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运动的展开，宣传领域内，习近平开始被塑造为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的三代领袖之一，仍然在世的江泽民、胡锦涛被迅速边缘化，自邓小平以来的元老政治基本结束。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习近平的新闻或指示，被放到了近乎夸张的显耀位置，使有着文革记忆的我想起来文革时的造神运动。

最近一段时间，黄兴国、李鸿忠等人的“核心”劝进，将习近平的造神运动再次推向一个高潮，显示习近平在军改以后，已经基本稳定了权力基础，确立了对高层权力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幅左转、对国企垄断的保护、对异议人士的抓捕升级，也让人感觉似乎毛泽东又回来了。恰逢文革50周年，我想就习近平与毛泽东面临的与官僚、民间的关系做一比较，尝试分析习近平的造神运动能够走多远，习近平时代的方向在哪里。

一 

毛泽东名为人民领袖，实际上拥有的是帝王般的权力，他对权力的掌控程度甚至超过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习近平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一大堆的“小组长”职务，国内享受着媒体的超级赞美，国际上光鲜无比地满世界撒币，其地位已经超越中共“集体领导”的约束，俨然一副帝王派头，所谓“习李体制”中的“李”（克强），则沦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宰相，遑论其他常委。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治观察家眼中，十八大前后那段政治斗争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晰，这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掌控权力的偶然性，以及他走向帝王之路上不同于毛泽东的一些风险。

习近平在十七大入常是权力平衡的结果，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无法取得江泽民的信任，而江泽民又无法推出自己的人选（陈良宇早被胡温拿下，薄熙来在高层树敌太多，且不被胡温接受），于是，具有年龄优势且表现中庸无过的习近平就意外地坐到了储君位置，但这并不是江泽民心仪的人选，所以，江派势力对于习近平显然缺少热情，但与胡锦涛选定的隔代储君胡春华不同，原本并不十分起眼的习近平越过政治局委员这一台阶，短时间内蹿升进入常委且平稳无过，想把他拿下来就必须挑战中共多年形成的权力分配规则，甚至影响统治阶层的稳定，这是视稳定为政治要义的江泽民所不愿见，甚至也力有不逮的。但江派势力中较为年轻者显然没有江泽民这种老年人的耐心。现在来看，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虽然并不具有一个反对习近平的密切合作集团和严谨计划，但是郭伯雄、徐才厚作为军方大佬，周永康、薄熙来作为政法大佬和候补大佬，令计划作为团派势力关键人物，各自在小范围内不约而同地对习近平表示出不屑（而不是不满），恰恰因为没有一个广泛的反习联盟，这几派势力的同时存在，表现出当时高层普遍没有将习近平太放在眼里，以为习近平根本没有自己的实力，“叫他干满一届滚蛋”。

但习近平在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能不说运气特别好。首先，郭伯雄、徐才厚等军方大佬，与周永康、薄熙来是两股并无密切合作和深入沟通的势力，至于令计划，虽然更有城府，也更有优势扩权，却未必明确在团队内部提出过威胁习近平权力，他们之间，最大的可能是高层人士之间心有灵犀的一个默契：习近平没什么势力，好对付，走走看再说。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深切地感到有合在一起对付习近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政治结局与今天定然不同。

不仅如此，未来的政治风险反而转变为习近平唾手可得的百年难遇的政治资源。

2012年的三件事改变了权力格局，给了习近平绝好的机会。首先是刘源、廖锡龙对谷俊山中将的穷追猛打，导致谷俊山在2012年初被撤职，象谷俊山这样的草包将军，被抓以后，为了自保，可以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象的，军方对习近平的不屑一顾的言论于是暴露，但这些言论，往大里说，是反对未来最高领袖，往小里说，也可以说只是军人之间私下的牢骚话，仅凭这点内部言论，习近平恐怕还无法与军方叫板。但王立军事件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

显然是王立军的被抓，最终暴露了周永康、薄熙来密谋通过权力运作将习近平从弱势总书记位置上拉下的计划。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计划竟然把中办主任令计划也扯了进来，令计划加入这一密谋似乎是很仓促的，其中的关键一点，可能与2012年所发生的第三件事有关，那就是3月18日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事件。

2012年春天的这几个事件，除王立军出走之外，另外两件在当时甚至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但是这几件事的发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整个的胡锦涛时代，上有江泽民的牵制，下有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高层权力已经呈现碎片化趋势，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如果说郭伯雄、徐才厚一方、周永康、薄熙来一方还有过比较长期的默契的话，那么令计划在一个不算很大的要挟之下就轻易加入周、薄联盟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很多人都对获取更高权力怀有强烈信心，且不把反习视为一件特别不得了的大事。这是江胡二主矛盾长期存在所形成的恶果。

当这些事件的爆发将政变密谋袒露在高层眼前的时候，习近平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深藏不露却又极为敏捷的身手，他不早不晚，赶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前夕，突然神隐，以退为进。不过，这也不表明习近平具有特别的政治能力，因为机会实在是太好，几乎等同于天上掉馅饼，这些案件的调查充分揭示了老人政治造成的权力碎片化恶果，以及习近平正常接班后所面对的无法有任何作为、连人身安全都没有足够保证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权力碎片化已经直接危及中共统治。既然表面上看习近平进入常委做王储并非自己特别追求的结果，那么，他的以退为进也就显得十分顺理成章，甚至我以为，在那一刻习近平应该会有几分真退的心理准备：如果不将这些图谋危害自己的集团全部拿下，那么，自己坐上总书记位置，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

球被踢到了江泽民、胡锦涛脚下，江泽民未必不想继续延续其政治影响，胡锦涛也许有过继续担任两年军委主席的打算，但他们的利益都必须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基本的合作，于是，拿下郭、徐、周、薄、令，结束老人政治这一决定，就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匆匆忙忙地定下来了。

