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不敢寫明記者的情況下登出江天勇「承認捏造謝陽受酷刑的消息，抹黑中國政府和司法機關」的報道，說明七○九案製造者已經步入死胡同，隨時面臨被追究政治責任的可能。得出如此結論並非源自中國社會加增了多少文明的元素，生出了多少普世價值的基因，而是七○九案中的諸多違背常理的弔詭、殘酷及今天不得不公然借媒體撒謊，所顯露出的那種鎮壓者的黔驢技窮，以及由此映射出的民間反彈、國際社會譴責與最高當局質疑，正交匯成一股最終將鎮壓者推上審判台的洪流。

　　「七○九大抓捕」的弔詭

　　發起於二○一五年七月九日的中國當局對人權律師與維權人士的集中大抓捕，被稱為七○九大鎮壓，具有如下一些特點：規模大：先後被拘押、傳喚達三百多人；範圍廣：波及全國大多數的省市；持續時間長：直到二○一六年十一月，仍有人權律師江天勇及維權人士黃琦、劉飛躍分別被拘捕，是這場鎮壓的明顯延續；久拖難決：如李和平、王全璋、吳淦、謝陽等被羈押一年半多，仍然沒有開庭；苛罪重：這批被拘押乃至判刑的律師及維權人士，紛紛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論處；野蠻殘酷：從已經傳出吳淦、謝陽遭致酷刑以及被取保回家的李春富精神失常情況來看，這批被拘押判刑人士遭受了超乎想像的酷刑迫害；違法背理：整個鎮壓中的抓捕、關押及判刑過程完全背離起碼的法律程序（如長久不出具法律手續給家屬，拒不讓律師、家屬會見等），違背基本的人倫常理（如同時抓捕王宇夫婦而棄未成年的孩子於不顧，年高的老人病重及病逝也不讓拘押中的親人前往探視及送終）。

　　然而，在七○九鎮壓的諸多特點前，人們卻看不出何以要發起這場大鎮壓的原由。因為二○一五年七月前後，中國社會並沒有發生任何不可控的、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甚至危及政權統治的事件，也就是說，這場大鎮壓是在平和、正常的社會發展中忽然掀起的。

　　而且，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當年的九月，也就是七○九大鎮壓後的兩個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應邀訪問美國。在如此重大的外訪活動前夕，卻無端發生了招引世界詬病的嚴重的踐踏人權事件，這將原本就倍受人權批評的中國當局更推向了風口浪尖，而身為中國元首的習近平到美國當然就成為輿論抨擊的眾矢之的。這個淺顯的常識，理應為大家心知肚明。按理，在習近平外訪，尤其是訪美前，中國官方應該會主動營造一種開明寬鬆的社會景象，以減少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斥，增加外訪祥和，確保外訪順暢。結果，卻發起了這麼場大鎮壓，豈不成心給習近平外訪設障添堵。

　　那麼究竟誰會給習近平添堵設障呢？從現已披露出的各方信息來看，發生這種鎮壓應該有兩種可能：其一、習根本不知情。那就是習近平的政敵有意要使習難堪，以阻礙他外訪成功。而能耍出這種陰謀的人，只有以江派為代表的正被反腐所困擾的權貴集團。他們完全欺瞞著習而以維穩的名義擅自為之，挖坑陷害習。其二、習知情。那就是下面政法系一批權臣為了取悅於上，急於建功立業、邀功請賞，或者為了引起上面重視，以在權力分配中加重籌碼，而謊報軍情，捏造敵情，誇大事實，虛構事態，使得上面不得不同意他們實施鎮壓。但無論屬於哪種情況，最後結果都是製造了大的人權災難，招致了世界強烈譴責，使習訪美倍受責難。

