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里，刘小飞身边聚满了听得入神的参观者。他指着标牌为“刘文彩住房”的一间房里几乎和房间本身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大床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一位女游客与同行者低声议论到。
刘文彩的弟弟、国民党大军阀刘文辉在四川，他后来开始联共。
“那肯定是他有发言权，这就是他们家屋头！”同行者说。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刘小飞的祖父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中说，刘文彩在他的“水牢”里折磨欠租的农民，还强迫刚生了孩子的女人给他喂奶，以此养生。
但古稀之年的刘小飞在过去的20多年全心扑在了一件事上——证明在毛时代被树成旧社会“恶霸地主”典型的祖父不仅是个善良的人，还曾在老家四川大邑县资助过地下党活动。
“执政党不讲诚信。所以我要把真相讲出来，”这位身材瘦高、戴着眼镜的老人说。
刘小飞说，他并非在要求官方给祖父平反。他的目标只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刘文彩其人的真实面貌，并了解政府如何通过编造谎言，来推动政治运动。
尽管有几位历史学家支持，八九十年代博物馆管理层也显露出了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刘文彩历史的意向，但刘小飞的努力，终究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抗争，一场在当今习近平治下舆论不断收紧的形势下，连家人都认为徒劳无益、必败无疑的抗争。
“通过宣扬仇恨，他们把好好的人教成野兽，”他说。“我把真相说出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刘小飞1946年生于成都，1954年因母亲的工作搬到隆昌。这位独居的退休石油工人如今每日坐在他陈设简单的家中的电脑前，努力将他20余年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集结成书。1994年，他开始在老家安仁镇和周边地方走访刘文彩昔日的长工、佃户和其他知悉这位大地主生活点滴的人士，累计记录下了千余个访谈。
自2000年起，每当回到安仁调查，他还会在祖父的庄园中演讲。庄园于50年代末被改为了一座用于展示刘文彩所谓奢靡生活和对农民残酷剥削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小飞会在这里慷慨激昂地向参观者揭示——馆里没有一件展品是真的。
母亲在文革期间对他说的一句话，让刘小飞踏上了这段22年的揭露真相之旅。
“当年地下党的司令部就设在我们庄园里，（后来）那些人过河拆桥！”他的母亲当时这样对他说道，描述了一段无法被官方史志印证，却为刘家人所熟知的历史。
“这句话，我铭心刻骨，”刘小飞说。
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一辆汽车载着刘小飞在大新路上疾驰，安仁镇浮现在道路尽头。这条干道，最初是刘文彩修建的。
这座历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镇子，因刘家庄园和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博物馆在此兴建，已成为了一个被称为“中国博物馆小镇”的旅游景点。
在低矮的民国风情房屋中开设的咖啡馆、酒吧、设计品商店和小吃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安仁的街道两侧。这里已建起了一座五星级酒店，以迎接前来享受文化之旅的游客，或是来看望在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读书的孩子的家长。这座国际学校致力于将家境富裕的中国学生送往西方的顶尖大学，并对学校设立于刘文彩1942年修建的一座省内顶尖私立学校原址这一点引以为傲。在那所刘文彩倾逾三亿法币（当时合逾200万美元）修建的学校里，他时常为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
在这里，这位所谓的“恶霸地主”有口皆碑。不少居民在刘小飞经过时，邀请他留下吃饭。
“要是你问我们当地刘文彩好不好，那没得说，”89岁的戴荣耀边在孔裔国际公学外售卖刺绣工艺品，边说道。
刘文彩1887年在安仁出生，并在弟弟、国民党大军阀刘文辉20年代至30年代初驻防宜宾期间，总管税务、垄断几乎所有包括鸦片及武器贩运在内的暴利产业，聚积了大量财富。
1933年，刘文辉在与同为国民党大军阀的侄子刘湘的“二刘大战”中败北，退守西康。刘文彩即回到老家安仁，在家乡修建道路、文彩中学及水电设施。他还为助力弟弟刘文辉在军阀混战中拔得头筹、问鼎中原的理想，积极联络地方势力，将川西几乎所有“袍哥”组织（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的民间帮派组织）揽入麾下，成立了致力于地方治安和公益事业的“公益协进社”，俨然成为了川西教父式的人物。
1942年，与蒋介石早有嫌隙的刘文辉于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并悄然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刘文辉在自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当时合作的动机并非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刘小飞的叔父刘元富告诉他，会见周恩来后不久，刘文辉借一次回乡之机将此次会见的事和自己联共反蒋的立场告诉了刘文彩。刘小飞也从祖父的亲随、现已去世的刘泽高处得知，正是这次兄弟见面之后，刘文彩开始为当地的地下党提供帮助。
