任西藏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获中国政府批准，已返回四川阿坝定居。安曲活佛于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80年代，曾经在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喇嘛的同意下，到北京的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任教，以后又数度回到中国讲学。

安曲活佛于去年12月在尼泊尔摔伤，由于担心当地医疗条件，请求返回中国治疗。报道称，痊愈出院后，安曲活佛“再也按奈不住，正式提交回国定居申请”，并于今年4月得到四川省政府的批准。报道引述了安曲活佛的话：“虽然过去名义上一直是中国公民，但披了几十年的‘难民皮’。今天，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公民。”

安曲活佛回国定居的消息被视为中国统战工作的一项成绩，也在印度藏族社区内激起了一波涟漪。记者在白拉库佩遇到的几位喇嘛都表示了将来回到家乡去的希望，一位在超市里收银的、来自西藏拉萨的喇嘛对记者说，自己还在读书，毕业后就会回拉萨去。当记者问到，“你有护照吗？回得去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只要我想回去，总会有办法的。”

印度迈索尔—从南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第二大城市迈索尔到山区小镇白拉库佩（Bylakupe）只有82公里，长途汽车在印度的275号“高速”公路上却要开整整两个小时。扎西嘉措与其他几位喇嘛和觉姆半路上车，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乘客。没有人给喇嘛们让座，印度的公共汽车上没有对僧侣优待的规定。

“我来印度25年了，很长时间不用汉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扎西嘉措一边操着磕磕绊绊的汉语，一边用手势帮助表达着自己的意思。他的家乡在四川的阿坝州，1990年，他和几个老乡从西藏翻越雪山，经尼泊尔到达印度。“我在白拉库佩生活的时间最长，在这里的色拉佛学院念了几年书，现在每年还要去达兰萨拉进修两个月。”

达兰萨拉（Dharamshala）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小镇，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所在地。1959年，当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时，8万多藏民追随他来到印度。1961年，经过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批准，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在德干高原上的白拉库佩开辟出3000英亩的区域，作为收容藏民的第一个难民营，几年以后，又在周围开辟了另外几处难民营。如今，大约有7万多藏族人生活在白拉库佩，居住在16个自然村里，其中有1万多名喇嘛和觉姆在这里的三所主要佛学院读书。白拉库佩也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藏区，被当地人称为“小西藏”。

藏民们当年刚开始定居时，白拉库佩地区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藏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农产品除了供给社区的居民以外，也会被运到附近的集市，卖给当地的印度人。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区。镇中心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藏民经营的餐馆、客栈、百货店、裁缝店、手工艺品商店，社区里有中小学校、幼儿园、银行和藏医院。商店和餐馆大多以合作社的形式，由喇嘛们直接经营。当地的印度人跟喇嘛们相处愉快，每天都有不少前来白拉库佩探访或朝圣的游客信徒，为印度人带来了商机。

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自1959年至今，总共发生过三次藏民大规模逃亡至印度的浪潮。第一次是1959年随同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难民潮，第二次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发生在拉萨的抗议事件遭到镇压，大批藏民再次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第三次是从90年代末期至今，每年有3、4千人到达印度。

后两次的藏民移民潮较之早先的流亡浪潮有着明显的不同。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2009年，共有8万7千多名藏族人到达印度，并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注册。然而，其中的4万6千多人后来又回到西藏，留下的人大多是少年儿童，他们的父母将他们送到印度，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进入“正规”的藏族学校学习。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新移民中除了来自西藏的藏民，还有更多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藏区的藏族人。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申请到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从“正规”途径合法进入印度。

扎西嘉措就是在第二次流亡潮时来到印度的，不过，“我是翻山来的，因为没有护照”。他现在居住在离白拉库佩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藏族社区，“我今天来白拉库佩，是因为达赖喇嘛过几天就要到这里来研讨佛经和生命科学，我是特地来这边帮助打扫卫生、做迎接准备的。”

虽然与达兰萨拉相隔千里，但白拉库佩藏区始终与流亡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官员经常到藏区来，与白拉库佩佛学院的师生进行交流。这里的三所主要佛学院都是沿袭西藏境内著名经院的规制而建的，其中，色拉佛学院仿照了拉萨的色拉寺，学院里喇嘛辩经的场面与色拉寺如出一辙。扎什伦布学院继承了日喀则地区的同名寺庙，这两处寺庙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道场。另一所南卓林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最大的传授中心，由第三世贝诺法王出资修建，由于其寺庙的核心建筑有着金碧辉煌的外观，被当地人称为“金庙”。

即将见到达赖喇嘛，来自四川甘孜的洛桑兴奋不已，他和其他几名年轻的喇嘛正在清扫着色拉佛学院的院子。“达赖喇嘛8号到白拉库佩，在那边一个寺院住几天，12号要来我们这里，”洛桑说，他来印度已经9年了，刚刚从佛学院毕了业。不过，他还没想好将来会去做什么，“想回到甘孜去，我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和哥哥姐姐还生活在那里，我爸爸来过白拉库佩探望我。”但是，他和扎西嘉措一样，没有护照，“回家还是有些难度”。

今年9月，中国统战部官员主管的中国西藏网曾经报道，曾任西藏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获中国政府批准，已返回四川阿坝定居。安曲活佛于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80年代，曾经在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喇嘛的同意下，到北京的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任教，以后又数度回到中国讲学。

安曲活佛于去年12月在尼泊尔摔伤，由于担心当地医疗条件，请求返回中国治疗。报道称，痊愈出院后，安曲活佛“再也按奈不住，正式提交回国定居申请”，并于今年4月得到四川省政府的批准。报道引述了安曲活佛的话：“虽然过去名义上一直是中国公民，但披了几十年的‘难民皮’。今天，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公民。”

安曲活佛回国定居的消息被视为中国统战工作的一项成绩，也在印度藏族社区内激起了一波涟漪。记者在白拉库佩遇到的几位喇嘛都表示了将来回到家乡去的希望，一位在超市里收银的、来自西藏拉萨的喇嘛对记者说，自己还在读书，毕业后就会回拉萨去。当记者问到，“你有护照吗？回得去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只要我想回去，总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