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对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存在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如何？他们是乐观还是焦虑的一群？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多大的关系？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戴博先生刚结束了对中国一个月的访问，他说，他早知道共产党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此行最让他吃惊的是，很多中产阶级都觉得不安全，不管是财富安全还是人身安全，他们都缺乏安全感。雷洋案在大城市内影响很大，此前中产阶级精英一直都知道低收入群体面临很多社会不公，但并没有触动他们。直到雷洋案让他们看到一个年轻、听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也被警察打死、轻易掩盖事实，这让他们受到了触动。雷洋是体制内的人，其遭遇让他们联想到自身。

戴博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一直非常熟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情况，处理起来不难。但共产党没有任何管理中产阶级的经验与政策，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过，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和前苏联的情况不一样。他们不是被锁在中国内部，而是有很多旅游、留学等方式去享受其它国家的生活，这些和外面沟通的途径就像减压阀一样，因此他们与体制的冲突没有那么直接，对抗没有那么厉害。大多数中产阶级还是比较满意政府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只是知识界、文艺界的学者非常不满意。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且共产党并不惧怕，因为他们有很多控制知识分子的经验。

龚小夏表示，她的中国中产阶级朋友来美国考虑的第一个话题都是投资移民，对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有很多的抱怨。中国法制的不健全造成了这一点，十年以前他们觉得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今天这个空间已经被挤没了。自从六四事件以来，中产阶级是中国稳定的基本力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国的上升途径还是比较通畅的。底层社会有能力的人可以变成中产阶级。但当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后，认为人生和财富受到威胁，那么他们支持政府的政治基础就被瓦解了，这对于中国政府非常危险。

龚小夏说，当今40岁至60岁的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他们做决定都优先为孩子考虑。而这一代的孩子是在看美剧、韩剧、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环境下长大的。因此他们的父母担心，如果孩子在中国民粹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成长，将来是不是无法适应全球化的生活环境，这是促使他们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龚小夏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相比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收买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感到了危机，因为觉得不再受宠，担心文革会再次出现。政府控制的媒体越来越噤声，但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知识分子对舆论的影响很大。雷洋的事情被炒得这么大也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知识分子们在网上发表意见。而政府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程晓农认为，各国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和定义不同，如以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到2百万人民币划线，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大约在1千万左右。中国现在处于房产泡沫顶端，许多中产阶级的不动产究竟将来值多少钱，是个未知数。中产阶级的焦虑主要是担心未来，包括政治上收紧、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缺乏财产安全感、子女无前途、底层社会的反精英心态等。中产阶级的多数认同普世价值，期待政治进步，但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演变方向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的政治不满自然比几年前强烈，然而，他们一般不会变成政治反抗者。在专制体制下，体制的反抗者常常被剥夺生存机会，所以，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人，都不是体制的反抗者。在过去的经济景气时期，中共对中产阶级采取了提高收入等安抚措施，房价上涨也让中产阶级有满足感。今后政府的财力短拙，开始用政治高压代替经济安抚。这种高压通常不是阶层指向型，而是事件指向型，不管是街头活动，还是网上议论，哪里出现公共事件，当局就全力用高压手法控制打击。中产阶级的多数对时局十分无奈，有能力的往往通过移民尽量逃避，而无法出走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则很少参与集体行动，因为部分民众的集体行动无法与政治高压抗衡。

程晓农说，中国的富裕阶层已经有20多年的移民历史了，据说，金融资产两千万以上的家庭基本上都办了移民和资产转移，现在资产少的中产阶层也在考虑移民。过去富裕阶层里有个说法，“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那时他们移民只是买份保险、留个后路，资产只转移一部分，人也是移民不移居；但最近这种看法开始改变，许多人认为，国内已经变成“又脏又乱不快活”，不再值得留恋，因为前景不佳。他们的财富不安全感首先来自各级政府对企业搜刮税收的举动，让他们担心成为“被不断剪毛的绵羊”；其次，即将征收房产税的传闻也迫使他们把房产变现，赶紧把资金转移国外。

陈破空表示，中国中产阶级，一度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一度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曾经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维持。然而，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的中产阶级，对社会不公最为敏感，比其他阶层更早具有权利意识，如果在权利和法治方面继续失望，中产阶级将从社会的稳定器角色，转换为不稳定的源头。数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急剧扩大，但中国的法治与规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中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保障。眼看着官场腐败、权贵横行、社会继续失序，中产阶级渐生不满。厚黑成风的社会氛围和人治高压的社会环境，让中产阶级感到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魏则西和雷洋之死等事件触目惊心，极大地刺激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不满到愤怒。经济下滑更加剧了这种失稳趋势。

