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3号这一天早上，老舍离开了家，去往文联。老舍的家是丰富胡同的一座小院，有两棵柿子树，满是花，花是费了大力气养的。
这一天文联有“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和老舍没什么关系。他本来可以不去，但“文革”开始不久后，他曾说：“没有我，我也要参加，完了以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他曾经想过要把“文革”搬上荧幕。
老舍积极，一大早就出门，或许因为那时他的创作已经不受重视，话剧剧本接连被退稿，人艺不再找他写戏， 文联组织下乡活动也不理他，这一年他带作家去日本，回来之后写了长篇游记，也没有报纸愿意发表。
老舍有点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老舍怕自己没用了。这一年春天，他到北京顺义的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写下了一篇反映科学养猪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开头是：“新中国，万象新，打起竹板，唱唱新农村。新农村真方便，一来来到北京东北的顺义县。顺义县，好风光，渠水浇田稻麦香。”
这之后，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作品了。
8月23号的下午，一群北京女八中的学生冲进了文联，她们头上扎着小辫，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
她们先是揪出了萧军。萧军不像《黄金时代》里演他的冯绍峰那么高大，身高差不多1米66，矮粗身材，不像文人，像个练武之人，和萧红恋爱的时候，他形容他们是“健牛和病驴”，那是隐隐觉得强壮而不羁的自己被萧红拖累了。那天，揪出萧军的人强迫萧军去挖煤，萧军很硬气，一直反抗，周围的人越聚愈多。
萧军的反抗点燃了小将的怒火，他被皮带打倒在地，越来越多的作家也被揪了出来，骆宾基、端木蕻良……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胸前都被带了一块牌子。
然后，叫到了老舍的名字。
老舍当是很惊讶的，他不像萧军被批斗惯了，心里早已有了承受能力和准备。老舍一直是积极分子，走在所有运动的最前面，甚至要超前运动一点去创作。
他想不到自己也会带上“牛鬼蛇神”的牌子。
下午四点，所有被叫到名字的人被赶上了两辆大卡车，拉进了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
在那里，打手们不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而是北京印刷学校的小伙子，一两百人。文庙火光冲天，是在燃烧大批京剧戏服，小伙子们轮番用戏台上的道具：木刀、竹剑、藤条来打这些跪在他们面前的人，有作家，有京剧名角。头一轮问什么出身，出身坏的打；第二轮问什么职务，再打一轮；第三轮问挣多少钱，再打三四圈。
那场景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拍过的，拍的似乎就是那一天，段小楼和程蝶衣穿着戏服，跪在火光里，段小楼揭发程蝶衣是“汉奸”，吸大烟，还当了袁世凯的情人。
老舍当天穿得体面，八月骄阳似火仍穿着西装外套。
被打第一下的瞬间，老舍就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彼时，他是这样写的：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打了三个多小时，萧军的背心被打到了肉里，老舍的头被打破了，随便盖了块毛巾，被送回了文联。
以为送回了文联是躲过一劫，没想到晚上七点多钟，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还没放大家走，又把老舍叫出来批斗。找不出理由，女学生只是紧围着他询问，不时用皮带抽打两下。
作家草明这时跳出来揭发：“老舍在美国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肯要人民币而要美金。”
老舍立刻反驳：“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反驳没有用，学生不知用什么敲了他的脑袋，血又流了出来。老舍摘下了身上挂着的“反革命”的牌子，人们开始喊：“老舍打人了！”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
作家浩然当时是文联的革命文员会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为了“保护老舍”，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让人把他进了派出所。
晚上，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在派出所里看到丈夫，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两人坐人力三轮车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胡絜青说自己“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还是离开家出了门，后来的会议中，她没说过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胡絜青后来听说老舍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出门了，出门前看到四岁的孙女在玩，他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小姑娘说：“爷爷再见。”然后向他笑着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一直走到太平湖，太平湖只是一片野水，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老舍坐在椅子上，读起《毛主席诗词》，天黑以后，投进了湖水。
“揭发”老舍拿美国版税的草明后来被问到有没有歉疚的心情，她说：“谁知道他后来受不了。自杀的好多，不过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
——这是根据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在不同人的口述中回忆出的老舍的最后一天。
其实关于老舍的死，还有很多谜没有解开。比如是谁通知八中的女学生到文联？谁主导了对老舍的批斗？哪些人动了手？草明以外，还有谁参与了揭发？老舍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被打受辱了吗？
这些“凶手”，都没有明确的面孔。
这或许是一种战术的成功，把所有人都变成施暴者，就没有人向施暴者扔第一块石头。
而所有的叙述者，都或多或少地美化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浩然说自己是为了保护老舍，拒绝忏悔；草明说自己只是说了一句话；女八中的女红卫兵说自己太年轻，太幼稚，“社会是很可笑的。”
老舍的家人认为文革的参与者应该后悔，而批斗当天的目击者则觉得老舍自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后者也有他的道理，同样是经历文革，巴金会议文革时自己跟太太躺在床上，天刚发白就行了，他说：“日子难过啊！”太太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而老舍的家人则和他划清了界限。
老舍的死也变成了一件暧昧的罗生门。
而最悲凉的是，老舍的死并没有办法归纳为“殉中国文化”、“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沉甸甸硬邦邦的理由。因为到死，老舍都不觉得时代是错的、黑暗的，而自己是正确的。老舍不是鲁迅，他并没有要叫醒沉睡的人的觉悟，反而是急吼吼地要加入新时代、新趋势、新运动里。他并不像一般的艺术家一样追求痛苦，而是和他笔下的下民百姓一样，但求温饱善良。
砸在头上的皮带扣子打蒙了他，汪曾祺以老舍之死为题材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吃瓜群众评价老舍的死，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
当然，这样说也是轻佻了，千古艰难惟一死，偏偏在旁人口中这么容易。
据说老舍看过《1984》的，然后一笑而过。不知道他死前的十几个小时坐在太平湖边沉思，脑海里有没有想起过这本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