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学者萧功秦是一位善变的人物，宛如近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梁启超是不断抛弃旧我、赶超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萧功秦则是一次次地“弃暗投明”、寻找愿意接受其理论的主子。二零一二年春，萧功秦从“捧薄”变成“追习”，一夜之间毫不羞怯地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薄熙来倒台之前，萧功秦搭上了最后一班“捧薄”的快车：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研讨“重庆模式”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的发言。那时，薄熙来阵营已危机四伏，离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褫夺黄马褂仅两个多月。薄熙来身边的重要人物，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萧功秦，由于缺乏准确的“内线消息”，还以为薄督在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前途无量，必定是未来的党国领袖。他迫不及待地飞赴重庆，高调为“重庆模式”背书，以便未来卡位时有功劳可表。

萧功秦如此论述重庆模式的优点：“重庆的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他对重庆模式中的“毛左特质”— —即“从革命文化中吸取的资源”——缺乏应有的反省和批判立场，对于薄熙来以运动的方式而非法治的方式“唱红打黑”造成的后遗症也避而不谈。

萧功秦进而认为，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最后，他总结说：“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这里，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是：以薄熙来之才华，不应被局限在重庆一地，若升到中央任职，则可飞龙在天、利国利民。

可惜，“重庆模式”马前失蹄，王立军的叛逃牵一发而动全身，薄熙来由明日之星沦为阶下囚。若稍有一点廉耻之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萧功秦，就当从此闭嘴、闭关修炼。然而，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路上，争先恐后、时不我待，萧功秦虽然不能抹杀昨天吹捧薄熙来的旧账，又迫不及待地投向一代雄主习近平的怀抱。

就在美国学者沈大卫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末日期的论点时，萧功秦抓住此一机会，撰文反驳沈大卫，大肆赞美习近平，递交上一张投名状。他把给友人的一封信命名为《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将“私人信件”公开发表，以示自己公正无私。这是上海小男人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这封信中，萧功秦对习近平献上美不胜收的赞誉，将习近平看成新​​权威主义的最佳执行者：“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而习近平时代恰好具备了此三大要素。

有趣的是，萧功秦并不像某些毛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那样公然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换言之，改革必须要在集权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而习近平极权的目标必然是改革。由此，萧功秦以此显示自己并非普世价值的敌人，他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改革派。这样，他隐然也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

仔细梳理萧功秦的思想变迁，在其的善变背后，有其始终不变的脉络，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宣扬新权威主义。当年，萧氏以此向赵紫阳献策，差一点就成功了，若非八九六四的政治风暴，他说不定就成了鲍彤的接班人，比今日之三朝智囊王沪宁还要风光——萧氏心中大概从来都看不起王沪宁。此后，萧氏先后向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党魁兜售新权威主义这一治国秘方，可惜都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一无所获。他就像古代的读书人一样，充满怀才不遇之哀叹。

在“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这个意义上，萧氏的“捧薄”和“追习”互不矛盾。薄和习都是胸怀大志之枭雄，枭雄身边必有摇鹅毛扇的孔明，萧功秦内心何尝不以当代孔明自居？薄、习在权力场上生死搏杀，本质却没有太大差异：薄唱红，习崇毛，薄习都是毛左；薄利用王立军清洗文强，习利用王岐山清洗周永康，薄习都是心狠手辣的厚黑王；薄以打黑之名查抄民企，习以反腐之名在石油、煤炭等领域洗牌，薄习都是以政治运动来敛财的高手。

不过，萧功秦这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在具体论述中却自相矛盾：专制主义必然是一元的，不可能容许出现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习近平对女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对乡村建设实践者的打压，这些举动都表明，即便无意挑战当局统治权的民间组织，也不能容许其有存在的空间。习近平不满足于新权威主义，而要走向法西斯主义，萧功秦这一次又落伍了。

