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一九八九年春的“动乱升级”罪在江泽民》中已经介绍了随着“六四”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二十七年前即已经被定性为“六四屠夫”的李鹏再次被千夫所指，香港某家出版社六年前出版的那本“李鹏日记”被重新点评，以“赵紫阳一句话，令江泽民很郁闷”为题，导引出江泽民与赵紫阳的旧恨新仇。
“李鹏日记”中说：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
所谓的“李鹏日记”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真伪难辩，笔者通读之后虽然不敢完全肯定说是李鹏“亲笔”，但坚信即使在李鹏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可能“编造”得如此贴切。但如果说它确实是出自李鹏“手笔”的话，无疑也是在“原始日记”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后期加工之后才对外公开的。比如前面引述的所谓“以后我才知道”的江泽民批判赵紫阳的这段话，事实上是在赵紫阳最后一次出席由李鹏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座在“被告席”上接受李鹏、姚依林以及江泽民等人揭发批判时江泽民的发言内容。
笔者十数年前即在为朱镕基作传过程中专章介绍过江泽民和朱镕基以及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三人在八九学潮中围绕“导报事件”的所作所为。
当时的江泽民与朱熔基商量“导报事件”如何了解时，朱熔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后，听了关于全国形势的汇报后，就认为“《导报》事件”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事件证明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令江泽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后，江泽民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
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么态度，所以也都认为江泽民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江泽民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江泽民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于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
参加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江泽民退休之后一位内地知情人士大胆弄到海外发表的记实文章证实了笔者早年文章中的如上记载。
该文章中说：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当年在上海还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三年前发表文章披露说：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内容是：“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甦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笔者当年为朱镕基作传的过程中，曾经采访过“六四”事件之前担任《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主任的张伟国先生，他也曾经回顾说，钦本立先生证实过夏其言曾经向他游说，希望他能顾全大局，給江泽民一个台阶下。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看出，自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江泽民在被推举为中共总书记之前的种种表现，足以证明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