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于31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通观这次会议，习近平最主要强调的是，大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习近平还强调，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中共极端重视武力的作用，也极端重视党掌管武力。
为何坚持“党指挥枪”？
历史上的古田会议召开于1929年12月28、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该议案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该议案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按照官方的说法，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时隔85年，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古田会议旧址，再次郑重宣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呢？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点出了核心实质，即面对外界长期质疑的“军队国家化”的诘难，习近平旗帜鲜明地点明了“依法治军”必须坚持的原则：党的领导。该文称：“党指挥枪”的铁律是习近平治军理念中的最高政治原则。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
一位号称国内专家的郑永年曾撰文分析“军队国家化”，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 ”
郑永年认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在苏联，它为那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贡献了一份推力。今天的中国军人，经历过枪林弹雨岁月的已经不多了，尤其对已成为部队基层官兵主体的“80后”“90后”而言，怎样补好党史、军史这一课？如何让他们不受西方流毒的侵蚀？这是攸关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大事。郑永年认为，习近平一再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出于对新形势、新局面、新任务的充分考虑。
为何军队不能国家化，郑永年给出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远较西方发达国家复杂”，“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成为现存体制的民主化，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视为是民主化的障碍。”
郑永年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一种诡辩，他把民主化的普世真理局限于“现存体制内”。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只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军队则永远属于中共自己的党军，而非国家的军队。 只要中共没有下台，则军队就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共的领导，中共口中的民主化也只能永远是“水中月”和“镜里花”。
历史的镜鉴
细观中共历史，党与枪的关系并非时时刻刻地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的时候，党未必能指挥得了枪，而掌握了枪的人却能指挥得了党。其中的关键在于，枪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以及这个掌握了枪的人在党内处于什么地位。上个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中央在上海，远离与国民党打仗的江西苏区，虽然党中央也能发号施令，但是对前线作战的红军领导者来说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党内早期的几任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等不是文人书生就是普通工人，从无军旅生涯，更不晓得如何打仗。因此，他们与“枪杆子”无缘，也从未掌握一只有建制的部队。
真正意识到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的是毛泽东。换句话说，毛泽东自认为是党的化身，枪杆子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行。其实中国历代以来造反起家的成功者，无不掌握了自己的军队。只有掌握了军队，才有可能击败自己的对手，赢得天下。历朝历代造反成功的人无一不是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然而，把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则非毛莫属。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里，不少地方豪强、山贼土匪占山为王，拥有一块地盘，与国民政府作对。他们虽然能得逞于一时，但是并不能长久，因为他们仅仅是靠着黑社会般的兄弟义气，而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理论，更不能化为长久地指导大规模武装力量的动力。共产党首次把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引入政治斗争，把人群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宣传鼓动的基础上，把共产党自身说教成“救世主”，要引导被压迫人们“翻身解放”。这一理论能够简单地深入人心，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支持。由此，反抗压迫阶级的军队就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某些共产党人的手中。
党指挥枪的核心内容是，在军队中实行双重领导，每一级，在军事首长之外另设一名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军事首长管“枪”，负责指挥打仗，而党代表或政委管人。管人比管枪更带有根本性，因为枪是由人来掌握的。党代表，顾名思义，就是代表党的。在军事上是各级军事首长负责，但在党内，不管哪一级首长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军事首长下命令的同时，还必须有党代表或政委的同意认可，否则该命令无效。这种双重领导保证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也为毛泽东有效地掌控军权披上了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
中共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8月份，毛泽东趁着周恩来生病，与张闻天连手对周恩来搞了“缺席撤换”。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取代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当时的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如果按照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应该全面负责指挥军事工作。可恰恰就从这时起，毛就开始“枪指挥党”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犹如毛的附庸，对军队毫无指挥权，毛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直到1976年9月毛的去世，毛从未放松对军队的控制。
