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后这个问题,我自以为想的最清楚,六四不会被遗忘,道理很简单,因为六四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其他地区和国家无数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许多香港人和台湾人的命运。因此,即使中国人自己想忘记六四,外部世界也不可能忘记。
没有六四事件,不仅香港和台湾会与今天大不一样,我相信前苏联和东欧也会大不一样。因为天安门广场的暴行,成为促使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解体的一支强催化剂。
如何理解六四在当代世界的历史意义,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六四导致冷战以惊人的和平方式终结,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给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机会是老布什送给邓小平的,而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
事后来看,老布什应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坚持道义原则,一方面带领国际社会抵制中共暴行,持续施加道德压力,另一方面则领导西方发达国家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帮助苏联和东欧渡过经济转型难关。但老布什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就是坚持与中国的反苏战略联盟,坚持以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来改变中国。
虽然很难证明,在对待六四的问题上老布什若选择另一条路线,世界一定会比今天更好,但老布什的选择内含的道德、政治和经济逻辑是今天世界各种危机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不应有太大争议。
我的逻辑是,老布什的选择过多受到了他本人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从而让世界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社会主义的试验在一种更均衡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竞争。而这样一种竞争格局,有可能在整体上对人类更为有利,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良性演进也更为有利。
这个逻辑可以从冷战历史得到支持。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压力,很难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权的巨大进步,而冷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种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积累,则明显与缺乏有效的外部竞争有很大关系。
就中国来说,表面上中国成了六四之后世界大格局的最大赢家,但如果从长远看,中国为经济崛起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世界为中国崛起付出的代价和将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老布什姑息邓小平的结果,是给了中国既回避困难的政治改革又能高速发展经济以机会。当然,谁也不可能想像,中国有如此巨大的潜力抓住这个机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港台和海外华人引领国际资本与数亿中国农民工直接结合,与中共国家资本直接结合。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观,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中国奇迹的巨大代价,不仅表现为透支了这个文明的未来,令中国深陷社会溃败的长期困境,也令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秩序深陷危机。中国危机和全球危机导致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脆弱性,是六四不义迄今难以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很可能是一个新的世界大格局形成的结果。虽然经济崛起给中国领导人历史性的机会自救救人,推动一个良性互动的新世界格局,但从当局对待六四的态度来看,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