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关于尊重创作自由的一次讲话，俞可平关于民主好的一篇文章，似乎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启动政改的预期，然而，只要中南海的黑幕一天不肯拉开，无论主人换成谁，都不会有奇迹。因为，能够踏进中南海的人，个个都是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重大让步时，中南海寡头们无心、亦无力跨越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政治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但是，当个人极权过渡到寡头独裁，二者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别，其中最大不同在于：个人极权体制中，党魁的个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党内权争中的损益，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党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层中的其他官员之间的权争，主要是争取极权者青睐的竞争，而能否得到极权者的青睐，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来自极权者个人的主观认定，就象毛泽东时代，只要老毛怀疑某人的忠诚，一句话就可以将此人置于死地，不可能出现类似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可能出现江、胡时代的几个常委几条心的局面。

首先，寡头独裁体制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各寡头之间的相互牵制。尽管党魁的权益重于其他寡头的权益，但并不能重于寡头集团的共同权益，也就是党魁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所以，党内权争的结果，不会是毛时代的赢者通吃的游戏，而是谁也无法独占鳌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倒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陈云等元老制约的邓小平却不能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邓必须在取得陈云的支持后才能非程序地罢免两任总书记。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二人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党内程序的权力。现在的中共高层内部，寡头们绝不允许某人独占最高权力。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废除终身制仅仅是邓的姿态，而到了党魁更弱势的江时代，定期交接班开始走上制度化。

其次，无论中共寡头内部的权力之争多么激烈，也决不敢公开其黑箱中的恶斗。在寡头独裁时代，无人能有毛泽东式权威，可以将党内权争公开化，并将其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发动全民参与清除政敌的运动，而无损于毛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邓小平没有毛式权威，也很反感文革式群众运动，所以，他决不会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垮对手，而是采取老人帮集体裁决的方式废掉了两任总书记。江泽民时代的党内权争，清除政敌的方式再次发生了巨大改变，不是将权争内幕公开化政治化，而是把反腐败作为高层权争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对党内权争进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装，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反腐败（陈希同案和陈良宇案），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合程序的权力交替。

第三，在高层内部的权争中，寡头集团中的强势一方，可以抛出某位高官来打击对手，但决不会抛出任何一个寡头，更不会轻易地让某寡头身败名裂，无论此寡头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黄菊、贾庆林等常委，如果他们能提前出局，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重建，而他们之所以都能够“圆满”结束任期，就在于任何一个寡头的中途倒掉，都将危及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

第四，寡头独裁决不允许任何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自发成长，无论是来自党内还是来自民间。因为，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必然与人的自由为敌、与民意为敌，它不仅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民间权利，而且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敌对势力。中共习惯于垄断一切，它不允许内部权争损害其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允许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威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创新，而民间却不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可能遭到整肃甚至身陷囹圄。

第五，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其软实力（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无论它手中还握有多么强大硬实力，也不足以真正让民间臣服。而六四后的中共独裁，正是合法性不断颓败的统治，也是威慑力不断降低的统治。无论寡头集团多么仇恨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也无论它打压民间力量的出手多狠，也无法改变其镇压效力递减的颓势。也就是说，当它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软实力来吸引民众的自愿认同，它也就再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完全封杀民间的声音。

现政权软实力的急遽流失，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大势不可逆转，靠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施恐怖统治，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六四后的恐怖统治，只能越来越倾向于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个人化内在化的恐怖，一般情况下，让外在恐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恐惧和自我监控。

然而，在国际大势和国内民间的综合压力之下，已经步入合法性黄昏的中共独裁，很难彻底压制住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着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进行柔性的利益收买，还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看，伴随着寡头独裁的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自发动力的逐渐成长，绝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灭绝。

所以，一方面，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翻云覆雨的收放权术，必然变成寡头独裁的统治常态；另一方面，统治者装模做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做样地服从，而一旦被统治这不愿再配合着统治者装下去了，寡头们的内在虚弱便一览无余。君不见，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2007年初的“禁书事件”，几支决不屈服的笔，就让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其官员陷于进退失据的窘态。

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当下中国推进政治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只要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民间生长不可逆转，就将生长出足以逼迫统治者启动政改的民间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全球大溃败，更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日国人对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自发认同，今日国人捍卫的私有财产的决心和意志，已经超过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遥想现代中国，以胡适先生为代表那批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大都仍然是经济制度选择上的社会主义者；看今日中国，不要说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和白领，就连城镇的平民和农村的农民也懂得私有财产的不容侵犯；不要说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宣扬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即便那些每天乞灵于毛泽东遗产的新左派们，也决不会卖掉私家车来帮助穷人，更不会让个人财产被官权以均贫富的理由而强制没收。

