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大陆记者 因不堪当局控制媒体退出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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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2年5月2日,医院外警察阻挡记者进入采访陈光诚。(AFP)
 
有英国媒体报道,在中国大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对新闻报道日趋加强监控和约束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退出新闻媒体,他们认为若在中国新闻界继续工作是浪费生命。

英国《卫报》2月11号报道,中国政府去年12月决定驱逐法国记者郭玉的决定使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面临的令人沮丧的状况变成了国际新闻的头条报道。而中国记者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以后,决定放弃新闻职业。在法国杂志《新观察家》周刊的驻华记者郭玉(又称“高洁”)被中国当局因报道事实而驱逐出境之后,《卫报》曾发表社评说,中国当局的这个举动是将自己关闭起来、与世隔绝的做法。外部世界不应该被中国政府打压新闻记者的做法吓倒,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抗议。

报道举例说,曾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如今在一家属于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一家公司任职的林田弘(音译)回忆说,当2008年5月四川发生7.9级大地震时,当时29岁的他是最初志愿到灾区进行报道的记者之一。他说,当时人人都想去,否则为什么做记者呢?他被派遣到被强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灾区并经历了他短暂记者生涯中最可怕又最有意义的时刻。他从灾区现场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地震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现场报道。他如今已经离开中青报,在一家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影公司工作。他将放弃新闻工作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报纸读者人数和影响力的大幅度萎缩,因为“如今,没有人读你的故事”,“读者们今天都生活在他们的智能手机里或微信里。”

他还曾在2014年的一个微博文章清楚地显示了对中国当局新闻监管的不满。当时,他对当局摧毁受人尊敬的自由派大报《南方周刊》一事发表微博进行过抨击,因为该大报是影响他选择记者行业的一家报纸。他在微博中写道:“这些年来,我们这些从事记者工作的人,多次看到我们的文章被掐死、我们的声音被沉默,而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这些现象,并开始作出妥协和自我审查。”林还写道,”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好像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 现在有个三岁儿子的林田弘表示,他不后悔过退出新闻界的决定,因为“中国媒体如今变成了一场灾难。”

报道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担任编辑10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说,他也在考虑离开新闻界,因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更是如此。而如今在中国,人们没有自由,新闻界更是没有自由。你不能写想写的报道,你不能采访想采访的人;而即使你写了自己想写的报道,你也没法儿发表。这些都使你感到,在中国新闻界工作,就等于是浪费生命。

旅美中国学者、曾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谢选俊就中国媒体的现状作出了如下评论:

“中国媒体状况目前的确很糟糕。我想这是中共为了加紧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来维护中共统治的一个举措。中共总来都是把自己的统治地位看作比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性还要高。”

《卫报》的报道说,香港大学的中国新闻媒体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就中国大陆媒体的状况说,目前中国许多报纸正在面临记者大批出走的状况,因为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感到,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没有前途了。他说,“我们目睹30到40岁之间的那些本该正处于记者生涯高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们大量离开新闻行业的状况,”他还指出,“如今,中国新闻媒体领域里的状况是相当惨淡的。”

另有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各新闻机构正出现空巢状况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随着报纸媒体正在适应数字时代,他们总体上面临着黯淡的财务状况;其二是,日趋独裁的习近平政府对新闻媒体能报道什么和不能报道什么所施加的越发严格的约束。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问题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把中国大陆目前正在经历的政治寒冷归咎于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的独揽大权,他上台以来对言论自由发起了全面攻击。中国当局监禁新闻记者、博客作者以及直言不讳的民权律师。北京律师浦志强因为发了7条讽刺当局的微博而被判有罪。而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70多岁的自由记者高瑜被以向外国媒体提供共产党内部文件的泄露国家机密罪投入监狱。还有中国著名财经杂志记者王晓露,被逮捕后被当局强迫在电视上就去年报道股市大动荡公开“认错”。

报道说,中国在 “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发表的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位居第176位,比2014年下降了一位。谢选俊先生就中国大陆媒体的前景表示:

“中国媒体的这种糟糕局面还会继续恶化,近年内部会好转。也许知道2022年当习近平可能退位的那个念头,也许会有望好转,但也许不会好转。届时习近平也许会想办法把自己转为终身领袖。”

《卫报》的报道说,中国一家著名新闻机构的一位30多岁编辑表示,“作为一名记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近年来行业的自由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谷。” 他抱怨说,在习近平上任之前,至少各媒体的编辑有选择各自头条新闻的自由度,但现在,报纸和网站被迫顺应,单调乏味地一味对中共领导人作出好评和赞扬。各媒体机构每天的第一个头条必须是关于习近平的;第二条新闻必须是关于总理李克强的。如果你读了一家媒体的报道,就相当于你阅读了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报道。

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也是《在中国做调查报告》一书的作者。他表示,习近平政权对带有批评性调查报告的不容忍态度日趋明显。过去,中国报纸会在沉默地忍受当局打压达半年左右之后,还能指望以发表强有力的调查报告或揭露报道打破沉默。但近几年来,却再没有这种类型的例子了。他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沉默。”

报道说,在中国大陆,那些试图突破界限的报纸和新会马上发现自己被当局打压下去,被迫服从当局的规矩。如上海的澎湃新闻网站前不久发表的有关修建三峡大坝所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的调查报告,在发表7小时后就被撤除。大卫-班德尔斯基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新闻界的“冬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漫长的冰冻时代。在中国,做调查报告的条件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持续恶化,而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也是中国媒体很艰难的时段之一。但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中国做调查报告的条件更是变得非常非常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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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2年5月2日,医院外警察阻挡记者进入采访陈光诚。(AFP)
 
