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所谓由政府经租私房，实际是变相没收。党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打着公义、公平的公有制旗号，欺骗式抢劫私有财产权的运动。这类运动至今没有停歇，但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却荡然无存。而党国的权贵们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充斥腐败的国家内，反而华丽转身，演化成一个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资源的新极权主义的操控集团。权贵们演变成新奴隶主的事实充分证实了“共产革命”的欺骗性和罪恶，未来的自由宪政中国，必须立法对此进行清算。
谢妈妈和谢朝崧夫妻的照片（坤一妹提供）
谢妈妈是邻院谢朝崧老师的母亲，姓华，名端成，比我母亲大两岁，邻居们平时都按习惯，称呼她为谢妈妈。去年谢妈妈期颐大吉，我没法回中国，特别嘱托两个妹妹去看望并给她老人家祝寿。今年，谢妈妈已年届101岁，头脑仍很清晰，有时还下床走走。
我母亲邱淑珮，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后经考试进入成都的邮电部门工作。大陆易帜时，母亲与谢妈妈的丈夫谢明允，同在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当时正值土改运动的前奏“减租退押”时期，地主们纷纷抛售房产，价格很便宜，故谢明允伯伯，邀请母亲与他合买一座四合院，以便两家搭伙居住。谢伯伯说，新南门临江西路11号的四合院，靠锦江边，半新不旧，环境清静，卖价才两千人民币，我们每家出一千人民币就可买下。
当时母亲受当局宣传的影响，思想很天真，认为中国已获解放，今后的吃穿住行都由人民政府供给，就没有同意谢伯伯的邀请，但借给谢伯伯一部分钱。谢伯伯买下四合院后，就邀请我家去居住，于是在1950年夏天，我家就从文庙前街的省邮电管理局宿舍，搬进了新南门临江西路11号的四合院。
谢妈妈乐善好施。我家搬进院子居住不久，谢伯伯调到藏区松潘县去建立邮电局，并担任局长，谢妈妈又邀请她的表妹萧孃孃来居住，之后还邀请她的资阳县老乡李承新一家来居住。记得院子里有几十棵苹果树和花红树，我屡次去偷摘青涩的果子吃时，几乎都会被她发现，但谢妈妈却从不责骂我，还会给我一些糖果，告诉我果子要成熟后才香甜。我五岁发蒙进入龙江路小学念书时，与谢妈妈的大女儿谢梅立同班，每天上学和放学时都结伴同行。有时候，家中没有来得及准备晚饭，我就到谢家去吃饭，谢妈妈从来没有拒绝过。
1956年底，谢妈妈又把院子的正房腾出来，无偿地交给居民委员会办幼儿园，以解决上班父母的后顾之忧。58年为修建成都长途汽车站﹐临江西路11号院子﹐被拆迁到离江边稍远的临江路65号。这时谢妈妈的院子由政府经租，开始还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发给她，谢妈妈每年还要交土地费，到66年文革爆发后，政府就不再发租金给全国所有的经租房主——她的院子就被变相没收，至今没有偿还。
饥荒年间，谢妈妈的母亲华婆婆，从南京她儿子家到女儿家居住。华婆婆大名萧鸣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由于曾长期在乡间务农，她的生活技能特别高。如有一次，我的胶鞋被铁钉穿破，铁锈进入足底的伤口比较深，使伤口感染化脓。医生说需要开刀清除铁锈，华婆婆说不用。她给我捞了一个老萝卜泡菜，贴在伤口上，第二天铁锈和脓水就从伤口中流出，伤口很快就愈合。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我和弟妹们都用过华婆婆泡的药酒治跌打损伤，尤其是我。
1961年8月，我随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看到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那时候，城里的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人们饿得发慌，而又不敢言饿，因为说吃不饱的人，就是污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而院子里的吴爷爷刚刚被饿死，使我很困惑，因此，我偷偷地问华婆婆：旧社会农村是否饿死人？华婆婆因为是贫农出身，不怕犯错误，她高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旧社会乡间抬滑杆的人都有熬锅肉吃，咋会饿死人！入秋，谢妈妈安排她的侄儿谢朝忠和我，到谢伯伯老家资阳县黑沙湾，用背篼背红苕回来填肚皮。我俩去住了一周，在谢伯伯老家看到，也饿死少数老弱病残。老乡们同样不够吃，但由于谢伯伯辈份高，面子大，十多家凑够了两背篼红苕，我俩才返回。
