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网络图片）
习近平在纪念所谓长征胜利八十週年的大会上，如此定义共产党：“甚麽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除了习近平一人之外，大概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定义。如今的贪官贪污的数额动辄上亿，能够买多少被子呢？
不过，共产党确实曾经将被子当作礼物送给“党外人士”。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展开和谈， 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受邀参观延安。傅斯年是其中惟一从中共精细佈置的假想中看出其独裁本质的参访团成员，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毛泽东的面前卑躬屈膝。对此，傅斯年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此后，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他虽然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将孔祥熙拉下台，却拒绝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毅然渡海到台湾，将北大的自由主义精神传承到台湾大学。而留下来的章伯钧、黄炎培，儘管得到毛泽东赏赐的“陀罗经被”，此“陀罗经被”却不能成为他们的丹书铁券，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很快招致灭顶之灾，真可谓是“贪恋陀罗经被，丢了卿卿性命”。章家的遭遇，读一读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一清二楚了。而黄家的命运，更为曲折幽微。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黄续弦的年轻妻子姚维钧是此书的合著者。《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黄炎培写道：“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黄炎培的“延安观察”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轰动，对帮助共产党打赢宣传战功不可没。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共产党一开始也没有亏待黄炎培。一九四九年三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让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黄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到了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据说，在所谓“民主人士”中，黄是首先喊出“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的。傅斯年当年确实没有看错他。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炎培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可是国民党没有给他的显赫官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副国级”领导人。黄炎培受宠若惊、恨不得爲中共政权肝脑涂地，他感激涕零地说“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合作。”
然而，双方的蜜月期没有维持太久。很快，黄对中共的一些经济政策有了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立即翻脸，严厉地指责黄是“资本家代言人”。后来共产党从政府机构排除所有的非共产党人士，黄再无实权，仅保留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虚衔。
紧接著的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群体遭受重创，上百万人被波及。虽然黄炎培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毛泽东的心中，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右派。黄固然忠顺，但还没有达到郭沫若那样柔媚入骨的地步，所以毛仍然要敲打他。毛故作宽容地说：“我有几个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黄炎培。”黄炎培本人倖免于难，黄家一门却出了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
黄家最著名的右派，当然是水利专家黄万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亲笔批示「这是什麽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麽话」为标题发表。「什麽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打成右派，精神和身体都饱受羞辱。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一九六九年，黄万里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的奴隶集中营劳动，一九七四年又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九死一生。一九八零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党委宣佈「平反」。然而，因他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再度被襟声。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覆。他又向中纪委举报国务院对其申诉置之不理的行为“违宪”，仍如石沉大海。黄万里晚年被取消发表论文和授课的权利，鬱鬱而终。
黄炎培的另一个儿子黄必信的命运更加悲惨，一家人全都死于非命：黄必信曾任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一个月，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上吊自杀。一九六六年十月，他的十四岁小女儿失踪，从此像储安平那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他的妻子余启运在关押时自杀身亡。
幸亏黄炎培在一九六五年去世，否则他未必能熬过文革这一关。而他的妻子、帮他写《延安归来》一书的姚维钧，则成了他的替罪羊，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拳脚棍棒、人格侮辱。因不堪凌辱，姚维钧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五十九岁。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她在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身为奴隶，死后也不得自由！
这就是得到共产党的被子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民主人士”的下场。今天，习近平又在分被子了，谁敢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