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般的民主生活会（网络图片）

就在《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0日刊登《别把民主生活会开成话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各位政治局委员“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有的单位为了让民主生活会表现出“辣味十足”的样子，提前“彩排”，会前反复“打磨”批评意见，做给领导看、演给媒体看，看似真刀真枪，实则心照不宣，达不到红脸出汗的效果，更难奢望其会后能够整改落实。政治局的这次民主生活会是否也开成了“话剧”？虽然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国家机密，但母庸置疑，专制帷幕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定是表演秀，“话剧”永远在路上。

党的制度明文鼓励“彩排”，《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民主生活会召开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这就为“会前反复‘打磨’批评意见”创造了条件。新华社的会议消息说：“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就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在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重点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监督、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材料。”不知道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材料是否经过习近平的审查，但经过“彩排”是肯定的。

在专制政治生态下，才有习近平所说的“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选民负责，与上级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他怎么能“敢于批评”？他的“批评”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甚至批评领导“不注意休息累坏了身体”，“不注意团结女同志”。一旦你真的批评了领导，就是你没有维护“核心”的权威，就是你对党没有“绝对忠诚”。习近平说“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治局委员们不难理解要“具体”到哪一个人。

在专制政治生态下，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都没有“自我批评”的资格。皇帝之所以能‘打江山坐江山’，是因为‘奉天承运’，是因为“人民的选择”。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就不是“伟光正”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自我批评”，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即使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负不起。对于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责任由谁来承担，1962年1月11日中共秘密召开了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毛泽东要出来承担责任了，可能宣布给彭德怀平反。当县太爷们在大会筹备处领到材料袋时，发现里面有毛泽东推荐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两首诗，作者是“民革”成员钱昌照。一首是《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另一首是：“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在赞美农业形势大好，祖国处处丰收，没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意思。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代表中央做报告时，甩开经过毛泽东审查过的报告提纲，把自己在湖南搞调查时的见闻插了进去，借农民的口说出“三分灾害七分人祸”。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做“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毛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只强调自己没有抓经济工作的经验，他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同时批评有些省委书记“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在会上大谈加强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都担不起的，各级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各级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县委书记们要向中央部门领导、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问罪，一名县委书记在大会发言：“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各级官员没有责任哪来的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就是问动机：“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赶英超美的心太急”。大会整整开了28天，大家在分组会议上都痛哭流涕地做了“自我批评”，最后把责任推给了“分散主义”（在中央下达的粮食收购指标上层层加码）。大会结束后，“分散主义”喊冤叫屈，也负不起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中共又把责任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上。在雾霾都成为“气象灾害”的今天，“三年自然灾害”只能冤枉到底。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已经完善为话剧《动物界民主生活会》。螃蟹：大家都说我是横行霸道，确实，我也感到这样不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一看就是有痞子习气，以后一定要转变作风。龙虾：我没有进取精神，连走路都是后退，这样怎么能达到目标，实现理想呢？以后一定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兔子：我总是害红眼病，看不得这个，看不得那个，其实人要知足，知足常乐，我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兔生观、价值观。狗：我也说说我的缺点吧，我其实一直是夹着尾巴做狗的，保持低调，但有时也会发发狂犬病，狂喊狂叫，惹得大家不安，以后我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狗性坚持党性。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河北省亲自导演了《动物界民主生活会》，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成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极力回避集体腐败问题，背诵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潜台词，为全国各级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彩排”样本。随着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的落马，已有包括省委书记周本顺在内的4个常委到监狱里开民主生活会去了。现在看看他们当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词，真是恶心极了。

等级制是极权制的实现形式，面对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两级皇帝，面对摄像镜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么虚伪。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能内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经济的交易方式，也可能堕变为权力内战的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习近平也不需要政治局委员真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只需要一个政治表态——拥护和效忠“习核心”，并以此敲打“每一个党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