刘小飞说，据刘元富和刘泽高所说，刘文彩在安仁出资建立了一支约50人的地下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武器和粮食，并允许其司令部设于自己的庄园内，还让游击队员在附近的族侄家中操练队伍、学习共产党文件。
1990年版的官方历史《大邑县志》虽然承认了这支游击队的武器来自刘文彩，但解释说是地下党利用刘文彩与他在当地一位宿敌的矛盾，从他那里弄到了武器，成立了这支游击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文彩在当月因肺病而死。同年12月，刘文辉“起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合力反蒋。蒋介石不久后即赴台。
那时，刘家也像当时的许多有产阶层家庭一样，因惧怕共产党上台后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正计划逃往香港。刘小飞说，当时是刘文辉劝刘家人稍安勿躁，留在大陆，只因他坚信，刘家作为共产党长久以来的朋友，会被善待。
但整个刘家却在共产党夺权后的数十年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刘氏家族的房产被悉数没收，刘家人也频频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小飞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家族成员在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1958年，在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之际，四川当局决定将刘文彩树成当地“恶霸地主”的典型。他的坟墓遂被掘开，遗骸被随意丢弃，不知所踪。
自此，已作古近10年的刘文彩从坟墓中一跃而起，光芒逐渐盖过了昔日大军阀、时为著名“起义将领”的弟弟刘文辉。
1959年，刘文彩的安仁公馆被改为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馆中的一间地下室成了“水牢”，一名叫冷月英的女人开始自称是刘文彩“水牢”的唯一幸存者。冷月英那时说，“水牢”里满布死人骨头。
60年代初，当局对刘文彩的“恶行”扩大宣传，被称为“三千年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刘文彩，成了国家政治宣传中的明星人物。1965年，四川当局委托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创作了由逾100个人像雕塑组成的泥塑群雕“收租院”，展现刘文彩和他的“狗腿子”如何压榨贫农。这座当时被誉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的群雕完成后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展出，大获成功。同年年底，一座复制品又在北京展出，吸引了包括中央高级领导在内的数十万参观者。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呼之欲出之际，纪录片《收租院》在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在全国发行。纪录片的旁白选段，随后被选入了学校课本。
举国对刘文彩的憎恨于文革期间达到高潮。挨批斗成了刘小飞和其他家族成员的家常便饭，全国各地被定性为地主成分的人，也被当成刘文彩之流，被关押、毒打，甚至残杀。
刘小飞说，他的堂兄刘世伟那时已逃到新疆库尔勒避难。当地村民被政治宣传中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便将刘世伟活活勒死，又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了。
刘文辉之孙、北京著名摄影家刘世昭说，为何当局非要选择刘文彩作为举国痛恨的地主阶级总代表，是刘文辉至1976年去世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也曾想过这是党内高层针对他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刘文辉于1959年赴京任林业部长，靠周恩来庇护才躲过了险些波及他的刘文彩仇恨狂潮。对60年代初开始的宣扬哥哥“恶行”的全国政治宣传，他无力回天。但据刘世昭说，祖父私下对此是很愤怒的。
现年67岁的刘世昭回忆，60年代初，他在北京碰巧看到了一篇讲刘文彩的文章。他看故事发生在家乡大邑，主角名字又是“刘文”二字开头，便问祖父这位刘文彩是不是家里的亲戚。
“晓球得他说些啥子（四川方言，意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你自己去看！”刘文辉当时不耐烦地说道。
刘小飞说，1973年，刘文彩次子、他的父亲刘元华去北京看望刘文辉。刘文辉当时流着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