　　面對這種結果，七○九鎮壓的直接操刀人就面臨如何躲過政治追責的問題，於是只有窮盡一切手段來將此案辦成鐵案，以對上掩蓋陰謀或謊報敵情的實質。然而，事實上七○九被抓捕者們卻與犯法無涉，要完全憑空捏造這樁案子，顯非易事，於是就酷刑、違法、拖延乃至撒謊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七○九被抓捕者究竟做了什麼？

　　七○九那些被抓捕者究竟做了些什麼，而招致如此大規模殘酷的鎮壓，我雖然不能說得清楚，但我從三個方面可以明證他們沒有觸犯任何律法，更沒有所謂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其一、我身為七○九大鎮壓中被傳喚訓誡的一員，我非常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什麼及做了什麼。自從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場反腐愛國運動被血腥鎮壓後，我就矢志推進中國的民主、法治與憲政，並發誓在有生之年為八九反腐運動中冤死的人討個公道。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這份追求，並為此參與維權、從事寫作。但我遵循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力圖通過現代文明的手段來促進中國社會轉型，警惕並堅決拒斥那種極權主義地下黨暴力革命思維，相信人性的天良向善，認定在一個能出現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朱厚澤等等傑出人士的體制，應該有和平改良而轉型的希望。為此我努力在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範圍內，爭取公民社會成長空間，促進法規落地生根，監督公權規範行使。這一切不僅與犯法無關，而且是真正捍衛法制尊嚴。

　　其二、我所接觸到的七○九被抓捕及判刑的幾位，他們也沒有要顛覆政權的意願，更沒有顛覆政權的行動。無論是已經判刑的胡石根，還是等待開庭的李和平、王全璋、江天勇、吳淦，他們在與我的交流中從來沒有表露過對政權的欲望，他們所矢志追求的無非是人權保障與法治落實，他們參與維權一則是捍衛法律的公平正義，一則也是職業與謀生。如果按照中共地下黨思維，他們若是意在顛覆國家政權，那他們難道不努力爭取同志？但我與他們相交多年卻從來沒有聽到他們有此意向。可見，這種顛覆或煽動顛覆，純屬栽贓陷害。

　　其三、縱然我與七○九抓捕判刑者同類，而心存包庇隱瞞，那麼從胡石根的判決證據來看，當局也就只是列舉他在飯局上跟人聊天的那幾句話：「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系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系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話充其量也就是理論層面的一種思考，與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何干？怎麼就能扣上如此的罪狀？

　　由我自身和所瞭解的七○九被抓捕者言行，以及法院公佈的庭審判決證據來看，七○九大鎮壓所波及的這批人既沒有犯罪的故意，更沒有犯罪的行動。恰恰相反，他們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捍衛法律尊嚴、推進法治建設、促進人權改善、維護公平正義的良心人士。

　　七○九操刀鎮壓者審判為期不遠

　　一批完全沒有觸犯法制的時代良心人士，居然無端被羈押於獄，並且是在一個極其敏感的時期，以極其鮮明的特色，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人權後果，這就使製造七○九鎮壓者面臨民間反彈、國際社會譴責與向最高當局交代的幾大困境。

　　七○九大鎮壓近兩年來，不僅沒有封禁住中國社會維權運動，從全國此起彼伏的上街聲援七○九被抓人士來看，民間維權被進一步激活，民間對大鎮壓反彈極為強烈。而相應的國際社會也緊緊盯著這起針對人權捍衛者展開的大鎮壓，美國、歐洲及聯合國眾多現代文明國家與國際組織公開出來譴責中國當局，甚至出台追究人權劣跡官員的法案。這一切使中國當局極其被動，國際形象大受污損。

　　尤其重要的是，現在七○九鎮壓的後果已經顯露，而被抓捕判刑者的罪證卻極其缺乏，根本說明不了這場大鎮壓的必要與急迫。這必然使最高當局看到這場鎮壓要麼是惡意的陰謀陷害，要麼是愚蠢的邀功謊報，而這兩者都是罪不可赦。於是近來中共最高當局一再強調政治責任，那就明顯是要人出來對此負責了。