习近平不知不觉中担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变的风险，却在时间、事件巧合等诸多问题上，运气好得一塌糊涂，至于他的密友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职务是早就定下来，还是习近平争取的结果，在当时倒不是一件特别重要和引人注目的事，毕竟，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中纪委书记在政治生活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陈云例外，但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这个职务，且他的主要作为也不在纪检领域）。

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之后，尽管仍然没有自己的权力班底，但有实力的帮派已经借助于江胡的共同决策，被扫清了。习近平、王岐山只要有勇气走下去，已经是无人可以挑战的，中共统治的特点是其强力统治不仅让民众处于原子化状态，也让一般官员处在这一状态，唯有“帝王”的绝对亲信可以稍有例外地形成自己的势力，而习近平已经迫使江胡主动配合清洗了自己的部分亲信，他已经是一股独大，无敌于天下。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经历过文革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权斗中，一旦看准时机，并不缺乏必要的勇气，这部分来自当年武斗的经验，至少是对武斗的切身观察和感受。

二

反腐是每一届领导都要做的事，但都不成气候，无疾而终。习近平原本只是中共权力族谱的一个旁支，在江胡二人之下，他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他当上总书记，但环顾四周，仍然有太多太多那五人（也许不止五人）的余党，这是让人席不安寝的。今天，当我们看清了自2012年以来的权力斗争脉络，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习近平一上台就要大力“反腐”。首先是他不得不“反腐”：当时立足未稳，对政敌的清肃若以权斗的真实名义展开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反腐”则可以麻痹将被清肃的官员，使其存有侥幸心理；其次，他也有条件反腐，因为上述五人被废后，他已成最强政治人物，而这些人暴露的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使得江胡不方便阻止；另外，清洗以反腐的名义进行，是对民间最简单的交代，也是保持权力对民众封闭的必要手段。

即使如此，习近平还是选择了利用民间的支持来对可能的上层阻力施加压力。应该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巧妙地借助了民间的力量，其中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腐败官员的腐败信息，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只有一个叫“周元根”的人，而没有了周永康，而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的一句“你懂的”则反映了习近平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及其小心翼翼的步步惊心。

在利用媒体向高层大佬以及官僚阶层施加压力这一点上，习近平借用了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手法。同时我也应该说明，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完全等同于权斗。权斗是其反腐的主要动因和目的，但在官员普遍腐败的现状下，将一般官员的腐败与上述五人余党的腐败行为完全割裂开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做，那么反腐的这个招牌就会连一般民众都无法说服，要争取刘源这样的红二代支持（或者说在这一目前为止仅存的一股较强势政治势力压力之下），更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认真的反腐。况且，无论习近平还是王岐山，浸淫官场多年，自身相对清廉（只是相对），对于中国无官不腐的现状肯定也有切肤之痛，

于是，原本主要因权力斗争而起的反腐运动，就把帝王、官僚、民间的三者关系推到一个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比较类似的情形之下。

目前看来，习近平的反腐不太可能收手，原因我将在后面谈及。毛泽东反动文革的时候，和习近平一样，也是既有权斗的需要（打倒刘少奇），又有约束官僚权力防止权力腐化的目的。同样是借助了民间的力量，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阶段，由于对其绝对权威的自信，对民间力量放手尺度过大，一度造成混乱局面，而学界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则揭示出文革中民间力量借助毛泽东威望独立成长的一面，习近平显然对此是有警觉的，何况他也不具备毛泽东那种收放自如的能力，所以他不会给民间太大的空间，相反，从一开始他就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觉。

今天的情况显然与毛泽东时代不同，当时，毛泽东凭其开国之功，借助于大规模威胁生命的清洗，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掌控民间的能力是相当强的，而今天的情况则是统治集团与民间的矛盾是自六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习近平绝对不会为了对付官僚阶层而允许民间社会形成壮大的异己力量，更何况强势如毛泽东，也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尤其是清华武斗事件之后，放缓了文革的步伐，逐渐向官僚阶层妥协。

因此，习近平的反腐不可能是彻底的，无论从现代社会的权力制衡原理，还是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无需多费笔墨。

三

毛泽东的权力来源与习近平不同。我们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的这一过程，即1935年至1941年左右这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于内斗，斗张国焘、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最后在延安整风之后才形成了红太阳升起的局面，但与习近平不同的是，毛泽东有秋收起义的历史，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资本，有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功绩，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毛泽东不仅是内斗高手，也是外斗的高手，他的绝对权威首先靠形成自己的铁杆支持力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试图这么做但没有成功），也有壮大共产党力量的切切实实的“政绩”。对于活下来的中共革命的追随者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既有对其权威的惧怕，也有对其功绩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但习近平作为一个在政坛上顺利成长的红二代，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辉煌历史和突出能力。

在中共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中，关于习近平的历史部分，也实在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因为习近平的从政特点就是不出头也不犯错，于是，连二十年前翻过一次山慰问山民也成了大书特书的功绩，至于在河北当县委书记期间发展了当地经济等，也只是微不足道也无据可靠的小事，更重要的是，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与俄罗斯签订高价石油天然气合同、凭空拉升股市造成股市暴跌，发改委宣布停止原油定价机制、国际大撒币等等，都显示出与习近平高超的权力斗争手腕所不相称的治国能力欠缺，在当今信息传播条件下，可以说，三年多过后，各界对习近平上台之初抱有的期待，基本上被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习近平过多口号的提出又旋即落空的事实消磨殆尽，不满的声音迅速增加。尤其是，他在官僚阶层中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敬佩和忠诚，除了部分既得利益受损以外，还因为与一般民众相比，官僚阶层作为社会精英，更具获取信息和理性计算政治利益的能力，这是一个被三十年权贵经济宠坏了的阶层，却也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只有保守倾向的阶层，作为个体，这个阶层的成员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少于一般民众，视野更为开阔，不乏能力突出者，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了解现代政治知识。可以说，他们既会对习近平的能力产生“非议”，也对自己利益受损的状况心怀怨恨。

