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高层曾经召开扩大会议，号称四千人大会，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会上，绝大多数人痛批毛泽东，发动文革为其主要罪状。包括陈云、彭真等众多高级领导人在内，绝大多数人主张彻底否定毛。但当时，掌握实权的邓小平却力排众议，力主给毛“三七开”，声称：毛“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然而，到了1993年，邓小平却改口了。他把江泽民、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和陈云、彭真等政治元老召集到上海西郊宾馆开会，邓说，八十年代初期评毛，“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

 

邓小平“全面评价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全面否定毛泽东。与会人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邓的这一提议。然而，那时，邓已经太老，在场的政治局常委们，眼看邓年迈体衰，将不久于人世，并没有听进去多少。而且，江泽民、李鹏等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左棍，心下不以为然，阳奉阴违。再说，与会人士大概已经看出来了，邓此说，还是出于私心。因为，毛制造文革大灾难在先，邓制造六四大屠杀在后，都有罪在身。邓想让后继者把历史焦点放在毛身上而不是邓身上，否定毛而不否定邓。

 

纳粹德国，有一个受害人群体，犹太人，人数约六百万。共产中国，有一个受害人群体，叫“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人数约两千万。1966年，文革一开始

 

，卷起一个红八月。仅一个月间，仅在北京，就有1800多人被公开虐杀，十多万人遭下放农村，受害者的主体，就是“五类分子”。与德国犹太人一样，中国“五类分子”被赋以原罪，即“唯成份论”。纳粹德国的暴行，称为种族灭绝；红色中国的暴行，可称群体灭绝。都是灭绝的暴行，都是反人类罪。

 

在1966年“红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北京郊区大兴县对地富反坏右展开满门抄斩、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先后残杀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户人家惨遭灭门。杀人方式应有尽有，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推坑活埋，不一而举。婴幼儿，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一撕两半，比中国有关书籍里描写的日本鬼子还要残忍百倍。有个贫协主席，一人就用铡刀铡死了16个人，最后，他自己因过度紧张、劳累而瘫倒在地。

 

大屠杀里，亲情做了最后的挣扎。有这么一个细节。在该县马村大队，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小孙子被推坑活埋。老奶奶没有告诉小孙子他们将面临同归于尽的死亡，而是像平时睡觉时那样，紧紧抱住小孙子。刽子手们像他们身上泼土的时候，小孙子说：“奶奶，迷眼。”奶奶说：“一会儿就不迷了。”随后，一老一小遭活埋惨死。

 

五十年，半个世纪，作为影响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类历史最深重的惨剧，文革真相，依然没有得到公开而全面的揭露，文革的受害者们，没有获得彻底的昭雪、应有的赔偿和公开的祭奠。

 

作为中共党内的文革受害者，他们喜获平反，却并没有成为反思文革的带头人，相反，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淡化文革悲剧，为毛泽东开脱。刘少奇家族就是其中一例。身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遭毛泽东迫害惨死。其夫人王光美受尽凌辱并遭长期监禁，儿子刘源等人也饱经磨难。

 

文革后，他们获得平反，受到贵族式待遇，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刘源声称：“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中国有古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刘源对杀父之仇如此地轻描淡写，显示他毫无健全的人格和血性。

 

至于王光美，她出面宴请毛泽东的家人，宣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中，刘少奇惨死，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如何处置王光美？据说，周恩来等人曾批示处死，但毛泽东却批示“刀下留人。”如果这就是王光美不怨恨毛泽东的理由，不过就是患上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遭绑架的受害人爱上了绑匪。

 

其实，王光美与毛泽东的关系，大有名堂。文革以前，毛泽东动辄邀王光美陪他游泳。试想，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副总统拜登的夫人陪他游泳，或者，台湾总统马英九邀请副总统吴敦义的夫人陪他游泳，成何体统？让穿游泳装的美女陪他游泳，且不顾是同僚的妻子，毛泽东至少是在满足他的视觉欲。毛批示“刀下留人”，并非仁慈，不过是色心作祟。王光美晚年到韶山毛故居参观，还留言自称“毛主席的学生”。什么学生？讽刺地说，不过是游泳池里的学生。

 

王光美和刘源，既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也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对毛“宽大为怀”，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只问：为何不照顾整个民族的大局？为何不照顾十三亿人民的大局？比如，他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惠及人民、惠及民族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杜绝文革悲剧的重演。然而，他们没有做丝毫这样的努力，相反，却死心塌地地维护着那个曾经滋生了文革、并可能让文革死灰复燃的一党专政制度。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等人虽然决议否定文革，指毛“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平反昭雪的受害者，主要是党内高官，而非普通大众。这是朝廷里的一次翻案，并非整个民族的翻转。

 

