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美国对华外交之“一个中国”政策，是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战役。对自己大陆人权的推动关注，觉得早就遭遇了“顶盖”，没有中美关系的翻盘和台湾崛起，我觉得没戏，井盖掀开要紧。

 

虽然互联网和维权很大改善了民主运动和底层人权的隔膜和断裂，但面对海量的政治灾难，无异于杯水车薪。政治犯的人权改善，被西方世界和民间主流价值，当做晴雨表或者指标，但实际上这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并没有任何晴雨表或者指标作用，因为关联性不大，也没有导向带动作用，两种世界不相通。因此以政治犯的人权推动，来改善中国人权的整体，无异于痴人说梦。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最近发表《中美外交棋局与人权》，指出美国对华外交对中国人权的整体带动作用。若干年前，我去茅于轼家，我对其一个观点印象深刻，他说要是没有美国，没有对外开放，中国人权就没法进步如斯（大概意思）。以基层选举为例，这就是美国推动的结果。我从台海两岸之经贸往来与停止内战的努力，六四问题之去政治化处理与92年之后的市场化关系，可以证明经贸与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一个商队没法通过地雷区。

 

不管是民主运动人权运动，还是经贸往来，都到了必须总体解决的时候。在广场革命爆发前，总体解决不能光提现为立场和启蒙，也就是不能仅仅一种理论或者主义描述，而应该有较大的政治力量和民间行动的配合。明显最可行的就是美国主导下的民国当归。

 

之前接受一个电话采访，提问说为啥共党怕独立候选人。我说不是怕，而是不让。大陆民主化的空间，仅仅在于把不让当做怕的心理转换机制里，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空间而已。

 

在于对共党不满的人，找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原来的那个中国被共党垄断了，支持也不对，反对也不对，比较尴尬。

 

从晚清以来，民国的命运从来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台湾和大陆的人民，顶多是个带路党。不拖后腿就很不错啦。所以改变一个中国，是民主运动的关键战役。这个屋顶不翻，注定路径封锁。民主力量，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作为舞台，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可能的。顺应形势。还想颜色革命，那是扯淡。

 

翻开这个井盖，民主运动注定是复国运动。被摄入。不翻开，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几万年。川普及其班子的锐气，已经归于平淡，没有意外，继续归于平淡。就放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烟花。唯一的变数在台湾问题上。

 

89改革已死，敌我之分现，对体制内改革的怨恨已经弥漫华林，也就是说是不用争论的事情。现在民间的分野，在于转型是否已死，也就是说从体制出来的民间力量和来自底层的民间力量，能否倒逼改革成功，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方式以广场革命的方式，到底是和平转型的结果，还是开启混乱震荡。如果不限定在倒逼改革，这两种力量直接致力于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秩序，而不需要以现体制和体制变革为途径的话，那是希望和出路是有的。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并不是从现有体制及其变革中蜕变出来，这个蜕变出来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这个已经是中国大陆当下现实所证实，也为德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证实，有毒之树结不出善之花果。它们有可能是被现体制及其蜕变所伤害的原来国家–社会共同体恢复起来，加以疗伤复原。这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第三共和，第一共和可以进化。

 

这里有个民间抵抗者自命刑天的自我为义，找头的事情，民间抵抗者在地缘政治和二十世纪以来民国内战及其终结的历史格局之内，要么属于专制的大陆，要么属于民主的民国，如果不找头，就是没脑袋的刑天，需要在身体内部再生出一个头来，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性起源，例如天赋人权，自然法，传统和宪法–权利框架等等。然而这个头毕竟是小圈子的，暂时的特殊的，并不是当下就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抵抗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拥护专制的或者沉默的。所以这个头一定要重新回到脖子之上，那么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中共体制内部去的头，一个是成为民国的头。不想成为其中之一，就只能在肚子里面。

 

自命刑天，刑天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是屡战屡败，结果五马分尸，同情分得了很多，胜利一点也不沾边。是不是受虐狂，通过受虐把自己圣化，是唯一的目标，至于胜利目标就靠边去吧。

 

自我为义的意思，就是进入体制内部以为把体制变修为自己所要的，或者自以为不在肚子里面而是快长到脖子上原来体制的位置，取而代之。通过自己的言说和行动，赋予自己虚假希望，当然他们也认为当下大陆体制是罪恶之城，只是他们是义人，能救赎世人。而对此绝望的，是认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自我为义的，也仅仅是虚假希望，而且还被体制利用成“这个城有义人，能被拯救改好”，你们要维护稳定，不要乱动，乱动就破坏了没法拯救了。自我为义的，例如儒家知识分子认同，共党之下公民身份认同，觉得自己们有能力让共党统治下的大陆变好，变得幸福，变得自由。当自我为义与“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冲突成为主要方向的冲突时，确实改革已死，只是转型死与不死的争论。

 

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垄断破除，也就是国际法作为批判的武器，应该算最后的非暴力手段。不是法庭输了就上梁山，如今多出国际法。

 

要麽法西斯主义，要么民国当归，要不是恢复民国国体问题，那么大陆自由派只有像欧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奔向法西斯主义。保皇和法西斯主义，是自由派的分裂方向之主流。而念想民国回归的甚少。

 

我深深觉得民国派光搞民国符号（例如三民主义），光坚持国体（被扭曲为道统），是不行的。把独立和统一的内核还原为人权。大陆民国派需要介入民国权利，理解包容融化台独。民国派进人权运动。大陆人权坐上民国车。民国派告别启蒙，进入维权。

 