权斗、权力主导的反腐，以及难以克服的形式主义，已造成官僚阶层普遍的谨慎和消极无为，从个体来说，这是一种自保的策略，从整体来说，却是一种对习近平权力的消极反抗。久而久之，会给习近平造成一种类似毛泽东都曾有过的感觉，就是自己说话没有人听，官僚们只一味应付。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造成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自六四以来，官僚阶层对上层权力的配合实际上是以上层对官僚阶层贪腐的默许为交换条件的，习近平部分地破坏了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可以说，以红二代为代表的最高层与官僚阶层整体的关系在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官僚阶层作为赵家自己人的身份认同在弱化。

西方社会有一种假设：随着专制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会趋于增长。但有时候事实却不能证明这一假设，相反，可以看到专制者可以利用经济实力的提高来吸收社会精英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从而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政权的威胁。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尽管精简机构的呼声每过几年就会大大吸引公众的眼球，但中国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一直呈现扩充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不在编人员的“临时工”身份存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这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一旦其中某些人的饭碗受到威胁，可能会把抱怨集中在习近平身上。

与他在政治上的好运气比，习近平的经济上的运气实在可以说是很坏，江胡时代长期积累的经济弊病显现，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而擅长于“政治”的习近平看来恰恰并不擅长于经济。

四

习近平上台以来，为了树立自己的强人形象，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左转趋势明显，被人们称为“打倒了薄熙来以后的薄熙来”，使左派力量受到鼓舞，但这样的态度也同时绑架了习近平，毛泽东式的左派在中国历来代表了政治正确，他们不像自由派提出一些口号而轻易受到惩罚，而这一群体在中国是最不具备思考能力和现实理性的力量，往往会不顾实际地唱高调，所以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要反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即使站在中共的利益角度，从中共历史来看，左的危害也一直是远大于右派，当今的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已无兴趣，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整个的西方社会理念，同时还有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情绪，这就使习近平在涉及与邻国领土，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采取越来越危险的举动，即使如此，也无法满足这些左派的欲望。

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左转，将使他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失去国家社会的信任和耐心，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经历过1976,1989,1992年重大事件的国家，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尽管不会公开承认，但即使在中共高层，也大体默认西方的方向是中国的未来，只是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激进，要渐进而已，现在习近平基本上是通过对“三个自信”理论的张扬，把这些原有的私下认知给否定了，但又没指出“三个自信”究竟自信在哪里，等于是以纯粹政治强力命令中国人停止政治思考，代之以周小平式的弱智的喧哗和鼓噪，这实际上是在低估中国人的智商，中国虽然一直处在专制统治之下，但1976年之后，中国毕竟有过一段思想解放的历史，有过对个人崇拜的公开的大规模批判，目前身处中国处级以上的官员，大都不会忘记这段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政治教育。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在经济决策能力的短板，加上李克强永远不可能被习近平视为自己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做一个弱势宰相，会让中国原本已经存在的深层经济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危机已经开始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媒体不停地发起造神运动，但要民众和官僚阶层形成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不可能的，习近平身上从来就不具备，也不可能形成毛泽东那种可以被神化的天分资源和历史条件，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不许妄议中央”的公开警告，足以显示最高层连官僚阶层都不够信任了。因此，习近平时代的统治，可能只见习近平的“国王的人马”在忙碌，而不会见到毛泽东时代领袖可以直接对普通民众发出行动号召的局面，这样一来，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将永远处在一个相当紧张的状况，防范的对象甚至会从民间扩展到官僚阶层。

而且，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的，从1941年左右开始，到1966年才达到了可以借此改变政治自然进程的力量，这中间需要毛泽东大量杀人，也需要官员的更新换代，无条件的崇拜基本上只存在于对毛泽东历史无知的年轻人当中，而习近平即使有毛泽东的能力和个人魅力，也无法具备毛泽东那样从容的时间资源。习主席不是毛主席。如果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带给中国的是一场悲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则会是一场历史的闹剧。

五

与毛泽东时代更大的一个不同点，习近平面对一个发育中的民间社会。毛泽东通过军事建国，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威胁中共政权的阶层基本上在开国之初的三年之内就通过大量杀人的方式予以解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扼杀了中国知识界的生机，那不是通过辩论或行政的手段，而是直接通过政治运动将活跃的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甚至肉体消灭，加上当时传媒手段的落后，毛泽东时代可以形成一个反智的人类逆流，可以说当时的国内完全不具备反对或劝谏毛泽东的成型的话语力量，同时，毛泽东通过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等手段，形成了对全社会的无缝控制，这一做法的前提是无论能否吃饱，让每个人有一个饭碗，除了特殊情况（如大跃进之后），既不会饿死，也吃不太饱。

邓小平是一个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者，他在经济领域解放了中国的活力，也使得管理中国社会的手段变得困难。通过多年的“改革”，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依靠全民或集体所有制来养活，人口流动频繁，与此同时，信息供应一反毛泽东时代的极度紧缺而变为部分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法通过对民众流动的约束，也无法通过对心理流动的约束来保持专制政治所需要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吹鼓手无论怎么努力地造神，将习近平等同于毛泽东来进行吹捧，也只能是纸面上的形式主义，对一般民众来说，基本上不具意义。人们要独立生活，独立养活自己，就必须学会独立思考，这是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生活所完全不同的环境所致。