在中共的官方结论里，毛泽东的罪恶，被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所顶替，甚至让林彪背了黑锅。中国古代有“清君侧”的传统，或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寻找替罪羊，为皇帝开脱，是典型的专制朝廷思维。“四人帮”被毛利用，而后被反毛势力清算，就江青等四人而言，也是莫大的人生悲剧。

 

我们知道，最早的红卫兵头头，所谓“毛主席的红卫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组成。比如，刘少奇（国家主席）之女刘平平、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总书记）之女邓榕、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宋任穷（中共上将）之女宋彬彬、薄一波（副总理）之子薄熙来、董必武（国家副主席）之子董良翩、孔原（调查部长）之子孔丹、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之子乔宗淮、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之子李黎风…… 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

 

2013年，前中共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曾经是红卫兵领袖，他反思文革，向北京八中的师生做了书面道歉。陈小鲁如今身为安邦公司的掌门人或幕后人，该公司动辄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收购外国企业，比如，以120亿美元收购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既然陈小鲁对参加文革有忏悔，自己如今富甲天下，为何不拿出一笔钱来，建立一个基金会，救助或抚慰那些文革的受害者？可见，其忏悔并不那么真诚。

 

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有一部不朽名著《复活》，那个男主角意识到，自己的忏悔，不过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是另一种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笔下的男主角，至少还为了那份忏悔而奔走、为受害人做尽可能的弥补。而陈小鲁等人，除了故做优雅的道歉姿势，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表现另一种自私，究竟还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2014年，前中共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惨死道歉。卞仲耘被一群红卫兵用带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用戴铁钉的军靴踩踏致死，而宋彬彬是这群红卫兵的头目，无论她自己当时有没有动手，她都是这起杀人案的主凶。笔者说过，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公开审理当年的一桩桩凶案，为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国公安机关拒绝受理，则应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发生在中国的反人权、反人类罪行，得到世界公义的审判。

 

在众多高官子女中，只有前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反思文革，还算是真诚的一个。她认识到文革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最近，她写信痛批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红歌会，流露她对文革遗风的深恶痛绝。

 

2012年，一个名叫张红兵的人，为他亲自害死自己的母亲而道歉。其母亲，安徽省固城县女医生方忠谋，因在家里议论时政，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鸣不平，竟遭她的亲生儿子张红兵向当局告密。方忠谋随即被捕入狱，被处以死刑。

 

一个公然弑母、极端不孝不义的歹毒逆子，竟然还厚颜无耻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笔者认为，张红兵唯一的选择，应该是自杀。侈谈“忏悔”和“道歉”，只是对这两个词汇的亵渎。那个聚众打死了自己老师的宋彬彬，同样应该自杀。后来居然投奔她当年高喊打倒的“美帝国主义”，在这里入籍、养老，厚颜无耻地苟活于人间。换到日本或德国等国，这类人早就自杀了。不是杀身成仁，而是自杀谢罪。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承认：文革中，一亿多中国人遭受迫害。然而，在所谓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这一亿多中国受害者的苦难被轻轻带过，不着痕迹。这是一个失去了反省能力的国家。对这个拥有十三亿之众的民族而言，与其说是失去了反省能力，不如说是被失去了反省能力。

 

纳粹德国的受害者犹太人群体可以发声，德国能够反思，在于，纳粹德国被终结，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中国文革受害者集体沉默或失声，在于，产生文革的那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变迁，作为加害者的那个党、那个政权依然在位，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封锁文革真相，阻扰文革反思。

 

文革在中国发生，各种成因兼而有之。政治制度- 人民无权监督权力，因而无权讨论更无法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历史传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灵感和启发。清末，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文革中，红卫兵如法炮制，仿如义和团复活。权力斗争-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个人品性- 毛泽东的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人性底线，而放肆地为所欲为。

 

文革十年，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贯穿始终。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最高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一直呈现激烈而肮脏的权力斗争。文革开头，是毛泽东打倒第二把手、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高峰，是毛泽东打倒第二把手、载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文革尾声，是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子，他所指定的接班人和隔代接班人，被顾命大臣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锅端，逮捕下狱。

 

贯穿十年的权力斗争，故事离奇，剧情狗血，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任何电影、电视剧、历史剧都无法比拟。毛机构算尽，在权力交接的最后时刻，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仿如造物主的作弄和报复。

 

在文革的多种成因中，政治制度是主要成因。一党专政，如果不是文革发生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是必要条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民众可以议论、辩论、批评、监督领导人施政，那么，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不可能得逞。像文革那种大疯狂、大恐怖、大灾难就不可能发生。预防文革重演，首要条件就是制度变革，国家实现民主化。这是未来中国的保险锁。

