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今年在纽约和美中地区直接组织和参与组织的活动有七场。

六月三号晚上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组织二百人参加的纪念“六四”27周年的晚会，邀请在美国的和旅美的华人代表，异见领袖和专家学者来谈论“六四”的问题，以及27年来中国政治发展。

六月四号有两场活动。在中国领事馆前举办一个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亡灵，表达对共产党腐败暴政的抗议。同时会在华盛顿特区和美东南部地区党员参加全美学自联举办的中国大使馆前的活动。

六月五号下午会在费城举行一个小型的烛光纪念晚会，晚上在美国的联合广场举办几十人参加的一个纪念活动，因为美国的艺术家和一些青年人每天晚上会在那儿举办活动，我们希望在他们中间继续传播“六四”屠杀的信息。

六月六号在联合国前举办一场纪念活动，主要是让全世界知道共产党的腐败暴政在六四以后更加严重，而不是像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专家学者所说，认为中国形势变好了。

六月七号在法拉盛和《北京之春 》组织大型研讨会，主要是让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 ，以专业的方式讨论中国从六四事件以来在政治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

法广：你们着重从哪几个角度来纪念“六四”27周年？

王军涛：我觉得“六四”被镇压27周年后，主要还是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第一，就是要查清历史的真相，追究该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人，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纪念六四的死者；第二，就是要继续“六四”时被镇压的中国民主宪政的希望，在中国实现一个政治使命，就是要完成“六四”没有完成的政治使命，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从以上两个角度看，我觉得“六四”的纪念活动主题不会有太大变化，主要是在每个时期会将当时政治局势或社会经济形势情况的新信息综合在这样一个主题中。

在最近的一两年，我觉得中国有三个变化，值得在纪念“六四”活动中予以考虑。

第一：是共产党的腐败暴政，在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事件后，随着共产党高层内部权力斗争更趋激烈化，以及习近平上台后大规模反腐，清除异己，更加暴露出共产党的腐败及残暴。我觉得应该强调这个方面，因为很多西方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共产党在“六四”之后汲取了历史教训，已经走出了“六四”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但实际情况是，最近又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第二：我们要考虑在“六四”之后，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经济形势，尤其是最近两年空前恶化。实际上“六四”之后，特别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后，共产党确实一方面高压维稳，另一方面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发展的成绩可以说十分显著， 但是发展的结果被少数权贵所垄断。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的迹象，中国经济如果垮台，如何应对各方面的问题引发很多热论。

我们主要要强调共产党镇压“六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期和长期的恶果。

第三：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最近两年以来，80，90后觉醒的速度很快。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些年轻人的非政治化倾向很严重。他们并不是敌视民主运动，或者可以淡忘“六四”，而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又开始关心政治，特别是最近几年，我感觉80和90后的政治参与性很大。80后已经一些纽约街头活动的主力军。国内的一些群体事件的主力军也逐渐从过去了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或者反对征地拆迁的人转为以80后为主。所以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应该在80后这批人熟悉的话题以及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方面做一些调整，以便能他们更多的人参与到纪念“六四”的活动中来。

法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是否会有突破？

王军涛：我觉得习近平对“六四”问题在内心还是会比较纠结的。首先这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既然他继承这个江山，要继续维护这块江山，他就必须要继续维护共产党对“六四”的基本结论，因为这个结论主要强调的还是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不能改变，即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方向不能变。

习近平确实是希望中国在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进行发展，所以他拒绝对“六四”平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在厦门担任中层领导，加上他的父亲的境遇让他也明白“六四”事件给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可能也会觉得方式上有所不妥。

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处于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考虑，政治结构的局限，以及他的性格等因素，他不可能去改变邓小平以来对“六四”作出的政治结论，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继续维持高压。

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今年在纽约和美中地区直接组织和参与组织的活动有七场。

六月三号晚上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组织二百人参加的纪念“六四”27周年的晚会，邀请在美国的和旅美的华人代表，异见领袖和专家学者来谈论“六四”的问题，以及27年来中国政治发展。

六月四号有两场活动。在中国领事馆前举办一个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亡灵，表达对共产党腐败暴政的抗议。同时会在华盛顿特区和美东南部地区党员参加全美学自联举办的中国大使馆前的活动。

六月五号下午会在费城举行一个小型的烛光纪念晚会，晚上在美国的联合广场举办几十人参加的一个纪念活动，因为美国的艺术家和一些青年人每天晚上会在那儿举办活动，我们希望在他们中间继续传播“六四”屠杀的信息。

六月六号在联合国前举办一场纪念活动，主要是让全世界知道共产党的腐败暴政在六四以后更加严重，而不是像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专家学者所说，认为中国形势变好了。

六月七号在法拉盛和《北京之春 》组织大型研讨会，主要是让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 ，以专业的方式讨论中国从六四事件以来在政治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

法广：你们着重从哪几个角度来纪念“六四”27周年？

王军涛：我觉得“六四”被镇压27周年后，主要还是有两个最主要的任务。第一，就是要查清历史的真相，追究该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人，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纪念六四的死者；第二，就是要继续“六四”时被镇压的中国民主宪政的希望，在中国实现一个政治使命，就是要完成“六四”没有完成的政治使命，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从以上两个角度看，我觉得“六四”的纪念活动主题不会有太大变化，主要是在每个时期会将当时政治局势或社会经济形势情况的新信息综合在这样一个主题中。

在最近的一两年，我觉得中国有三个变化，值得在纪念“六四”活动中予以考虑。

第一：是共产党的腐败暴政，在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事件后，随着共产党高层内部权力斗争更趋激烈化，以及习近平上台后大规模反腐，清除异己，更加暴露出共产党的腐败及残暴。我觉得应该强调这个方面，因为很多西方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共产党在“六四”之后汲取了历史教训，已经走出了“六四”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但实际情况是，最近又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第二：我们要考虑在“六四”之后，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经济形势，尤其是最近两年空前恶化。实际上“六四”之后，特别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后，共产党确实一方面高压维稳，另一方面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发展的成绩可以说十分显著， 但是发展的结果被少数权贵所垄断。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的迹象，中国经济如果垮台，如何应对各方面的问题引发很多热论。

我们主要要强调共产党镇压“六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期和长期的恶果。

第三：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最近两年以来，80，90后觉醒的速度很快。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些年轻人的非政治化倾向很严重。他们并不是敌视民主运动，或者可以淡忘“六四”，而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最近几年，他们又开始关心政治，特别是最近几年，我感觉80和90后的政治参与性很大。80后已经一些纽约街头活动的主力军。国内的一些群体事件的主力军也逐渐从过去了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或者反对征地拆迁的人转为以80后为主。所以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应该在80后这批人熟悉的话题以及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方面做一些调整，以便能他们更多的人参与到纪念“六四”的活动中来。

法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是否会有突破？

王军涛：我觉得习近平对“六四”问题在内心还是会比较纠结的。首先这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既然他继承这个江山，要继续维护这块江山，他就必须要继续维护共产党对“六四”的基本结论，因为这个结论主要强调的还是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不能改变，即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方向不能变。

习近平确实是希望中国在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进行发展，所以他拒绝对“六四”平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在厦门担任中层领导，加上他的父亲的境遇让他也明白“六四”事件给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可能也会觉得方式上有所不妥。

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处于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考虑，政治结构的局限，以及他的性格等因素，他不可能去改变邓小平以来对“六四”作出的政治结论，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继续维持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