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一国两制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

(时事评论员 沈舟)

 

上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要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接受多维网专访时宣称,一国两制是一个未完成的宪制架构,目前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重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才能解决引起香港内乱的根本问题。护法大师的宪制重构与中央的「不走样、不变形」唱起反调,让人刮目相看。

 

强世功认为,《基本法》的许多过渡性设计,完成了香港稳定回归的历史使命,不足之处就是忽略了中央如何长期治港的宪制安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都是一些文学性的形象说法,而不是对《基本法》所确立的宪政体制的准确概括。譬如「港人治港」当年的含义仅仅是指行政长官不是中央委派,而是由香港本地选举产生。如今这个缺乏严谨法律内涵的口号,却成了排斥中央依法管治香港的理据,强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加剧了目前的分离主义倾向。

 

港人治港,靠的是公开透明的法治力量,而中央治港,玩的却是黑箱政治的人治权术,靠暴力取得主权者代表身份,又通过谎言和禁言粉饰权力的滥用。铜锣湾书店职员被强力部门人员秘密劫持去大陆,让港人惊悚不已。近日大陆发生的人大硕士研究生雷洋被控嫖娼而遭警察殴打致死案件,最终竟然以检察院不予起诉,公安局花费千万公帑赔偿死者家属而结案。榜样的负能量是无穷的,使港人对披着法律外衣却不受制约的政治暴力充满警惕和抗拒。

 

成内地省分是香港死亡之路

 

回归前的香港,虽无民主,却有法治,思想多元共存,经济自由发展,晋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堪称善治社会。回归后,英国抽身而去,政治需要赋权。于是有了《基本法》对香港特首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的规定。普选是自下而上的内生性政治赋权,倘若内地也是名副其实的民选制度,香港的普选自然是水到渠成,即便是单一制国家,地区普选也是民主世界普遍接受的权力模式。

 

然而,大陆是徒有其名的「人民共和国」,于是普选之外,又有了中央任命的程序,内生性政治赋权遭遇外源性政治授权,两权相遇,乱象始生。强世功借喻美国制宪过程中的辩论,指出《基本法》的设计是按照反联邦党人的思路设计的,而联邦党人在辩论中早就指出这种「主权内的主权」设计乃是「政治上的怪物」,必然因为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党争而导致激烈冲突而无法长期维系。

 

强世功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国两制前景的复杂性,但他的答案却并不可行。企图重构《基本法》,加强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来消除中港冲突和香港内部的党派纷争并不现实。因为中央主权始终是外源性权力,它与香港奉行的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强世功称之为「文化理念所塑造的价值观念」。中央拥有香港的政治主权,却缺乏这种文化领导权,因此政治主权始终面临着正当性危机,难以为港人所接受。

 

一国两制或许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但方向绝不是让香港成为内地党委领导的省分之一,那不是香港的驯服之路,而是香港的死亡之路,但愿这是今年3月所有特首候选人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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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舟:一国两制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

(时事评论员 沈舟)

 

上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要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接受多维网专访时宣称,一国两制是一个未完成的宪制架构,目前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重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才能解决引起香港内乱的根本问题。护法大师的宪制重构与中央的「不走样、不变形」唱起反调,让人刮目相看。

 

强世功认为,《基本法》的许多过渡性设计,完成了香港稳定回归的历史使命,不足之处就是忽略了中央如何长期治港的宪制安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都是一些文学性的形象说法,而不是对《基本法》所确立的宪政体制的准确概括。譬如「港人治港」当年的含义仅仅是指行政长官不是中央委派,而是由香港本地选举产生。如今这个缺乏严谨法律内涵的口号,却成了排斥中央依法管治香港的理据,强化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加剧了目前的分离主义倾向。

 

港人治港,靠的是公开透明的法治力量,而中央治港,玩的却是黑箱政治的人治权术,靠暴力取得主权者代表身份,又通过谎言和禁言粉饰权力的滥用。铜锣湾书店职员被强力部门人员秘密劫持去大陆,让港人惊悚不已。近日大陆发生的人大硕士研究生雷洋被控嫖娼而遭警察殴打致死案件,最终竟然以检察院不予起诉,公安局花费千万公帑赔偿死者家属而结案。榜样的负能量是无穷的,使港人对披着法律外衣却不受制约的政治暴力充满警惕和抗拒。

 

成内地省分是香港死亡之路

 

回归前的香港,虽无民主,却有法治,思想多元共存,经济自由发展,晋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堪称善治社会。回归后,英国抽身而去,政治需要赋权。于是有了《基本法》对香港特首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的规定。普选是自下而上的内生性政治赋权,倘若内地也是名副其实的民选制度,香港的普选自然是水到渠成,即便是单一制国家,地区普选也是民主世界普遍接受的权力模式。

 

然而,大陆是徒有其名的「人民共和国」,于是普选之外,又有了中央任命的程序,内生性政治赋权遭遇外源性政治授权,两权相遇,乱象始生。强世功借喻美国制宪过程中的辩论,指出《基本法》的设计是按照反联邦党人的思路设计的,而联邦党人在辩论中早就指出这种「主权内的主权」设计乃是「政治上的怪物」,必然因为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党争而导致激烈冲突而无法长期维系。

 

强世功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国两制前景的复杂性,但他的答案却并不可行。企图重构《基本法》,加强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来消除中港冲突和香港内部的党派纷争并不现实。因为中央主权始终是外源性权力,它与香港奉行的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强世功称之为「文化理念所塑造的价值观念」。中央拥有香港的政治主权,却缺乏这种文化领导权,因此政治主权始终面临着正当性危机,难以为港人所接受。

 

一国两制或许亟需走出邓小平时代,但方向绝不是让香港成为内地党委领导的省分之一,那不是香港的驯服之路,而是香港的死亡之路,但愿这是今年3月所有特首候选人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