 

 

 

改变美国对华外交之“一个中国”政策，是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战役。对自己大陆人权的推动关注，觉得早就遭遇了“顶盖”，没有中美关系的翻盘和台湾崛起，我觉得没戏，井盖掀开要紧。

 

虽然互联网和维权很大改善了民主运动和底层人权的隔膜和断裂，但面对海量的政治灾难，无异于杯水车薪。政治犯的人权改善，被西方世界和民间主流价值，当做晴雨表或者指标，但实际上这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并没有任何晴雨表或者指标作用，因为关联性不大，也没有导向带动作用，两种世界不相通。因此以政治犯的人权推动，来改善中国人权的整体，无异于痴人说梦。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最近发表《中美外交棋局与人权》，指出美国对华外交对中国人权的整体带动作用。若干年前，我去茅于轼家，我对其一个观点印象深刻，他说要是没有美国，没有对外开放，中国人权就没法进步如斯（大概意思）。以基层选举为例，这就是美国推动的结果。我从台海两岸之经贸往来与停止内战的努力，六四问题之去政治化处理与92年之后的市场化关系，可以证明经贸与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一个商队没法通过地雷区。

 

不管是民主运动人权运动，还是经贸往来，都到了必须总体解决的时候。在广场革命爆发前，总体解决不能光提现为立场和启蒙，也就是不能仅仅一种理论或者主义描述，而应该有较大的政治力量和民间行动的配合。明显最可行的就是美国主导下的民国当归。

 

之前接受一个电话采访，提问说为啥共党怕独立候选人。我说不是怕，而是不让。大陆民主化的空间，仅仅在于把不让当做怕的心理转换机制里，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空间而已。

 

在于对共党不满的人，找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原来的那个中国被共党垄断了，支持也不对，反对也不对，比较尴尬。

 

从晚清以来，民国的命运从来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台湾和大陆的人民，顶多是个带路党。不拖后腿就很不错啦。所以改变一个中国，是民主运动的关键战役。这个屋顶不翻，注定路径封锁。民主力量，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作为舞台，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可能的。顺应形势。还想颜色革命，那是扯淡。

 

翻开这个井盖，民主运动注定是复国运动。被摄入。不翻开，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几万年。川普及其班子的锐气，已经归于平淡，没有意外，继续归于平淡。就放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烟花。唯一的变数在台湾问题上。

 

89改革已死，敌我之分现，对体制内改革的怨恨已经弥漫华林，也就是说是不用争论的事情。现在民间的分野，在于转型是否已死，也就是说从体制出来的民间力量和来自底层的民间力量，能否倒逼改革成功，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方式以广场革命的方式，到底是和平转型的结果，还是开启混乱震荡。如果不限定在倒逼改革，这两种力量直接致力于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秩序，而不需要以现体制和体制变革为途径的话，那是希望和出路是有的。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并不是从现有体制及其变革中蜕变出来，这个蜕变出来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这个已经是中国大陆当下现实所证实，也为德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证实，有毒之树结不出善之花果。它们有可能是被现体制及其蜕变所伤害的原来国家–社会共同体恢复起来，加以疗伤复原。这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第三共和，第一共和可以进化。

 

这里有个民间抵抗者自命刑天的自我为义，找头的事情，民间抵抗者在地缘政治和二十世纪以来民国内战及其终结的历史格局之内，要么属于专制的大陆，要么属于民主的民国，如果不找头，就是没脑袋的刑天，需要在身体内部再生出一个头来，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性起源，例如天赋人权，自然法，传统和宪法–权利框架等等。然而这个头毕竟是小圈子的，暂时的特殊的，并不是当下就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抵抗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拥护专制的或者沉默的。所以这个头一定要重新回到脖子之上，那么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中共体制内部去的头，一个是成为民国的头。不想成为其中之一，就只能在肚子里面。

 

自命刑天，刑天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是屡战屡败，结果五马分尸，同情分得了很多，胜利一点也不沾边。是不是受虐狂，通过受虐把自己圣化，是唯一的目标，至于胜利目标就靠边去吧。

 

自我为义的意思，就是进入体制内部以为把体制变修为自己所要的，或者自以为不在肚子里面而是快长到脖子上原来体制的位置，取而代之。通过自己的言说和行动，赋予自己虚假希望，当然他们也认为当下大陆体制是罪恶之城，只是他们是义人，能救赎世人。而对此绝望的，是认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自我为义的，也仅仅是虚假希望，而且还被体制利用成“这个城有义人，能被拯救改好”，你们要维护稳定，不要乱动，乱动就破坏了没法拯救了。自我为义的，例如儒家知识分子认同，共党之下公民身份认同，觉得自己们有能力让共党统治下的大陆变好，变得幸福，变得自由。当自我为义与“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冲突成为主要方向的冲突时，确实改革已死，只是转型死与不死的争论。

 

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垄断破除，也就是国际法作为批判的武器，应该算最后的非暴力手段。不是法庭输了就上梁山，如今多出国际法。

 

要麽法西斯主义，要么民国当归，要不是恢复民国国体问题，那么大陆自由派只有像欧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奔向法西斯主义。保皇和法西斯主义，是自由派的分裂方向之主流。而念想民国回归的甚少。

 

我深深觉得民国派光搞民国符号（例如三民主义），光坚持国体（被扭曲为道统），是不行的。把独立和统一的内核还原为人权。大陆民国派需要介入民国权利，理解包容融化台独。民国派进人权运动。大陆人权坐上民国车。民国派告别启蒙，进入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