政治学者学者萧功秦是一位善变的人物，宛如近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梁启超是不断抛弃旧我、赶超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萧功秦则是一次次地“弃暗投明”、寻找愿意接受其理论的主子。二零一二年春，萧功秦从“捧薄”变成“追习”，一夜之间毫不羞怯地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薄熙来倒台之前，萧功秦搭上了最后一班“捧薄”的快车：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研讨“重庆模式”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的发言。那时，薄熙来阵营已危机四伏，离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褫夺黄马褂仅两个多月。薄熙来身边的重要人物，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一心“学而优则仕”的萧功秦，由于缺乏准确的“内线消息”，还以为薄督在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前途无量，必定是未来的党国领袖。他迫不及待地飞赴重庆，高调为“重庆模式”背书，以便未来卡位时有功劳可表。

萧功秦如此论述重庆模式的优点：“重庆的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并深入到与民生有关的更广泛的领域，其施政方向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重庆人的话说，'变民不聊生为官不聊生'，重庆的'督责政治'色彩非常强，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社会动员能力。”他对重庆模式中的“毛左特质”— —即“从革命文化中吸取的资源”——缺乏应有的反省和批判立场，对于薄熙来以运动的方式而非法治的方式“唱红打黑”造成的后遗症也避而不谈。

萧功秦进而认为，重庆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重庆强政府模式如果发展得当，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未必不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从积极方面来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民主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社会条件。”最后，他总结说：“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这里，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是：以薄熙来之才华，不应被局限在重庆一地，若升到中央任职，则可飞龙在天、利国利民。

可惜，“重庆模式”马前失蹄，王立军的叛逃牵一发而动全身，薄熙来由明日之星沦为阶下囚。若稍有一点廉耻之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萧功秦，就当从此闭嘴、闭关修炼。然而，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路上，争先恐后、时不我待，萧功秦虽然不能抹杀昨天吹捧薄熙来的旧账，又迫不及待地投向一代雄主习近平的怀抱。

就在美国学者沈大卫提出中共统治已进入末日期的论点时，萧功秦抓住此一机会，撰文反驳沈大卫，大肆赞美习近平，递交上一张投名状。他把给友人的一封信命名为《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将“私人信件”公开发表，以示自己公正无私。这是上海小男人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这封信中，萧功秦对习近平献上美不胜收的赞誉，将习近平看成新​​权威主义的最佳执行者：“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而习近平时代恰好具备了此三大要素。

有趣的是，萧功秦并不像某些毛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那样公然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换言之，改革必须要在集权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而习近平极权的目标必然是改革。由此，萧功秦以此显示自己并非普世价值的敌人，他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改革派。这样，他隐然也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

仔细梳理萧功秦的思想变迁，在其的善变背后，有其始终不变的脉络，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宣扬新权威主义。当年，萧氏以此向赵紫阳献策，差一点就成功了，若非八九六四的政治风暴，他说不定就成了鲍彤的接班人，比今日之三朝智囊王沪宁还要风光——萧氏心中大概从来都看不起王沪宁。此后，萧氏先后向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党魁兜售新权威主义这一治国秘方，可惜都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一无所获。他就像古代的读书人一样，充满怀才不遇之哀叹。

在“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这个意义上，萧氏的“捧薄”和“追习”互不矛盾。薄和习都是胸怀大志之枭雄，枭雄身边必有摇鹅毛扇的孔明，萧功秦内心何尝不以当代孔明自居？薄、习在权力场上生死搏杀，本质却没有太大差异：薄唱红，习崇毛，薄习都是毛左；薄利用王立军清洗文强，习利用王岐山清洗周永康，薄习都是心狠手辣的厚黑王；薄以打黑之名查抄民企，习以反腐之名在石油、煤炭等领域洗牌，薄习都是以政治运动来敛财的高手。

不过，萧功秦这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者，在具体论述中却自相矛盾：专制主义必然是一元的，不可能容许出现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习近平对女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对乡村建设实践者的打压，这些举动都表明，即便无意挑战当局统治权的民间组织，也不能容许其有存在的空间。习近平不满足于新权威主义，而要走向法西斯主义，萧功秦这一次又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