而当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共识之后，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将逐步变成多数共识。现在中国的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事件，大都因其经济利益受损而起，事实上，那些为保护个人财产而奋起维权的草根们，尽管，他们可能连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都说不清，但他们的维权行动本身，就是在用生命来捍卫个人权利，也就是在用行动来践行政治自由主义。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温家宝关于尊重创作自由的一次讲话，俞可平关于民主好的一篇文章，似乎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启动政改的预期，然而，只要中南海的黑幕一天不肯拉开，无论主人换成谁，都不会有奇迹。因为，能够踏进中南海的人，个个都是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重大让步时，中南海寡头们无心、亦无力跨越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政治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但是，当个人极权过渡到寡头独裁，二者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别，其中最大不同在于：个人极权体制中，党魁的个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党内权争中的损益，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党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层中的其他官员之间的权争，主要是争取极权者青睐的竞争，而能否得到极权者的青睐，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来自极权者个人的主观认定，就象毛泽东时代，只要老毛怀疑某人的忠诚，一句话就可以将此人置于死地，不可能出现类似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可能出现江、胡时代的几个常委几条心的局面。

首先，寡头独裁体制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各寡头之间的相互牵制。尽管党魁的权益重于其他寡头的权益，但并不能重于寡头集团的共同权益，也就是党魁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所以，党内权争的结果，不会是毛时代的赢者通吃的游戏，而是谁也无法独占鳌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倒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陈云等元老制约的邓小平却不能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邓必须在取得陈云的支持后才能非程序地罢免两任总书记。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二人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党内程序的权力。现在的中共高层内部，寡头们绝不允许某人独占最高权力。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废除终身制仅仅是邓的姿态，而到了党魁更弱势的江时代，定期交接班开始走上制度化。

其次，无论中共寡头内部的权力之争多么激烈，也决不敢公开其黑箱中的恶斗。在寡头独裁时代，无人能有毛泽东式权威，可以将党内权争公开化，并将其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发动全民参与清除政敌的运动，而无损于毛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邓小平没有毛式权威，也很反感文革式群众运动，所以，他决不会用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垮对手，而是采取老人帮集体裁决的方式废掉了两任总书记。江泽民时代的党内权争，清除政敌的方式再次发生了巨大改变，不是将权争内幕公开化政治化，而是把反腐败作为高层权争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对党内权争进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装，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反腐败（陈希同案和陈良宇案），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合程序的权力交替。

第三，在高层内部的权争中，寡头集团中的强势一方，可以抛出某位高官来打击对手，但决不会抛出任何一个寡头，更不会轻易地让某寡头身败名裂，无论此寡头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黄菊、贾庆林等常委，如果他们能提前出局，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重建，而他们之所以都能够“圆满”结束任期，就在于任何一个寡头的中途倒掉，都将危及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

第四，寡头独裁决不允许任何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自发成长，无论是来自党内还是来自民间。因为，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必然与人的自由为敌、与民意为敌，它不仅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民间权利，而且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敌对势力。中共习惯于垄断一切，它不允许内部权争损害其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允许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威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创新，而民间却不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可能遭到整肃甚至身陷囹圄。

第五，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其软实力（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无论它手中还握有多么强大硬实力，也不足以真正让民间臣服。而六四后的中共独裁，正是合法性不断颓败的统治，也是威慑力不断降低的统治。无论寡头集团多么仇恨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也无论它打压民间力量的出手多狠，也无法改变其镇压效力递减的颓势。也就是说，当它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软实力来吸引民众的自愿认同，它也就再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完全封杀民间的声音。

现政权软实力的急遽流失，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大势不可逆转，靠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施恐怖统治，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也不符合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六四后的恐怖统治，只能越来越倾向于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个人化内在化的恐怖，一般情况下，让外在恐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恐惧和自我监控。

然而，在国际大势和国内民间的综合压力之下，已经步入合法性黄昏的中共独裁，很难彻底压制住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着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进行柔性的利益收买，还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看，伴随着寡头独裁的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自发动力的逐渐成长，绝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灭绝。

所以，一方面，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翻云覆雨的收放权术，必然变成寡头独裁的统治常态；另一方面，统治者装模做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做样地服从，而一旦被统治这不愿再配合着统治者装下去了，寡头们的内在虚弱便一览无余。君不见，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2007年初的“禁书事件”，几支决不屈服的笔，就让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其官员陷于进退失据的窘态。

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当下中国推进政治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只要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民间生长不可逆转，就将生长出足以逼迫统治者启动政改的民间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全球大溃败，更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日国人对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自发认同，今日国人捍卫的私有财产的决心和意志，已经超过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遥想现代中国，以胡适先生为代表那批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大都仍然是经济制度选择上的社会主义者；看今日中国，不要说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和白领，就连城镇的平民和农村的农民也懂得私有财产的不容侵犯；不要说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宣扬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即便那些每天乞灵于毛泽东遗产的新左派们，也决不会卖掉私家车来帮助穷人，更不会让个人财产被官权以均贫富的理由而强制没收。

而当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共识之后，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将逐步变成多数共识。现在中国的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事件，大都因其经济利益受损而起，事实上，那些为保护个人财产而奋起维权的草根们，尽管，他们可能连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都说不清，但他们的维权行动本身，就是在用生命来捍卫个人权利，也就是在用行动来践行政治自由主义。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