刘小飞在提起刘文辉时，流下了眼泪。他说，刘文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身难保，但还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哥哥刘文彩的家人。这位昔日大军阀至死未加入共产党。
“幺爸心里是最苦的！”刘小飞说。
宣扬刘文彩“恶行”的政治狂热80年代渐渐退散。1988年，四川官方正式承认了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的“水牢”实属编造，那间地下室的水被抽干了，自此挂上了一块写着“鸦片烟室”的牌子（刘小飞说，这里其实也不是鸦片烟室，只是他们家放柚子的地下室而已）。馆方随后又撤除了所谓的“刑具室”、“行刑室”等。但刘小飞和历史学家说，这股向真相进发的趋势，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舆论空间骤然紧缩的政治大背景下，戛然而止。
笔名笑蜀的评论家陈敏1999年发表了《刘文彩真相》一书，既介绍了刘文彩在宜宾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敛财的经历，也着重笔墨写出了他对家乡安仁经济和教育的贡献。该书出版后不久即遭封禁。他说，《刘文彩真相》加上他同年出版的《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一书（初版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让笑蜀丢掉了武汉一所大学马列课部的教职。
他说，共产党不会愿意还原有关这位他们亲手制造出的恶魔的历史。
“当时禁我这本书的理由就是，这本书否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笑蜀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本质上是一场所谓的土地革命。它革命的对象，就是所谓的整个地主阶级，”他说。“这是它整个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他们根本就不敢面对事实。”
现年60岁的吴宏远自1976年起在庄园工作，90年代任馆长，后调任大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已退休，在安仁的一座私人博物馆工作。
他说，还原刘文彩历史的步调要慢一点。
“这个馆比较敏感。刘文彩的名气太大了，”他说。
在任职庄园期间，吴宏远说自己是一心想要恢复刘文彩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但他当时的处境并不容易。
他说，1997年，他将馆的名字由“地主庄园陈列馆”改为“刘氏庄园博物馆”后，成都市的一位领导便在一次会议上拍着桌子骂了他。他每对博物馆作出一点改动，以前在安仁活动的一些老地下党成员便写信到省里、中央告状，反对给刘文彩“翻案”。
吴宏远说，这些“老同志”搞阶级斗争搞了大半辈子，因此不愿看到自己以往的工作付诸东流。但刘小飞说，这些地下党反对还原刘文彩历史，是怕伤害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们可能不仅没有在安仁抗击“恶霸”地主，还在这位地主为他们创造的避风港里生活了一阵子。
在成都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里，98岁的李维嘉正侧卧在病床上看书。他便是写信告状的安仁地下党“老同志”之一。
“他根本没保护过地下党。完全是颠倒事实！”这位前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一字一顿地说道，食指高举。
在庄园博物馆中，刘小飞一进门便细数了这里房间功能标示的种种错误，又指着一件件展品说，它们没有一样曾属于刘家。
“你们家？”一位游客问道。
“我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答道。
“哎呀！我们太幸运了！我们能和你合张影吗？”这位游客指着同行的几位参观者说道。这位来自贵州铁路系统的干部因话题敏感，只愿透露自己姓舒。
刘小飞成为了这一行人的导游。曾在70年代学生时期参观过庄园的舒先生听着刘文彩之孙向他讲述馆内布置的种种不实，甚是惊讶。舒先生并不知道四川官方已在80年代承认了“水牢”并未存在过。“我还记得以前是可以走下去看的，阴森森的，”他说。
泥塑群雕“收租院”仍是馆里的重头戏。刘小飞愤怒地对参观者说，据他的田野调查，雕塑里展现的故事，没有一件是真事。
参观近尾声时，舒先生被问及他是否认为政府有朝一日会还原刘文彩真相。他毫无犹豫地摇了摇头。
“这届政府肯定是不可能了，”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把习主席和谁比较吧？”他把双臂交叉在了胸前，并在听到“毛泽东”三字后点了点头。
在安仁之行的末尾，刘小飞去看望了86岁的陈发洪。他曾是刘文彩安仁庄园的长工。
在一片洋葱地间的土路上，刘小飞和陈发洪一见面，便紧紧相拥。
“我们有米有肉吃，他好！”陈发洪坐在土路尽头自家的小院里，这样评价刘文彩。
“解放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吃糠吃草，”他说。
回首过去，刘小飞说，刘家当初不该那么信任共产党。
自幼热爱音乐的刘小飞，双手在数十年的石油工人生涯中长了茧，但这双手仍能在钢琴上起舞。他还记得刘文辉“起义”后，家人在家中唱的一首歌。那是他童年记住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向往共产党胜利以后美好生活的歌。
“山那边哟好地方，”歌词这样写道。“穷人富人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