毛泽东深谙掌握军权的真谛，军队不仅是对付国民政府和对日作战的武装力量，更是自己在中共党内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军队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毛泽东曾总结中共夺取政权所依赖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则是其中的根本。毛泽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成为中共发展、壮大乃至夺取全国政权的座右铭。因此，中共政权的本质还是党枪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枪指挥党”。毛泽东不仅出任党主席，更要兼任军委主席，只有抓住军权，才能抓住党权和政权，才可声称自己就是“党中央”，他人必须服从这个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毛泽东所言“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不过就是一句欺世谎言，其实质是决不容许别人指挥毛自己。
斗倒政敌靠军队
中共的历史证明 “ 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就有了一切，不仅能够在战争年代打败如国民党这样的强大政敌，还能消灭自己党内的政敌。 在以往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都是有了军队的支持，才将自己的对手一一击垮，甚至送上了黄泉之路。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实施了各项党内外斗争，尤其是在搞党内斗争上，毛玩得炉火纯青，斗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在军队的强大支持下完成的。凡是在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地位有可能被削弱时，就格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文革”伊始就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增加北京地区的警卫力量，美其名曰“防止修正主义政变”。 军队一切部署就绪后，毛遂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此时的刘少奇只能束手就擒。1971年8月，毛泽东为了斗倒林彪，南巡各地，在那短短的二十几天里反复接见地方掌管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不断向他们灌输庐山会议是党内继刘少奇之后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并给林彪量身定做了想当国家主席的谋逆罪名。 毛还特别要他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其目的就是警示各地军政大员们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在关键时刻向林彪发起总攻。 正是有了军队的强有力支持，林彪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然是瓮中之鳖，手到擒来可也。
1976 年 9 月毛泽东辞世，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掌握了军权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就在 10 月 6 日连手发动 “ 宫庭政变 ” ，靠着 8341 中央警卫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军队，一举粉碎了 “ 四人帮 ” ，终结了毛泽东的 “ 文革 ” 极左路线，成为活生生的 “ 枪指挥党 ” 的典型事例。
在邓小平掌权年代，1987 年，邓小平在十三大后宣布退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但是邓小平竟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照样当他的“第二代核心”，具有对党内重大事件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军队有绝对的指挥权，因此可以废黜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以及辣手镇压1989年的六四事件。
更有甚者，邓小平在 1989 年 11 月宣布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仅属一介普通公民，但是却在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得到当时掌握军权的杨尚昆的大力支持，迫使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不得不响应邓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中共的辞典里，仅仅掌握了党权和政权还不够，还必须掌握军权，掌握了军权才算是真正地掌握了全部政权，才能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要党中央听从枪杆子的指挥。
习近平的出路
习近平再访古田村，重温毛泽东 “ 党指挥枪 ” 的原则，其目的何在呢？ 习近平早已经是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义和军委主席，大权在握，俨然天命系于一身，为何还要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纵观当今的中国政局，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不仅政府官员大批腐败，军队也不遑多让。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案子，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总后副部长谷俊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等涉嫌腐败被拿下，另外还有不少军内类似的案子，让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对于军队腐败产生的根源，习近平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因此，在古田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习近平开出的药方是，以依法治军为基础，以从严治军为保障，而前提则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习近平过去少有军旅生涯，虽然贵为军委主席，但是要想全面、稳固地掌握军权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人马，否则党内反腐和军内反腐很容易激发强烈的反弹，军队这把两面刃很可能就会伤及自身。从2013年末到2014年初，三十多位将军在新岗位集体亮相，这是习近平主要在副大军区级的一次几乎全方位覆盖的人员调配，涉及众多人数与兵种，其中涉及海军、第二炮兵、国防大学、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以及新疆军区等。2014年4月2日，《解放军报》第六版以专版形式刊登了包括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与七大军区司令在内18名将领的文章，解放军罕见地集体表态效忠习近平。这18位将军分别来自解放军七大军区、海军、空军、二炮、国防大学、军科院等18个军事单位。
历史早已清楚地证明，毛泽东掌握了军权，才能拿下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 邓小平掌握了军权，也才能拿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及镇压“六四”运动。 习近平掌握了军权，才能拿下周永康、徐才厚等党政军里的“大老虎”，才能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固。
由此可见，所谓 “党指挥枪 ” 不过就是一个政治幌子加谎言，党的命运是靠枪来决定的。 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对军队的领导，名正言顺地再次强调“党指挥枪”，所以才召开了新的“古田会议”。 虽然时代不同，但是两次“古田会议”的实质不变，新瓶里装的还是老酒。 习近平威权主义的结果，必然还是枪指挥党。
习近平虽然不遗余力地强调 “ 党指挥枪 ”，但是历史早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共奉行的制度恰恰不是 “党指挥枪 ” ，而是 “枪指挥党 ” 。 军队一日不国家化，就一日走不出毛氏邓氏权力斗争的怪圈，政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 中共只有彻底抛弃“党指挥枪”的原则，才能走出“枪指挥党”和“党枪一体 ”的怪圈，实现军队国家化及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