有英国媒体报道,在中国大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对新闻报道日趋加强监控和约束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退出新闻媒体,他们认为若在中国新闻界继续工作是浪费生命。

英国《卫报》2月11号报道,中国政府去年12月决定驱逐法国记者郭玉的决定使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面临的令人沮丧的状况变成了国际新闻的头条报道。而中国记者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法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以后,决定放弃新闻职业。在法国杂志《新观察家》周刊的驻华记者郭玉(又称“高洁”)被中国当局因报道事实而驱逐出境之后,《卫报》曾发表社评说,中国当局的这个举动是将自己关闭起来、与世隔绝的做法。外部世界不应该被中国政府打压新闻记者的做法吓倒,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抗议。

报道举例说,曾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如今在一家属于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一家公司任职的林田弘(音译)回忆说,当2008年5月四川发生7.9级大地震时,当时29岁的他是最初志愿到灾区进行报道的记者之一。他说,当时人人都想去,否则为什么做记者呢?他被派遣到被强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灾区并经历了他短暂记者生涯中最可怕又最有意义的时刻。他从灾区现场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地震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现场报道。他如今已经离开中青报,在一家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影公司工作。他将放弃新闻工作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报纸读者人数和影响力的大幅度萎缩,因为“如今,没有人读你的故事”,“读者们今天都生活在他们的智能手机里或微信里。”

他还曾在2014年的一个微博文章清楚地显示了对中国当局新闻监管的不满。当时,他对当局摧毁受人尊敬的自由派大报《南方周刊》一事发表微博进行过抨击,因为该大报是影响他选择记者行业的一家报纸。他在微博中写道:“这些年来,我们这些从事记者工作的人,多次看到我们的文章被掐死、我们的声音被沉默,而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习惯于这些现象,并开始作出妥协和自我审查。”林还写道,”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好像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 现在有个三岁儿子的林田弘表示,他不后悔过退出新闻界的决定,因为“中国媒体如今变成了一场灾难。”

报道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担任编辑10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说,他也在考虑离开新闻界,因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更是如此。而如今在中国,人们没有自由,新闻界更是没有自由。你不能写想写的报道,你不能采访想采访的人;而即使你写了自己想写的报道,你也没法儿发表。这些都使你感到,在中国新闻界工作,就等于是浪费生命。

旅美中国学者、曾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谢选俊就中国媒体的现状作出了如下评论:

“中国媒体状况目前的确很糟糕。我想这是中共为了加紧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来维护中共统治的一个举措。中共总来都是把自己的统治地位看作比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性还要高。”

《卫报》的报道说,香港大学的中国新闻媒体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就中国大陆媒体的状况说,目前中国许多报纸正在面临记者大批出走的状况,因为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感到,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没有前途了。他说,“我们目睹30到40岁之间的那些本该正处于记者生涯高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们大量离开新闻行业的状况,”他还指出,“如今,中国新闻媒体领域里的状况是相当惨淡的。”

另有专家指出,中国大陆各新闻机构正出现空巢状况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随着报纸媒体正在适应数字时代,他们总体上面临着黯淡的财务状况;其二是,日趋独裁的习近平政府对新闻媒体能报道什么和不能报道什么所施加的越发严格的约束。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问题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把中国大陆目前正在经历的政治寒冷归咎于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的独揽大权,他上台以来对言论自由发起了全面攻击。中国当局监禁新闻记者、博客作者以及直言不讳的民权律师。北京律师浦志强因为发了7条讽刺当局的微博而被判有罪。而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70多岁的自由记者高瑜被以向外国媒体提供共产党内部文件的泄露国家机密罪投入监狱。还有中国著名财经杂志记者王晓露,被逮捕后被当局强迫在电视上就去年报道股市大动荡公开“认错”。

报道说,中国在 “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发表的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位居第176位,比2014年下降了一位。谢选俊先生就中国大陆媒体的前景表示:

“中国媒体的这种糟糕局面还会继续恶化,近年内部会好转。也许知道2022年当习近平可能退位的那个念头,也许会有望好转,但也许不会好转。届时习近平也许会想办法把自己转为终身领袖。”

《卫报》的报道说,中国一家著名新闻机构的一位30多岁编辑表示,“作为一名记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近年来行业的自由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谷。” 他抱怨说,在习近平上任之前,至少各媒体的编辑有选择各自头条新闻的自由度,但现在,报纸和网站被迫顺应,单调乏味地一味对中共领导人作出好评和赞扬。各媒体机构每天的第一个头条必须是关于习近平的;第二条新闻必须是关于总理李克强的。如果你读了一家媒体的报道,就相当于你阅读了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报道。

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专家大卫-班德尔斯基,也是《在中国做调查报告》一书的作者。他表示,习近平政权对带有批评性调查报告的不容忍态度日趋明显。过去,中国报纸会在沉默地忍受当局打压达半年左右之后,还能指望以发表强有力的调查报告或揭露报道打破沉默。但近几年来,却再没有这种类型的例子了。他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沉默。”

报道说,在中国大陆,那些试图突破界限的报纸和新会马上发现自己被当局打压下去,被迫服从当局的规矩。如上海的澎湃新闻网站前不久发表的有关修建三峡大坝所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的调查报告,在发表7小时后就被撤除。大卫-班德尔斯基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新闻界的“冬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漫长的冰冻时代。在中国,做调查报告的条件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持续恶化,而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也是中国媒体很艰难的时段之一。但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中国做调查报告的条件更是变得非常非常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