同时，尽管习近平采取了比江胡时代更为严厉的手段压制政治异议力量，甚至广泛动用文革结束后中共已有共识不再采取的株连手段（其实一直没有杜绝），但我们看到，对异议力量的打压一直无法取得毛泽东时代的效果，中国的公民力量在三十年中夹缝中已经得到初步发育，而政治异议力量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在严厉镇压维权律师的活动之后，仍然有一波又一波的维权律师出来发声，尽管人数已经减少，但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无法杜绝就意味着失败，因为它塑造了一种可以被社会感知的英雄模式，更重要的是，法治进程的迟滞造成的法治落后在民间造成大量的侵权事件而无法得到解决，类似E租宝、泛亚事件这样的经济炸弹不时爆发，为访民团体源源不断地输送力量，只要有访民队伍的大量存在，中国的异议力量就不可能被消除。这是普适价值传播和生根的土壤。

六四以后，中共在统治危机的压力之下，采取了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做法，为中国带来了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但权贵经济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不从政治上入手进行改革，经济改革已无空间，现在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清清楚楚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中共采取收买政策进行怀柔的受教育群体中可能重新爆发对抗体制的力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和产业升级的失败，社会上升渠道狭窄，目前年轻受教育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生活压力最大，甚至最具失业风险的群体之一，有这些人在，有互联网空间在，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时代那种鸦雀无声的状况。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初，中国长期内战造成极度贫困，人们可以为了和平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而贫穷在当时甚至被标榜为政治上的光荣，所以，毛泽东时代，民众生活的贫穷不是威胁权力的主要问题，但习近平接手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江胡“盛世繁华”后的中国，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完全归罪于习近平本人，但全民赤裸裸奔向财富的梦想却可能中断在习近平时代，何况贫穷不再是政治光荣，而是受人歧视的屈辱，所以，如果经济上出现严重问题，民间和官僚阶层都可能将这一责任归罪于习近平和他的“第二次毛泽东时代”，而毛泽东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贫穷。

六

习近平面对的问题，不过是江胡所面对的问题的升级版：政治体制的落后，法治的缺失，官僚腐败，民怨四起，这些，习近平都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我之所以说习近平的反腐无法停止，是因为他的个人崇拜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他需要继续靠反腐换上自己人马，同时，这是他上台以来唯一被较为广泛认可的政绩，除去这一政绩，无论就其个人能力，还是中共越来越越狭窄的政治空间限制，他都很难有其它作为。但这一切入点显示了习近平的高明，却也给中国社会原本就不稳定的三角关系造成更大变数。

在整个的江胡时代，帝王（最高通知阶层）与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一致，帝王大致默认官僚阶层的贪腐（不要太过分，不要太张扬），民众在官僚体系的压制之下，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但经济发展的红利可以适当分享，因此，享乐主义和政治冷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习近平的破局尽管是迫不得已且小心翼翼，却激起了民间的一些幻想，民众向官僚阶层的贪腐和不作为等问题发难的频率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对帝王名正言顺地提出了更多要求，但帝王的反腐是有限度的，帝王无法凭一人之力或一个可以信任的团队的力量来清楚腐败，而且那样做对政权来说也是极大的风险，所以，帝王无法满足民间的要求，加上中国经济的好时候已经成为过去，最后民众对习近平的期望可能会变为更大的失望。

对官僚阶层来说，尽管也很清楚反腐是有限度的，但毕竟反腐早已突破“入局不杀，入常不办，副职、临时工代人受过”的惯例，彩票虽然不够多，但随便落到谁的头上那就是天大的“中彩”，习近平身上的反腐标签使他与一般官僚阶层的关系将长期处在互不信任状态，

尽管习近平的反腐引起一些叫好的声音，但我们客观地说，在一个缺少民主、科学和人权观念之下运作的政府，很难说腐败与官员的消极无为哪一个对普通民众的危害更大，如果官员普遍收敛了腐败的胆量，却更多地消极无为，那么，民众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更为糟糕的情况，因为以前可以通过行贿办成的事，现在更难办成或者需要花费更大成本才可以办成（因为官员们受贿的风险也在增加），民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可能会转变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犹如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期。

于是我们会发现，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帝王、官僚、民间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而相互的防范和指责会越来越多，表面上看，最高层的权力碎片化问题得到解决，社会的碎片化程度却会越来越高，社会共识的形成将变得更为艰难。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左转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很难持久，最终在各种压力之下，不能排除习近平本人也有可能对其微调，即使习近平左倾到底，也唯有中国本土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可以为中国带来真正的前景。一个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碎片化的社会，不可能靠权力得到弥合，而权力维持这种碎片化社会稳定的成本远大于解决权力碎片化的成本，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只有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放眼中国，无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多么声势浩大，那基本只是在浪费传媒资源，爱国主义旗帜下被微调而得到默许的毛左和民粹主义不仅违背中国当代史的真实记忆，现时也缺少真实可行的目标；唯有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普适价值，仍然具有真正的逻辑自洽和后续生命力，这是浅薄的专制吹鼓手和民间义和团永远无法比拟的，我们看到，在习近平政治高压之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被打倒，因为自由的力量不止体现在那些入狱者身上，同样也附着在每一个需要权利保障的升斗小民身上，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中，专制的加强必定带来经济活力的丧失和民众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就是对民间的动员号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将变得越来越能够被接受。作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坚信对自由的信念，同时要更切实地研究中国问题，以务实和温和的态度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不与专制者比赛蛮横和狂乱，我们与他们比赛耐心和容量，比赛我们信仰和理性的力量。毛泽东时代，这样的努力可能只是孤独的自我牺牲，但在习近平时代，我相信专制者的“三个自信”绝对不会比我们对自由价值的一个自信更有自信的本钱。

