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振英女儿行李门事件，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曾发公开信表示，对任何践踏香港航空飞行安全的行为都绝不妥协，否则「将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恶梦」，而且不排除因此发起静坐。民航处又发声明回应，强调梁特女儿有关行李已满足有关保安规定，但就未澄清乘客是否必须与行李同行及经过安检、过往同类情况是否严重。
高干特权有制度保障
负责制订和贯彻执行机场安全及航空保安标准的民航处，为什么不愿意与前线空勤人员站在同一条线上？是对机场保安标准及程序的理解不同，还是另有内情、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民航处处长罗崇文声称，机场保安公司曾以相同手法处理旅客遗漏的行李。前处长林光宇更称，航空公司如是为「熟客」提供客户服务，问题不大。他们言而之意，似是民航处一直掌握航空公司为「熟客」特事特办的情况，并认为行为并无不妥。
令人担心的是，保安局、民航处、机管局不理会公众及空勤人员对行李门引发的梁特滥权、机场保安的不满和担心，是不是为了确保那些「熟客」的特权？行李门会不会成为香港引入中国的飞行特权制的突破口？
早在1970年代末，中国限制高干搭乘专机后就出台了《关于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机运输服务工作的规定》，其后曾作修订，现时使用的是1994年版。可享有重要旅客（简称要客或称VIP）待遇的除外交使节外，还包括副省部级以上党政高官、在职正军级少将以上军官，所享礼遇包括「对重要旅客，值班领导要亲自迎送；对国务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重要旅客，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迎送」。
中国的飞行特权，除了明文规定的迎来送往、航程通报、机上礼遇外，还衍生「等埋要客」等特事特办的惯例。执行逾20年的要客服务规定，2013年再度引致舆论炮轰，就因为中国红十字协会有一个副会长（副部长级别）被踢爆因迟到而令班机延迟起飞等候。又有新华社记者披露，作家郭敬明因给军队歌星韩红写歌赶不上回上海的班机，拥少将军衔的韩红一个电话就让班机延迟起飞等候郭敬明。而机场、航空公司对这类因「等埋要客」而延迟起飞的事件，给旅客最常见的理由就是航空管制。
莫等无法拒绝再后悔
「等埋要客」中国内陆航班严重延误痼疾的病根之一，也曾波及跨境航班。香港航空曾有航班由贵阳机场返港时，有一名女武警要求飞机延迟起飞，理由竟是要去替长官买烟，但被香港的空姐拒绝。可笑的是，在中国舆论炮轰下，又有习近平严令官员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在前，中国仍奉行飞行特权制，也难怪强国人出游时不时在国际航班上出丑卖乖。
如果同中国「等埋要客」的飞行特权制相比，梁家行李门事件自然算是小事，送一件经安检的行李到禁区，同送机人员直入禁区、全机旅客要等埋高干或将军或他们的亲友再起飞等行为，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但正为有中国「等埋要客」的飞行特权制为先例，梁家行李门事件的影响不只要从香港角度去审视，也要从中港关系角度去审视。
从空勤人员的角度去看，梁颂昕的行李万一被人调包或在安检时发现有危险品或毒品，被指令送行李的地勤人员都免不了要接受调查，岂不是要无辜受累？从香港角度去看，行李门事件涉及梁振英滥权问题、机场保安问题，直接影响香港声誉、法治，岂能等闲视之？从中港关系的角度去看，香港一班高官、亲共人士争相为行李门辩护，孰知是不是为那些享有中国飞行特权的权贵在港享有「熟客」服务寻找借口？是不是为日后香港机场也出现「等埋要客」事件寻找借口？如果等到香港的航空公司无法拒绝送政要及其亲友的行李入禁区、无法拒绝等埋替长官买烟的武警、无法拒绝等埋迟到的中共高干时，再想起去抗争，后悔就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