华盛顿 —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对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存在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如何？他们是乐观还是焦虑的一群？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多大的关系？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戴博先生刚结束了对中国一个月的访问，他说，他早知道共产党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此行最让他吃惊的是，很多中产阶级都觉得不安全，不管是财富安全还是人身安全，他们都缺乏安全感。雷洋案在大城市内影响很大，此前中产阶级精英一直都知道低收入群体面临很多社会不公，但并没有触动他们。直到雷洋案让他们看到一个年轻、听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也被警察打死、轻易掩盖事实，这让他们受到了触动。雷洋是体制内的人，其遭遇让他们联想到自身。

戴博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一直非常熟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情况，处理起来不难。但共产党没有任何管理中产阶级的经验与政策，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不过，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和前苏联的情况不一样。他们不是被锁在中国内部，而是有很多旅游、留学等方式去享受其它国家的生活，这些和外面沟通的途径就像减压阀一样，因此他们与体制的冲突没有那么直接，对抗没有那么厉害。大多数中产阶级还是比较满意政府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只是知识界、文艺界的学者非常不满意。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且共产党并不惧怕，因为他们有很多控制知识分子的经验。

龚小夏表示，她的中国中产阶级朋友来美国考虑的第一个话题都是投资移民，对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有很多的抱怨。中国法制的不健全造成了这一点，十年以前他们觉得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今天这个空间已经被挤没了。自从六四事件以来，中产阶级是中国稳定的基本力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国的上升途径还是比较通畅的。底层社会有能力的人可以变成中产阶级。但当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后，认为人生和财富受到威胁，那么他们支持政府的政治基础就被瓦解了，这对于中国政府非常危险。

龚小夏说，当今40岁至60岁的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他们做决定都优先为孩子考虑。而这一代的孩子是在看美剧、韩剧、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环境下长大的。因此他们的父母担心，如果孩子在中国民粹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成长，将来是不是无法适应全球化的生活环境，这是促使他们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龚小夏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相比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收买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感到了危机，因为觉得不再受宠，担心文革会再次出现。政府控制的媒体越来越噤声，但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知识分子对舆论的影响很大。雷洋的事情被炒得这么大也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知识分子们在网上发表意见。而政府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程晓农认为，各国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和定义不同，如以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到2百万人民币划线，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大约在1千万左右。中国现在处于房产泡沫顶端，许多中产阶级的不动产究竟将来值多少钱，是个未知数。中产阶级的焦虑主要是担心未来，包括政治上收紧、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缺乏财产安全感、子女无前途、底层社会的反精英心态等。中产阶级的多数认同普世价值，期待政治进步，但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演变方向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的政治不满自然比几年前强烈，然而，他们一般不会变成政治反抗者。在专制体制下，体制的反抗者常常被剥夺生存机会，所以，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人，都不是体制的反抗者。在过去的经济景气时期，中共对中产阶级采取了提高收入等安抚措施，房价上涨也让中产阶级有满足感。今后政府的财力短拙，开始用政治高压代替经济安抚。这种高压通常不是阶层指向型，而是事件指向型，不管是街头活动，还是网上议论，哪里出现公共事件，当局就全力用高压手法控制打击。中产阶级的多数对时局十分无奈，有能力的往往通过移民尽量逃避，而无法出走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则很少参与集体行动，因为部分民众的集体行动无法与政治高压抗衡。

程晓农说，中国的富裕阶层已经有20多年的移民历史了，据说，金融资产两千万以上的家庭基本上都办了移民和资产转移，现在资产少的中产阶层也在考虑移民。过去富裕阶层里有个说法，“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那时他们移民只是买份保险、留个后路，资产只转移一部分，人也是移民不移居；但最近这种看法开始改变，许多人认为，国内已经变成“又脏又乱不快活”，不再值得留恋，因为前景不佳。他们的财富不安全感首先来自各级政府对企业搜刮税收的举动，让他们担心成为“被不断剪毛的绵羊”；其次，即将征收房产税的传闻也迫使他们把房产变现，赶紧把资金转移国外。

陈破空表示，中国中产阶级，一度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一度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曾经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维持。然而，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的中产阶级，对社会不公最为敏感，比其他阶层更早具有权利意识，如果在权利和法治方面继续失望，中产阶级将从社会的稳定器角色，转换为不稳定的源头。数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急剧扩大，但中国的法治与规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中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保障。眼看着官场腐败、权贵横行、社会继续失序，中产阶级渐生不满。厚黑成风的社会氛围和人治高压的社会环境，让中产阶级感到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魏则西和雷洋之死等事件触目惊心，极大地刺激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不满到愤怒。经济下滑更加剧了这种失稳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