2016年2月6日初稿

2016年2月15日定稿

随着反腐运动的展开，宣传领域内，习近平开始被塑造为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提并论的三代领袖之一，仍然在世的江泽民、胡锦涛被迅速边缘化，自邓小平以来的元老政治基本结束。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习近平的新闻或指示，被放到了近乎夸张的显耀位置，使有着文革记忆的我想起来文革时的造神运动。

最近一段时间，黄兴国、李鸿忠等人的“核心”劝进，将习近平的造神运动再次推向一个高潮，显示习近平在军改以后，已经基本稳定了权力基础，确立了对高层权力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幅左转、对国企垄断的保护、对异议人士的抓捕升级，也让人感觉似乎毛泽东又回来了。恰逢文革50周年，我想就习近平与毛泽东面临的与官僚、民间的关系做一比较，尝试分析习近平的造神运动能够走多远，习近平时代的方向在哪里。

一 

毛泽东名为人民领袖，实际上拥有的是帝王般的权力，他对权力的掌控程度甚至超过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习近平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一大堆的“小组长”职务，国内享受着媒体的超级赞美，国际上光鲜无比地满世界撒币，其地位已经超越中共“集体领导”的约束，俨然一副帝王派头，所谓“习李体制”中的“李”（克强），则沦为一个小心翼翼的宰相，遑论其他常委。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治观察家眼中，十八大前后那段政治斗争的基本脉络已经清晰，这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掌控权力的偶然性，以及他走向帝王之路上不同于毛泽东的一些风险。

习近平在十七大入常是权力平衡的结果，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无法取得江泽民的信任，而江泽民又无法推出自己的人选（陈良宇早被胡温拿下，薄熙来在高层树敌太多，且不被胡温接受），于是，具有年龄优势且表现中庸无过的习近平就意外地坐到了储君位置，但这并不是江泽民心仪的人选，所以，江派势力对于习近平显然缺少热情，但与胡锦涛选定的隔代储君胡春华不同，原本并不十分起眼的习近平越过政治局委员这一台阶，短时间内蹿升进入常委且平稳无过，想把他拿下来就必须挑战中共多年形成的权力分配规则，甚至影响统治阶层的稳定，这是视稳定为政治要义的江泽民所不愿见，甚至也力有不逮的。但江派势力中较为年轻者显然没有江泽民这种老年人的耐心。现在来看，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虽然并不具有一个反对习近平的密切合作集团和严谨计划，但是郭伯雄、徐才厚作为军方大佬，周永康、薄熙来作为政法大佬和候补大佬，令计划作为团派势力关键人物，各自在小范围内不约而同地对习近平表示出不屑（而不是不满），恰恰因为没有一个广泛的反习联盟，这几派势力的同时存在，表现出当时高层普遍没有将习近平太放在眼里，以为习近平根本没有自己的实力，“叫他干满一届滚蛋”。

但习近平在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能不说运气特别好。首先，郭伯雄、徐才厚等军方大佬，与周永康、薄熙来是两股并无密切合作和深入沟通的势力，至于令计划，虽然更有城府，也更有优势扩权，却未必明确在团队内部提出过威胁习近平权力，他们之间，最大的可能是高层人士之间心有灵犀的一个默契：习近平没什么势力，好对付，走走看再说。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深切地感到有合在一起对付习近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否则，政治结局与今天定然不同。

不仅如此，未来的政治风险反而转变为习近平唾手可得的百年难遇的政治资源。

2012年的三件事改变了权力格局，给了习近平绝好的机会。首先是刘源、廖锡龙对谷俊山中将的穷追猛打，导致谷俊山在2012年初被撤职，象谷俊山这样的草包将军，被抓以后，为了自保，可以做出什么事是可以想象的，军方对习近平的不屑一顾的言论于是暴露，但这些言论，往大里说，是反对未来最高领袖，往小里说，也可以说只是军人之间私下的牢骚话，仅凭这点内部言论，习近平恐怕还无法与军方叫板。但王立军事件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

显然是王立军的被抓，最终暴露了周永康、薄熙来密谋通过权力运作将习近平从弱势总书记位置上拉下的计划。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计划竟然把中办主任令计划也扯了进来，令计划加入这一密谋似乎是很仓促的，其中的关键一点，可能与2012年所发生的第三件事有关，那就是3月18日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事件。

2012年春天的这几个事件，除王立军出走之外，另外两件在当时甚至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但是这几件事的发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整个的胡锦涛时代，上有江泽民的牵制，下有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高层权力已经呈现碎片化趋势，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如果说郭伯雄、徐才厚一方、周永康、薄熙来一方还有过比较长期的默契的话，那么令计划在一个不算很大的要挟之下就轻易加入周、薄联盟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很多人都对获取更高权力怀有强烈信心，且不把反习视为一件特别不得了的大事。这是江胡二主矛盾长期存在所形成的恶果。

当这些事件的爆发将政变密谋袒露在高层眼前的时候，习近平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深藏不露却又极为敏捷的身手，他不早不晚，赶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前夕，突然神隐，以退为进。不过，这也不表明习近平具有特别的政治能力，因为机会实在是太好，几乎等同于天上掉馅饼，这些案件的调查充分揭示了老人政治造成的权力碎片化恶果，以及习近平正常接班后所面对的无法有任何作为、连人身安全都没有足够保证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权力碎片化已经直接危及中共统治。既然表面上看习近平进入常委做王储并非自己特别追求的结果，那么，他的以退为进也就显得十分顺理成章，甚至我以为，在那一刻习近平应该会有几分真退的心理准备：如果不将这些图谋危害自己的集团全部拿下，那么，自己坐上总书记位置，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

球被踢到了江泽民、胡锦涛脚下，江泽民未必不想继续延续其政治影响，胡锦涛也许有过继续担任两年军委主席的打算，但他们的利益都必须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最基本的合作，于是，拿下郭、徐、周、薄、令，结束老人政治这一决定，就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匆匆忙忙地定下来了。