1980年，中共高层曾经召开扩大会议，号称四千人大会，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会上，绝大多数人痛批毛泽东，发动文革为其主要罪状。包括陈云、彭真等众多高级领导人在内，绝大多数人主张彻底否定毛。但当时，掌握实权的邓小平却力排众议，力主给毛“三七开”，声称：毛“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然而，到了1993年，邓小平却改口了。他把江泽民、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和陈云、彭真等政治元老召集到上海西郊宾馆开会，邓说，八十年代初期评毛，“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

 

邓小平“全面评价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全面否定毛泽东。与会人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邓的这一提议。然而，那时，邓已经太老，在场的政治局常委们，眼看邓年迈体衰，将不久于人世，并没有听进去多少。而且，江泽民、李鹏等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左棍，心下不以为然，阳奉阴违。再说，与会人士大概已经看出来了，邓此说，还是出于私心。因为，毛制造文革大灾难在先，邓制造六四大屠杀在后，都有罪在身。邓想让后继者把历史焦点放在毛身上而不是邓身上，否定毛而不否定邓。

 

纳粹德国，有一个受害人群体，犹太人，人数约六百万。共产中国，有一个受害人群体，叫“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人数约两千万。1966年，文革一开始

 

，卷起一个红八月。仅一个月间，仅在北京，就有1800多人被公开虐杀，十多万人遭下放农村，受害者的主体，就是“五类分子”。与德国犹太人一样，中国“五类分子”被赋以原罪，即“唯成份论”。纳粹德国的暴行，称为种族灭绝；红色中国的暴行，可称群体灭绝。都是灭绝的暴行，都是反人类罪。

 

在1966年“红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北京郊区大兴县对地富反坏右展开满门抄斩、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先后残杀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户人家惨遭灭门。杀人方式应有尽有，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推坑活埋，不一而举。婴幼儿，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一撕两半，比中国有关书籍里描写的日本鬼子还要残忍百倍。有个贫协主席，一人就用铡刀铡死了16个人，最后，他自己因过度紧张、劳累而瘫倒在地。

 

大屠杀里，亲情做了最后的挣扎。有这么一个细节。在该县马村大队，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小孙子被推坑活埋。老奶奶没有告诉小孙子他们将面临同归于尽的死亡，而是像平时睡觉时那样，紧紧抱住小孙子。刽子手们像他们身上泼土的时候，小孙子说：“奶奶，迷眼。”奶奶说：“一会儿就不迷了。”随后，一老一小遭活埋惨死。

 

五十年，半个世纪，作为影响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类历史最深重的惨剧，文革真相，依然没有得到公开而全面的揭露，文革的受害者们，没有获得彻底的昭雪、应有的赔偿和公开的祭奠。

 

作为中共党内的文革受害者，他们喜获平反，却并没有成为反思文革的带头人，相反，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淡化文革悲剧，为毛泽东开脱。刘少奇家族就是其中一例。身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遭毛泽东迫害惨死。其夫人王光美受尽凌辱并遭长期监禁，儿子刘源等人也饱经磨难。

 

文革后，他们获得平反，受到贵族式待遇，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刘源声称：“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中国有古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刘源对杀父之仇如此地轻描淡写，显示他毫无健全的人格和血性。

 

至于王光美，她出面宴请毛泽东的家人，宣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中，刘少奇惨死，王光美被关进秦城监狱。如何处置王光美？据说，周恩来等人曾批示处死，但毛泽东却批示“刀下留人。”如果这就是王光美不怨恨毛泽东的理由，不过就是患上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遭绑架的受害人爱上了绑匪。

 

其实，王光美与毛泽东的关系，大有名堂。文革以前，毛泽东动辄邀王光美陪他游泳。试想，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副总统拜登的夫人陪他游泳，或者，台湾总统马英九邀请副总统吴敦义的夫人陪他游泳，成何体统？让穿游泳装的美女陪他游泳，且不顾是同僚的妻子，毛泽东至少是在满足他的视觉欲。毛批示“刀下留人”，并非仁慈，不过是色心作祟。王光美晚年到韶山毛故居参观，还留言自称“毛主席的学生”。什么学生？讽刺地说，不过是游泳池里的学生。

 

王光美和刘源，既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也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对毛“宽大为怀”，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只问：为何不照顾整个民族的大局？为何不照顾十三亿人民的大局？比如，他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惠及人民、惠及民族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杜绝文革悲剧的重演。然而，他们没有做丝毫这样的努力，相反，却死心塌地地维护着那个曾经滋生了文革、并可能让文革死灰复燃的一党专政制度。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等人虽然决议否定文革，指毛“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平反昭雪的受害者，主要是党内高官，而非普通大众。这是朝廷里的一次翻案，并非整个民族的翻转。