话剧般的民主生活会（网络图片）

就在《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0日刊登《别把民主生活会开成话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各位政治局委员“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习近平在讲话时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有的单位为了让民主生活会表现出“辣味十足”的样子，提前“彩排”，会前反复“打磨”批评意见，做给领导看、演给媒体看，看似真刀真枪，实则心照不宣，达不到红脸出汗的效果，更难奢望其会后能够整改落实。政治局的这次民主生活会是否也开成了“话剧”？虽然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国家机密，但母庸置疑，专制帷幕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定是表演秀，“话剧”永远在路上。

党的制度明文鼓励“彩排”，《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民主生活会召开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这就为“会前反复‘打磨’批评意见”创造了条件。新华社的会议消息说：“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就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在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重点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监督、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材料。”不知道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材料是否经过习近平的审查，但经过“彩排”是肯定的。

在专制政治生态下，才有习近平所说的“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选民负责，与上级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他怎么能“敢于批评”？他的“批评”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甚至批评领导“不注意休息累坏了身体”，“不注意团结女同志”。一旦你真的批评了领导，就是你没有维护“核心”的权威，就是你对党没有“绝对忠诚”。习近平说“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治局委员们不难理解要“具体”到哪一个人。

在专制政治生态下，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都没有“自我批评”的资格。皇帝之所以能‘打江山坐江山’，是因为‘奉天承运’，是因为“人民的选择”。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就不是“伟光正”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自我批评”，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即使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负不起。对于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责任由谁来承担，1962年1月11日中共秘密召开了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毛泽东要出来承担责任了，可能宣布给彭德怀平反。当县太爷们在大会筹备处领到材料袋时，发现里面有毛泽东推荐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两首诗，作者是“民革”成员钱昌照。一首是《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另一首是：“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在赞美农业形势大好，祖国处处丰收，没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意思。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代表中央做报告时，甩开经过毛泽东审查过的报告提纲，把自己在湖南搞调查时的见闻插了进去，借农民的口说出“三分灾害七分人祸”。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做“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毛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只强调自己没有抓经济工作的经验，他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同时批评有些省委书记“不让别人讲话”，“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在会上大谈加强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都担不起的，各级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各级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县委书记们要向中央部门领导、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问罪，一名县委书记在大会发言：“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各级官员没有责任哪来的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就是问动机：“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赶英超美的心太急”。大会整整开了28天，大家在分组会议上都痛哭流涕地做了“自我批评”，最后把责任推给了“分散主义”（在中央下达的粮食收购指标上层层加码）。大会结束后，“分散主义”喊冤叫屈，也负不起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中共又把责任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上。在雾霾都成为“气象灾害”的今天，“三年自然灾害”只能冤枉到底。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已经完善为话剧《动物界民主生活会》。螃蟹：大家都说我是横行霸道，确实，我也感到这样不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一看就是有痞子习气，以后一定要转变作风。龙虾：我没有进取精神，连走路都是后退，这样怎么能达到目标，实现理想呢？以后一定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兔子：我总是害红眼病，看不得这个，看不得那个，其实人要知足，知足常乐，我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兔生观、价值观。狗：我也说说我的缺点吧，我其实一直是夹着尾巴做狗的，保持低调，但有时也会发发狂犬病，狂喊狂叫，惹得大家不安，以后我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狗性坚持党性。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河北省亲自导演了《动物界民主生活会》，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成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极力回避集体腐败问题，背诵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潜台词，为全国各级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彩排”样本。随着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的落马，已有包括省委书记周本顺在内的4个常委到监狱里开民主生活会去了。现在看看他们当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词，真是恶心极了。

等级制是极权制的实现形式，面对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两级皇帝，面对摄像镜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么虚伪。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能内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经济的交易方式，也可能堕变为权力内战的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习近平也不需要政治局委员真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只需要一个政治表态——拥护和效忠“习核心”，并以此敲打“每一个党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都要心存敬畏、严格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