习近平不知不觉中担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变的风险，却在时间、事件巧合等诸多问题上，运气好得一塌糊涂，至于他的密友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职务是早就定下来，还是习近平争取的结果，在当时倒不是一件特别重要和引人注目的事，毕竟，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中纪委书记在政治生活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陈云例外，但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这个职务，且他的主要作为也不在纪检领域）。

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之后，尽管仍然没有自己的权力班底，但有实力的帮派已经借助于江胡的共同决策，被扫清了。习近平、王岐山只要有勇气走下去，已经是无人可以挑战的，中共统治的特点是其强力统治不仅让民众处于原子化状态，也让一般官员处在这一状态，唯有“帝王”的绝对亲信可以稍有例外地形成自己的势力，而习近平已经迫使江胡主动配合清洗了自己的部分亲信，他已经是一股独大，无敌于天下。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经历过文革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权斗中，一旦看准时机，并不缺乏必要的勇气，这部分来自当年武斗的经验，至少是对武斗的切身观察和感受。

二

反腐是每一届领导都要做的事，但都不成气候，无疾而终。习近平原本只是中共权力族谱的一个旁支，在江胡二人之下，他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他当上总书记，但环顾四周，仍然有太多太多那五人（也许不止五人）的余党，这是让人席不安寝的。今天，当我们看清了自2012年以来的权力斗争脉络，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习近平一上台就要大力“反腐”。首先是他不得不“反腐”：当时立足未稳，对政敌的清肃若以权斗的真实名义展开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反腐”则可以麻痹将被清肃的官员，使其存有侥幸心理；其次，他也有条件反腐，因为上述五人被废后，他已成最强政治人物，而这些人暴露的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使得江胡不方便阻止；另外，清洗以反腐的名义进行，是对民间最简单的交代，也是保持权力对民众封闭的必要手段。

即使如此，习近平还是选择了利用民间的支持来对可能的上层阻力施加压力。应该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巧妙地借助了民间的力量，其中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腐败官员的腐败信息，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只有一个叫“周元根”的人，而没有了周永康，而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的一句“你懂的”则反映了习近平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及其小心翼翼的步步惊心。

在利用媒体向高层大佬以及官僚阶层施加压力这一点上，习近平借用了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手法。同时我也应该说明，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完全等同于权斗。权斗是其反腐的主要动因和目的，但在官员普遍腐败的现状下，将一般官员的腐败与上述五人余党的腐败行为完全割裂开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做，那么反腐的这个招牌就会连一般民众都无法说服，要争取刘源这样的红二代支持（或者说在这一目前为止仅存的一股较强势政治势力压力之下），更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认真的反腐。况且，无论习近平还是王岐山，浸淫官场多年，自身相对清廉（只是相对），对于中国无官不腐的现状肯定也有切肤之痛，

于是，原本主要因权力斗争而起的反腐运动，就把帝王、官僚、民间的三者关系推到一个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比较类似的情形之下。

目前看来，习近平的反腐不太可能收手，原因我将在后面谈及。毛泽东反动文革的时候，和习近平一样，也是既有权斗的需要（打倒刘少奇），又有约束官僚权力防止权力腐化的目的。同样是借助了民间的力量，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阶段，由于对其绝对权威的自信，对民间力量放手尺度过大，一度造成混乱局面，而学界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则揭示出文革中民间力量借助毛泽东威望独立成长的一面，习近平显然对此是有警觉的，何况他也不具备毛泽东那种收放自如的能力，所以他不会给民间太大的空间，相反，从一开始他就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觉。

今天的情况显然与毛泽东时代不同，当时，毛泽东凭其开国之功，借助于大规模威胁生命的清洗，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掌控民间的能力是相当强的，而今天的情况则是统治集团与民间的矛盾是自六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习近平绝对不会为了对付官僚阶层而允许民间社会形成壮大的异己力量，更何况强势如毛泽东，也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尤其是清华武斗事件之后，放缓了文革的步伐，逐渐向官僚阶层妥协。

因此，习近平的反腐不可能是彻底的，无论从现代社会的权力制衡原理，还是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无需多费笔墨。

三

毛泽东的权力来源与习近平不同。我们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的这一过程，即1935年至1941年左右这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于内斗，斗张国焘、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最后在延安整风之后才形成了红太阳升起的局面，但与习近平不同的是，毛泽东有秋收起义的历史，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资本，有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功绩，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毛泽东不仅是内斗高手，也是外斗的高手，他的绝对权威首先靠形成自己的铁杆支持力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试图这么做但没有成功），也有壮大共产党力量的切切实实的“政绩”。对于活下来的中共革命的追随者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既有对其权威的惧怕，也有对其功绩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但习近平作为一个在政坛上顺利成长的红二代，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辉煌历史和突出能力。

在中共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中，关于习近平的历史部分，也实在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因为习近平的从政特点就是不出头也不犯错，于是，连二十年前翻过一次山慰问山民也成了大书特书的功绩，至于在河北当县委书记期间发展了当地经济等，也只是微不足道也无据可靠的小事，更重要的是，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与俄罗斯签订高价石油天然气合同、凭空拉升股市造成股市暴跌，发改委宣布停止原油定价机制、国际大撒币等等，都显示出与习近平高超的权力斗争手腕所不相称的治国能力欠缺，在当今信息传播条件下，可以说，三年多过后，各界对习近平上台之初抱有的期待，基本上被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习近平过多口号的提出又旋即落空的事实消磨殆尽，不满的声音迅速增加。尤其是，他在官僚阶层中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敬佩和忠诚，除了部分既得利益受损以外，还因为与一般民众相比，官僚阶层作为社会精英，更具获取信息和理性计算政治利益的能力，这是一个被三十年权贵经济宠坏了的阶层，却也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只有保守倾向的阶层，作为个体，这个阶层的成员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少于一般民众，视野更为开阔，不乏能力突出者，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了解现代政治知识。可以说，他们既会对习近平的能力产生“非议”，也对自己利益受损的状况心怀怨恨。

