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李锐认为当年朱镕基能够到上海接掌市政府，陈云的决策权可能更大一些。
当笔者谈到朱镕基到马洪的特别关系时，李锐先生还特别指示笔者好好查找一下资料，关于马洪和陈云的亲密关系最早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不管马洪怎么就成了毛泽东眼中的高岗死党，但他马洪当年可能也是陈云向高岗举荐的。
按照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公开资料，中共上一代的党内经济学家之一马洪本不姓马而是姓牛，原名牛仁权，参加革命之后曾用名牛黄和牛中黄。
他1920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与阎锡山、徐向前、续范亭、薄一波等名人同乡。马洪自己回忆说，薄一波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由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
1938年年3月，薄一波等人委派马洪赴延安报告工作，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听完马洪汇报后，对他大为赏识，当即告诉他不要再回山西了，就留在延安学习锻炼。问到马洪当时的名字“牛黄”是怎么起的，马洪说就是为了参加革命之后保密工作的需要，还想保留自己的牛姓，就随便用中药名字“牛黄”。陈云说那以后就把“牛黄”改成“马红”吧，马洪说好，陈云又说那还是用“洪水”的“洪”。
从那以后，山西定襄那个被薄一波带出家乡参加革命的牛仁权就终生都只用“马洪”这个名字了，再也没有改回他的“牛”姓。仅此一事，足以说明马洪与陈云之间的感情之深厚。
中共建政前夜，陈云、高岗、马洪都在东北局，中共建政之初陈云先进北京，一九五二年，高岗带着马洪等一票人马也进了北京，这一票人马里就包括宋平和朱镕基。
进京之后，高岗任国家计委主任，马洪任秘书长，宋平和朱镕基分别在他们手下任局级和处级职务。
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陈云专门指示要尽快给马洪平反，马洪平反后立刻把还没有被恢复党籍的朱镕基调到自己身边。
李锐先生担任中组部副部长期间，马洪被安排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锐先生说这也是陈云点的将。
李锐先生说朱镕基被派驻上海时，虽然他李锐早已经不再参与组织工作，但当笔者说到陈元肯定会在父亲面前给朱镕基美言的时候，李锐先生说马洪在其中起的作用肯定更重要。再加上一个当时已经是中组部长的宋平，这才成就了日后朱镕基。
所以外界简单地把朱镕基归类为“小平的人”，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在本专栏的前三篇文章《李锐先生一席谈》之一、之二和之三中，都涉及到了李锐先生和陈云之间的分歧。李锐先生曾介绍说，当初陈云请他“出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并具体主持青年干部的选拔工作，李锐先生开始是不愿意“干这一行”的，陈云让秘书再次传李锐到府上，劈头质疑了一句：“你是不是嫌官小，不愿意干？”一下子让李锐再没得话说，于是便成了中组部历史上最短命的副部长之一。
之所以“短命”，笔者曾向李锐先生打趣问到“陈云后来不喜欢你了，是不是因为你‘叛变’到邓小平那一派了？”
李锐先生笑答，陈云同志可能是抱怨我真把胡耀邦当总书记，当成党的最高领导人了。
不过，李锐先生在体制内的那些年里，虽然与陈云之间在政治理念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但在三峡问题上两人却是“同伙”。
外部世界早已经有过介绍，李锐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三峡上马反对派,早在五十年代,正是因为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先生力排众议,在毛泽东那里用他那笔锋犀利的文章驳倒了力主三峡上马的林一山之流,才使毛泽东打消了三峡上马的念头，而李锐先生也是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要求他给自己做秘书。
当笔者问及如果当时没有李锐先生力陈三峡上马弊端,会是什么结果时,李锐先生表示:即使当时毛泽东听信了三峡上马派的胡言乱语,最后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按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三峡如果开工,没有苏联的鼎力相助是毫无可能的,而当时苏联专家对三峡问题从不表态,实际上是他们国内的上司要求他们不要同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搭茬儿。再者,毛泽东其人当时满脑袋都是“国际阶级斗争”思想,所以也很可能从战争暴发后的危险性角度否定三峡上马。
至於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政权什么坚持主张三峡上马,李锐先生所谈及的事情原委同海外所共同认为的大不相同。
在海外,一般人都认为三峡上马是李鹏等人出於好大喜功的考虑而提出的,其实,主张三峡上马的人正是邓小平。
李锐说: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的水电部长钱正英等人就搞了一个三峡上马的可行性论证,报到邓小平手里后,好大喜功的邓小平当即说了一句:为民造福,为后人造福,好事吗!同时,遇事喜欢轻易表态的胡耀邦也同意三峡上马。他甚至因为李锐反对三峡上马一事批评李锐无视党的组织纪律。从此,三峡上马派找到了上方宝剑。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身为总理的赵紫阳是反对三峡上马的,这也是他同胡耀邦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之一。
李锐说:邓小平曾经为三峡上马一事专门找过李鹏,李鹏没有从工程技术、投资规模等角度回答,只是说“移民问题最难解决”。邓小平马上说:“那好办,成立一个三峡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邓小平这一句话,当时就成立了“三峡省筹备小组”。而后来成立三峡省一是因为赵紫阳的反对,二是因为人大委员的反对,此事终於夭折。但上马派并不气馁,仍然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委员会。
与赵紫阳同样反对三峡上马的中共元老是陈云,而最支持三峡上马的除了邓小平,还有王震。他临死之前在广州养病时,还不忘惹事生非,专门招了一批所谓“专家”到广州开会,又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三峡上马可行性专家论证”,而这份东西就成了人大常委会通过三峡上马的主要依据。这批“专家”是以喜欢走政治路线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为首的。而另一个喜欢走政治路线的科学家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到是一反常态,反对三峡上马。
陈云当时之所以反对三峡上马,主要是从经济承受能力角度考虑的。陈云其人从五十年代就反对毛泽东的好大喜功,八十年代以后仍然如此。他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问题上同在三峡上马的问题上一样,都认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是好大喜功。
陈云曾通过自己妻子于若木的妹妹向李锐表示:我们支持你反对三峡上马。
李锐先生说：其实,在邓小平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是反对三峡上马的,甚至他在四川的一个任当地政协委员的妹妹也曾忠告他三峡事不宜进行。但邓小平偏偏不听。李锐说:邓小平坚持支持三峡上马可能是由於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一,此人从不认错,在三峡的问题上也是一样,这是他的一贯性格。
其二,此人好大喜功,总希望给共产党的后代留点“纪念碑”式的大功大德。就象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好香港和台湾问题一样,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也希望给后人留下如同当年毛泽东搞出“两弹”(原子弹和氢弹)一样的“里程碑”式的纪念物。
其三,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同意见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不同意见时常搞到一起,是中共政权的一大特色。三峡的问题更是如此。假如当初陈云也是积极支持三峡工程的,日后的邓小平也许就不那么热心这个工程了。当时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问题是,如果他同意三峡工程不上或缓上,等於是在与陈云的斗法过程中,丢了重要的一分,所以才坚持不让这一步。
至於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李鹏和江泽民,也都是因为邓小平和王震坚持要上,同时这两个人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虽然在改革开放政策问题上宁可步子稳一点,再稳一点,但在象三峡工程这样所谓“给后人造福”的事情上,也同邓小平一样,希望在自己这一任官位上留下“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