 

在中共的官方结论里，毛泽东的罪恶，被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所顶替，甚至让林彪背了黑锅。中国古代有“清君侧”的传统，或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寻找替罪羊，为皇帝开脱，是典型的专制朝廷思维。“四人帮”被毛利用，而后被反毛势力清算，就江青等四人而言，也是莫大的人生悲剧。

 

我们知道，最早的红卫兵头头，所谓“毛主席的红卫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组成。比如，刘少奇（国家主席）之女刘平平、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总书记）之女邓榕、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宋任穷（中共上将）之女宋彬彬、薄一波（副总理）之子薄熙来、董必武（国家副主席）之子董良翩、孔原（调查部长）之子孔丹、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之子乔宗淮、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之子李黎风…… 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

 

2013年，前中共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曾经是红卫兵领袖，他反思文革，向北京八中的师生做了书面道歉。陈小鲁如今身为安邦公司的掌门人或幕后人，该公司动辄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收购外国企业，比如，以120亿美元收购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既然陈小鲁对参加文革有忏悔，自己如今富甲天下，为何不拿出一笔钱来，建立一个基金会，救助或抚慰那些文革的受害者？可见，其忏悔并不那么真诚。

 

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有一部不朽名著《复活》，那个男主角意识到，自己的忏悔，不过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是另一种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笔下的男主角，至少还为了那份忏悔而奔走、为受害人做尽可能的弥补。而陈小鲁等人，除了故做优雅的道歉姿势，求得自己内心的平衡，表现另一种自私，究竟还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2014年，前中共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惨死道歉。卞仲耘被一群红卫兵用带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用戴铁钉的军靴踩踏致死，而宋彬彬是这群红卫兵的头目，无论她自己当时有没有动手，她都是这起杀人案的主凶。笔者说过，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公开审理当年的一桩桩凶案，为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国公安机关拒绝受理，则应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发生在中国的反人权、反人类罪行，得到世界公义的审判。

 

在众多高官子女中，只有前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反思文革，还算是真诚的一个。她认识到文革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最近，她写信痛批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红歌会，流露她对文革遗风的深恶痛绝。

 

2012年，一个名叫张红兵的人，为他亲自害死自己的母亲而道歉。其母亲，安徽省固城县女医生方忠谋，因在家里议论时政，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鸣不平，竟遭她的亲生儿子张红兵向当局告密。方忠谋随即被捕入狱，被处以死刑。

 

一个公然弑母、极端不孝不义的歹毒逆子，竟然还厚颜无耻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笔者认为，张红兵唯一的选择，应该是自杀。侈谈“忏悔”和“道歉”，只是对这两个词汇的亵渎。那个聚众打死了自己老师的宋彬彬，同样应该自杀。后来居然投奔她当年高喊打倒的“美帝国主义”，在这里入籍、养老，厚颜无耻地苟活于人间。换到日本或德国等国，这类人早就自杀了。不是杀身成仁，而是自杀谢罪。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承认：文革中，一亿多中国人遭受迫害。然而，在所谓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这一亿多中国受害者的苦难被轻轻带过，不着痕迹。这是一个失去了反省能力的国家。对这个拥有十三亿之众的民族而言，与其说是失去了反省能力，不如说是被失去了反省能力。

 

纳粹德国的受害者犹太人群体可以发声，德国能够反思，在于，纳粹德国被终结，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中国文革受害者集体沉默或失声，在于，产生文革的那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变迁，作为加害者的那个党、那个政权依然在位，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封锁文革真相，阻扰文革反思。

 

文革在中国发生，各种成因兼而有之。政治制度- 人民无权监督权力，因而无权讨论更无法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历史传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灵感和启发。清末，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文革中，红卫兵如法炮制，仿如义和团复活。权力斗争-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个人品性- 毛泽东的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人性底线，而放肆地为所欲为。

 

文革十年，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贯穿始终。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间，最高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一直呈现激烈而肮脏的权力斗争。文革开头，是毛泽东打倒第二把手、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高峰，是毛泽东打倒第二把手、载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文革尾声，是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子，他所指定的接班人和隔代接班人，被顾命大臣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锅端，逮捕下狱。

 

贯穿十年的权力斗争，故事离奇，剧情狗血，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任何电影、电视剧、历史剧都无法比拟。毛机构算尽，在权力交接的最后时刻，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仿如造物主的作弄和报复。

 

在文革的多种成因中，政治制度是主要成因。一党专政，如果不是文革发生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是必要条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民众可以议论、辩论、批评、监督领导人施政，那么，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不可能得逞。像文革那种大疯狂、大恐怖、大灾难就不可能发生。预防文革重演，首要条件就是制度变革，国家实现民主化。这是未来中国的保险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