权斗、权力主导的反腐，以及难以克服的形式主义，已造成官僚阶层普遍的谨慎和消极无为，从个体来说，这是一种自保的策略，从整体来说，却是一种对习近平权力的消极反抗。久而久之，会给习近平造成一种类似毛泽东都曾有过的感觉，就是自己说话没有人听，官僚们只一味应付。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造成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自六四以来，官僚阶层对上层权力的配合实际上是以上层对官僚阶层贪腐的默许为交换条件的，习近平部分地破坏了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可以说，以红二代为代表的最高层与官僚阶层整体的关系在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官僚阶层作为赵家自己人的身份认同在弱化。

西方社会有一种假设：随着专制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会趋于增长。但有时候事实却不能证明这一假设，相反，可以看到专制者可以利用经济实力的提高来吸收社会精英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从而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政权的威胁。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尽管精简机构的呼声每过几年就会大大吸引公众的眼球，但中国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一直呈现扩充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不在编人员的“临时工”身份存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这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一旦其中某些人的饭碗受到威胁，可能会把抱怨集中在习近平身上。

与他在政治上的好运气比，习近平的经济上的运气实在可以说是很坏，江胡时代长期积累的经济弊病显现，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而擅长于“政治”的习近平看来恰恰并不擅长于经济。

四

习近平上台以来，为了树立自己的强人形象，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左转趋势明显，被人们称为“打倒了薄熙来以后的薄熙来”，使左派力量受到鼓舞，但这样的态度也同时绑架了习近平，毛泽东式的左派在中国历来代表了政治正确，他们不像自由派提出一些口号而轻易受到惩罚，而这一群体在中国是最不具备思考能力和现实理性的力量，往往会不顾实际地唱高调，所以邓小平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要反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即使站在中共的利益角度，从中共历史来看，左的危害也一直是远大于右派，当今的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已无兴趣，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整个的西方社会理念，同时还有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情绪，这就使习近平在涉及与邻国领土，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采取越来越危险的举动，即使如此，也无法满足这些左派的欲望。

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左转，将使他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失去国家社会的信任和耐心，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经历过1976,1989,1992年重大事件的国家，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尽管不会公开承认，但即使在中共高层，也大体默认西方的方向是中国的未来，只是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激进，要渐进而已，现在习近平基本上是通过对“三个自信”理论的张扬，把这些原有的私下认知给否定了，但又没指出“三个自信”究竟自信在哪里，等于是以纯粹政治强力命令中国人停止政治思考，代之以周小平式的弱智的喧哗和鼓噪，这实际上是在低估中国人的智商，中国虽然一直处在专制统治之下，但1976年之后，中国毕竟有过一段思想解放的历史，有过对个人崇拜的公开的大规模批判，目前身处中国处级以上的官员，大都不会忘记这段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政治教育。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在经济决策能力的短板，加上李克强永远不可能被习近平视为自己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做一个弱势宰相，会让中国原本已经存在的深层经济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危机已经开始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媒体不停地发起造神运动，但要民众和官僚阶层形成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不可能的，习近平身上从来就不具备，也不可能形成毛泽东那种可以被神化的天分资源和历史条件，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不许妄议中央”的公开警告，足以显示最高层连官僚阶层都不够信任了。因此，习近平时代的统治，可能只见习近平的“国王的人马”在忙碌，而不会见到毛泽东时代领袖可以直接对普通民众发出行动号召的局面，这样一来，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将永远处在一个相当紧张的状况，防范的对象甚至会从民间扩展到官僚阶层。

而且，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的，从1941年左右开始，到1966年才达到了可以借此改变政治自然进程的力量，这中间需要毛泽东大量杀人，也需要官员的更新换代，无条件的崇拜基本上只存在于对毛泽东历史无知的年轻人当中，而习近平即使有毛泽东的能力和个人魅力，也无法具备毛泽东那样从容的时间资源。习主席不是毛主席。如果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带给中国的是一场悲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则会是一场历史的闹剧。

五

与毛泽东时代更大的一个不同点，习近平面对一个发育中的民间社会。毛泽东通过军事建国，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威胁中共政权的阶层基本上在开国之初的三年之内就通过大量杀人的方式予以解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扼杀了中国知识界的生机，那不是通过辩论或行政的手段，而是直接通过政治运动将活跃的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甚至肉体消灭，加上当时传媒手段的落后，毛泽东时代可以形成一个反智的人类逆流，可以说当时的国内完全不具备反对或劝谏毛泽东的成型的话语力量，同时，毛泽东通过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等手段，形成了对全社会的无缝控制，这一做法的前提是无论能否吃饱，让每个人有一个饭碗，除了特殊情况（如大跃进之后），既不会饿死，也吃不太饱。

邓小平是一个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者，他在经济领域解放了中国的活力，也使得管理中国社会的手段变得困难。通过多年的“改革”，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依靠全民或集体所有制来养活，人口流动频繁，与此同时，信息供应一反毛泽东时代的极度紧缺而变为部分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法通过对民众流动的约束，也无法通过对心理流动的约束来保持专制政治所需要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吹鼓手无论怎么努力地造神，将习近平等同于毛泽东来进行吹捧，也只能是纸面上的形式主义，对一般民众来说，基本上不具意义。人们要独立生活，独立养活自己，就必须学会独立思考，这是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生活所完全不同的环境所致。

