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上海独立战略分析学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北京事前并不知道朝鲜要进行氢弹测试，中方坚决反对朝方行动，并将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就在人们普遍认为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的当口，东北亚的麻烦制造者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核试爆，本次试爆事前已经广为宣扬，并史无前例地宣称成功试验了更高级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氢弹。

 

试爆发生和朝鲜官方宣言后，作为朝鲜的条约盟国及朝核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中国外交部几小时后举行了记者会，仔细观察本次记者会中方宣示的政策立场，与前三次有微妙差别。

 

中国态度不同以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言论突出三点：其一是，中国事前对试爆一无所知，这是对朝核问题罕见的撇清。过去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因为要顾及国际上对中国影响力的观察，所以有意无意采取了模糊的策略，而今次第一时间出来宣布对试爆毫无所知，这无疑是对朝鲜行动十分不满的表现。中国立场的第二个要点是高调重申半岛无核化的传统政策目标，这对于朝鲜无疑是更直接的批评。最后，中方强调须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和实现半岛无核化，这给朝鲜似乎预留了一个国际政治的下台台阶。

 

在新华社试爆后发布的一篇题为《朝鲜氢弹试验与无核化目标背道而驰》的评论中，有一段话也许更能表达中方决策者真实的看法：“半岛生乱，对谁都没有好处。任何扰乱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明智的。”这段话清楚明晰，个性突出，从语言风格上看很可能直接出自最高权威之口，表明中国领导层对朝鲜再三、再四不顾中国利益，一意孤行的核武狂热政策不耐烦。

 

此外，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在试爆发生后较全面均衡地报道了美韩等政策反应，同时，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舆论控制更集中在对中国对朝外交和朝核政策的批评方面，对自媒体上学界和公众的反朝核之声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措施。

 

所有这些都含蓄和清晰地表达出中国对中朝关系及朝核问题颇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倾向。

 

中国对朝核评估有变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背后不无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战略观念，中国对朝核问题一直采取十分矛盾和混乱的政策。中国历来清晰表达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政策，将此视为与中国利害相关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目标，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制裁决议上投下赞成票。中国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的参与国。但同时，中国却又作为朝鲜最大的外部经济援助国，事实上成为朝鲜得以对核武进程持续投入珍贵资源的赞助者。前一种做法是中国追求负责任大国地位及国际软实力的表现，而后一种做法则是中国视朝核问题为西太平洋中美地缘战略权力博弈角斗场的结果。

 

中国历来强调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却又主张在六方会谈机制内解决朝核问题。半岛无核化暗含反对美国在半岛部署核武的目标，因为韩国目前并无研制和装备核武的内外政治条件，即令如此，朝方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内外利益也并无顾及。国际初步评估认为本次试爆为氢弹的可能性很低，但无论如何，朝鲜无视国际法约束，自行其是进行核试爆，并实际成为某种核武的非法拥有者，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特别是考虑到朝鲜走向拥核的过程本是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的同步过程，换言之，朝方毫无犹豫滥用中国的善意，以中国的大国多边外交尝试为掩护。朝鲜的核冒险使中国的大国外交成色大打折扣，并在中美关系中暴露了中方地区影响力有限的弱点。

 

朝核问题在中国国内层面也在激发公众日益负面的反应，因为朝鲜核试爆地区紧邻中国，半岛有限的地理空间无法给朝鲜提供安全的实验场所，中国东北地区人口密集，产业丰盛，因此，朝鲜不顾中国的包容和支持，以牺牲中国的环境利益为代价进行核试，数年来在中国社会也成为公众对执政正当性怀疑的动力之一。再加上历史上中朝政党关系与划界问题上的恩恩怨怨，中国公众对朝核问题的关切与不满自然逐步会为决策者所感知，因而必须有所反应。

 

内外各种因素的考量相互激荡，势必使中国新领导团队对朝外交与朝核问题态度发生微妙改变。这些改变并非无迹可寻。2015年12月14日的朝鲜牡丹峰合唱团中国取消演出事件曾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分析认为是中国对朝鲜借机宣布试制氢弹的不满表示，此点殊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表明中方对朝鲜的某种有意的轻忽。更早一些，在全球特别关注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胜利大阅兵仪式上，韩国总统作为元首贵宾出席，朝方则相对低调，这更能表明中国决策者对半岛国家外交的新重心，那就是，降低历史意识形态外交调门，更倾向于务实的思维。

 

国际共运外交史表明，中朝类型国家的外交关系走向受最高决策者个人观念偏好与外交思想，乃至个性风格的影响极大，因此，中朝关系细节方面，乃至本次对朝核试爆的反应，都可以解读为中国最高决策者对中朝关系及朝核问题已有某种不同于以往的评估和考虑。这一点在考察和展望中国对朝及朝核政策的现状与走向时是不可忽略的决定性因素。在维持历史面子的前提下，某种更强力和约束性的观念在逐渐取代过去的绥靖与无原则包容。

 

后朝鲜时代政策思维

 

朝核问题，乃至半岛问题本是50年冷战产物，朝韩实力的对比及朝鲜政权的内在虚弱和危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为朝鲜的主要经济输血者，中国决策部门对此更应该心知肚明。朝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意孤行发展核武，本是对冷战后政权生存问题关切的表现，而萨达姆和卡扎菲等小国独裁者的覆辙更增加了朝鲜统治家族对自身存亡危机的直接感知。作为斯大林体制国家，这种严重到不能安枕的绝续存亡自我感知又为从齐奥塞斯库到前苏联地区的血腥现实而放大。

 

中国曾有学者提出对朝鲜实现安全保证和核保护伞的计划，但此计划并不能真正解除朝鲜政权的危机意识，因为没有任何国际安全保障体系可以确保内部政治的更迭。何况今日朝鲜已经成为事实上拥有某种核能力的政权，而其核武科技的不可靠性与不成熟反而使其成为地区安全更大的威胁。如此，倒行逆施的核武军事战略就成为其政权生存的第一优先，而此点反过来又增加其国际孤立和经济困难。这一政治与政策的恶性循环犹如负薪救火，中国当然终能体会到鑫尽火灭之日逼近。

 

半岛未来的统一前景几乎无人怀疑，而统一无疑将以今日韩国为主体，这也可谓昭然若揭。长期对不按牌理出牌和从不顾及赞助者利益的朝鲜进行无尽输血，虽未必为中国硬实力所不及，却不可能长期不计算国际道义和政治的代价。尤其考虑到，在当前中国自身的政策走势就更加如此。一方面，中国要施展大国外交，势必和减小因支持朝鲜而带来的国际道义损失；另一方面，在中国需要通过加大国际合作以战胜经济衰退阴影的当下，朝鲜如此不合时宜地给中国制造国内质疑与外交难题，这无疑会被看作不理解中国出境，挑衅中国新领导团队的冒犯之举。

 

朝鲜问题无论现实还是未来，都可能直接影响中国的地缘安全与地区环境等利益，自改革开放后，在恢复与苏共和苏联关系时，中国曾坚持一种把政党关系与所谓正常国家关系并行推动和互为支持的政策，这种政策目前在中国与越南与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依然很清晰存在。这也是目前可展望的中国对朝关系的调整方向。与中越和中古关系很不同的是，半岛现有两个国家，这虽为中国对朝政策带来了相当独特的困难，但也为着眼未来的半岛政策思维带来了确实可靠的资源。简言之，在大致维护不无紧张和无法翻脸的中朝关系的同时，中国将加大与韩国的合作力度，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的框架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也将不得不加大与国际社会，乃至美国的合作力度。这样的趋势可以视为中国未来半岛政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