1963年我在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65年8月，我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后，回家的时候不多。但由于我母亲59年从省邮电管理局退职，没有收入，所以，我家退租了后面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一家人挤在14平方米的前房内。母亲和弟妹们经常去谢家借小东西用，比如，我家穷，没有水桶，常年都去谢家借；再如，我家没有书桌，弟妹们都在谢家的大方桌上做功课，谢妈妈却从无怨言。
文革爆发后，1967年7月，母亲因受不了派出所的威胁，不堪批斗，投井自杀。继而，68年5月，父亲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的批斗会上，被造反派踢破下身致死。当时，我大妹三个月没有接到父亲的汇款，以为是武斗的原因，邮路不通，而家中已面临断炊。谢妈妈闻讯后主动借给大妹10元钱，但由于武斗，致民路一带的粮店都关闭。大妹迫于无奈，穿过枪林弹雨，到桥对面盐道街才买回粮食，度过危机。当年冬天，冷风瑟瑟，大妹和小妹的旧棉衣太小，又没有新棉衣，谢妈妈见状即拿出她家的旧棉衣，教大妹和小妹用旧棉衣改缝棉衣。彼时的情景，至今大妹还历历在目，电话上对我讲述时，还唏嘘不已。
1970年1月初，我因参与地下文学活动，被揪出来批斗。6月底筑路处革命委员会宣布把我开除出临时工队伍，8月用翻斗车遣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街道办事处十个月不给我调工作。由于三个弟妹已下乡，还有小妹在念初中，我只能节衣缩食，先把小妹送去住校，然后自己去找谢妈妈和华婆婆打秋风。除经常去谢家蜂窝煤炉上熬稀饭、在泡菜坛里捞泡菜、借东西外，春天去谢家的枇杷树上摘枇杷，秋天去谢家的柑子树上摘柑子，入冬去谢家的橘子树上摘橘子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拖到1971年4月下旬，我已没有存款，实在扛不住饥饿，就去打了两次黑工。谁知却惊动了住地的居委会主任刘齁包（齁包：哮喘）和治保主任李瞎子，说要治我的投机倒把罪。6月初，我被迫吃“对时饭”（一天只吃一次饭），一天内嚼二两生米和喝凉水度日。直到6月中旬，谢妈妈见我几天不出门，担心我被饿死，马上去办事处请来尹干事和白干事。她俩见我躺在破床上，有气无力，就叫人去买了几个馒头，我一阵风卷残云吞入腹中，才有了元气。好心的尹献群干事给我写了张条子，叫我去成都轴承厂主材库搬运组，顶替一个陈大爷，我才死里逃生。
1993年谢妈妈与蔡楚兄妹三人在成都合影
后来，谢朝崧老师结婚添女，搬迁到厂里居住。谢梅立从川医口腔系毕业，分配到贵州毕节一个保密信箱厂工作。谢家的次女谢志伟和小弟谢诚，也从乡间调动到毕节附近的工厂与大姐互相依靠。谢伯伯退休回成都，谢家只有三个老人居家。他们年高体弱，尤其华婆婆已八十多岁，又是一双小脚，一旦生病就需要我的帮助。由于从大学路穿过小天竺街、16街、国学巷再到川医附属医院没有公共汽车，我有几次只能背着华婆婆去医院看病。若遇夜晚，大学路没有路灯，加上街树稠密，看不清路面，我很担心摔一跤伤着了华婆婆。一次，谢梅立回川医培训，半夜急病，还是我背着她去川医急诊。当时，一般人没有自行车；之后也长期凭票购买，还要按单位分配，而且必须到定点专门商店，去排队等候通知。
世事不断变迁，谢家的被拆迁却不变。1983年6月临江路65号院子被拆迁，谢家的一个十几间房屋的大院子，只返还他们四个小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楼层房屋，只够部分孙辈们居住。谢伯伯和谢妈妈只好到贵州她大女儿谢梅立家居住，华婆婆重新回到南京她儿子家居住，我们两家三十多年的邻居关系才中断，但彼此来往却比亲戚还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其言甚善。
2014年，谢妈妈在昆明庆贺99岁白寿，谢朝崧夫妻和我两个妹妹赶去祝寿。谢妈妈见到他们，立即痛哭失声，说想念成都，不愿意终老异乡。她老人家的面容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头发全白了。之后，她一一列举了当年的苦难和困惑。当她老人家夸奖我小妹既勇敢又聪明后，说“你大哥不容易”，接下来叹着气连说两声：好娃儿哟……好娃儿哟……
2016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