同时，尽管习近平采取了比江胡时代更为严厉的手段压制政治异议力量，甚至广泛动用文革结束后中共已有共识不再采取的株连手段（其实一直没有杜绝），但我们看到，对异议力量的打压一直无法取得毛泽东时代的效果，中国的公民力量在三十年中夹缝中已经得到初步发育，而政治异议力量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在严厉镇压维权律师的活动之后，仍然有一波又一波的维权律师出来发声，尽管人数已经减少，但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无法杜绝就意味着失败，因为它塑造了一种可以被社会感知的英雄模式，更重要的是，法治进程的迟滞造成的法治落后在民间造成大量的侵权事件而无法得到解决，类似E租宝、泛亚事件这样的经济炸弹不时爆发，为访民团体源源不断地输送力量，只要有访民队伍的大量存在，中国的异议力量就不可能被消除。这是普适价值传播和生根的土壤。

六四以后，中共在统治危机的压力之下，采取了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做法，为中国带来了二十年的经济繁荣，但权贵经济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不从政治上入手进行改革，经济改革已无空间，现在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清清楚楚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中共采取收买政策进行怀柔的受教育群体中可能重新爆发对抗体制的力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和产业升级的失败，社会上升渠道狭窄，目前年轻受教育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生活压力最大，甚至最具失业风险的群体之一，有这些人在，有互联网空间在，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时代那种鸦雀无声的状况。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初，中国长期内战造成极度贫困，人们可以为了和平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而贫穷在当时甚至被标榜为政治上的光荣，所以，毛泽东时代，民众生活的贫穷不是威胁权力的主要问题，但习近平接手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江胡“盛世繁华”后的中国，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完全归罪于习近平本人，但全民赤裸裸奔向财富的梦想却可能中断在习近平时代，何况贫穷不再是政治光荣，而是受人歧视的屈辱，所以，如果经济上出现严重问题，民间和官僚阶层都可能将这一责任归罪于习近平和他的“第二次毛泽东时代”，而毛泽东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贫穷。

六

习近平面对的问题，不过是江胡所面对的问题的升级版：政治体制的落后，法治的缺失，官僚腐败，民怨四起，这些，习近平都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我之所以说习近平的反腐无法停止，是因为他的个人崇拜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他需要继续靠反腐换上自己人马，同时，这是他上台以来唯一被较为广泛认可的政绩，除去这一政绩，无论就其个人能力，还是中共越来越越狭窄的政治空间限制，他都很难有其它作为。但这一切入点显示了习近平的高明，却也给中国社会原本就不稳定的三角关系造成更大变数。

在整个的江胡时代，帝王（最高通知阶层）与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一致，帝王大致默认官僚阶层的贪腐（不要太过分，不要太张扬），民众在官僚体系的压制之下，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但经济发展的红利可以适当分享，因此，享乐主义和政治冷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习近平的破局尽管是迫不得已且小心翼翼，却激起了民间的一些幻想，民众向官僚阶层的贪腐和不作为等问题发难的频率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对帝王名正言顺地提出了更多要求，但帝王的反腐是有限度的，帝王无法凭一人之力或一个可以信任的团队的力量来清楚腐败，而且那样做对政权来说也是极大的风险，所以，帝王无法满足民间的要求，加上中国经济的好时候已经成为过去，最后民众对习近平的期望可能会变为更大的失望。

对官僚阶层来说，尽管也很清楚反腐是有限度的，但毕竟反腐早已突破“入局不杀，入常不办，副职、临时工代人受过”的惯例，彩票虽然不够多，但随便落到谁的头上那就是天大的“中彩”，习近平身上的反腐标签使他与一般官僚阶层的关系将长期处在互不信任状态，

尽管习近平的反腐引起一些叫好的声音，但我们客观地说，在一个缺少民主、科学和人权观念之下运作的政府，很难说腐败与官员的消极无为哪一个对普通民众的危害更大，如果官员普遍收敛了腐败的胆量，却更多地消极无为，那么，民众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更为糟糕的情况，因为以前可以通过行贿办成的事，现在更难办成或者需要花费更大成本才可以办成（因为官员们受贿的风险也在增加），民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可能会转变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犹如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期。

于是我们会发现，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帝王、官僚、民间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而相互的防范和指责会越来越多，表面上看，最高层的权力碎片化问题得到解决，社会的碎片化程度却会越来越高，社会共识的形成将变得更为艰难。

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左转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很难持久，最终在各种压力之下，不能排除习近平本人也有可能对其微调，即使习近平左倾到底，也唯有中国本土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可以为中国带来真正的前景。一个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碎片化的社会，不可能靠权力得到弥合，而权力维持这种碎片化社会稳定的成本远大于解决权力碎片化的成本，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只有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放眼中国，无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多么声势浩大，那基本只是在浪费传媒资源，爱国主义旗帜下被微调而得到默许的毛左和民粹主义不仅违背中国当代史的真实记忆，现时也缺少真实可行的目标；唯有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普适价值，仍然具有真正的逻辑自洽和后续生命力，这是浅薄的专制吹鼓手和民间义和团永远无法比拟的，我们看到，在习近平政治高压之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被打倒，因为自由的力量不止体现在那些入狱者身上，同样也附着在每一个需要权利保障的升斗小民身上，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中，专制的加强必定带来经济活力的丧失和民众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就是对民间的动员号令，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将变得越来越能够被接受。作为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倡导者，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坚信对自由的信念，同时要更切实地研究中国问题，以务实和温和的态度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不与专制者比赛蛮横和狂乱，我们与他们比赛耐心和容量，比赛我们信仰和理性的力量。毛泽东时代，这样的努力可能只是孤独的自我牺牲，但在习近平时代，我相信专制者的“三个自信”绝对不会比我们对自由价值的一个自信更有自信的本钱。

2016年2月6日初稿

2016年2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