　　隨著中共十九大召開的日益臨近，中國權力集團迎來新一輪調整，針對已經明朗的七○九大鎮壓，必然有人面臨政治責任的追究，直接操刀這場鎮壓者應該不久會被以貪腐或什麼別的罪名緝拿歸案，而類似周永康之流的審判就為期不遠。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三月一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不敢寫明記者的情況下登出江天勇「承認捏造謝陽受酷刑的消息，抹黑中國政府和司法機關」的報道，說明七○九案製造者已經步入死胡同，隨時面臨被追究政治責任的可能。得出如此結論並非源自中國社會加增了多少文明的元素，生出了多少普世價值的基因，而是七○九案中的諸多違背常理的弔詭、殘酷及今天不得不公然借媒體撒謊，所顯露出的那種鎮壓者的黔驢技窮，以及由此映射出的民間反彈、國際社會譴責與最高當局質疑，正交匯成一股最終將鎮壓者推上審判台的洪流。

　　「七○九大抓捕」的弔詭

　　發起於二○一五年七月九日的中國當局對人權律師與維權人士的集中大抓捕，被稱為七○九大鎮壓，具有如下一些特點：規模大：先後被拘押、傳喚達三百多人；範圍廣：波及全國大多數的省市；持續時間長：直到二○一六年十一月，仍有人權律師江天勇及維權人士黃琦、劉飛躍分別被拘捕，是這場鎮壓的明顯延續；久拖難決：如李和平、王全璋、吳淦、謝陽等被羈押一年半多，仍然沒有開庭；苛罪重：這批被拘押乃至判刑的律師及維權人士，紛紛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論處；野蠻殘酷：從已經傳出吳淦、謝陽遭致酷刑以及被取保回家的李春富精神失常情況來看，這批被拘押判刑人士遭受了超乎想像的酷刑迫害；違法背理：整個鎮壓中的抓捕、關押及判刑過程完全背離起碼的法律程序（如長久不出具法律手續給家屬，拒不讓律師、家屬會見等），違背基本的人倫常理（如同時抓捕王宇夫婦而棄未成年的孩子於不顧，年高的老人病重及病逝也不讓拘押中的親人前往探視及送終）。

　　然而，在七○九鎮壓的諸多特點前，人們卻看不出何以要發起這場大鎮壓的原由。因為二○一五年七月前後，中國社會並沒有發生任何不可控的、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甚至危及政權統治的事件，也就是說，這場大鎮壓是在平和、正常的社會發展中忽然掀起的。

　　而且，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當年的九月，也就是七○九大鎮壓後的兩個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應邀訪問美國。在如此重大的外訪活動前夕，卻無端發生了招引世界詬病的嚴重的踐踏人權事件，這將原本就倍受人權批評的中國當局更推向了風口浪尖，而身為中國元首的習近平到美國當然就成為輿論抨擊的眾矢之的。這個淺顯的常識，理應為大家心知肚明。按理，在習近平外訪，尤其是訪美前，中國官方應該會主動營造一種開明寬鬆的社會景象，以減少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斥，增加外訪祥和，確保外訪順暢。結果，卻發起了這麼場大鎮壓，豈不成心給習近平外訪設障添堵。

　　那麼究竟誰會給習近平添堵設障呢？從現已披露出的各方信息來看，發生這種鎮壓應該有兩種可能：其一、習根本不知情。那就是習近平的政敵有意要使習難堪，以阻礙他外訪成功。而能耍出這種陰謀的人，只有以江派為代表的正被反腐所困擾的權貴集團。他們完全欺瞞著習而以維穩的名義擅自為之，挖坑陷害習。其二、習知情。那就是下面政法系一批權臣為了取悅於上，急於建功立業、邀功請賞，或者為了引起上面重視，以在權力分配中加重籌碼，而謊報軍情，捏造敵情，誇大事實，虛構事態，使得上面不得不同意他們實施鎮壓。但無論屬於哪種情況，最後結果都是製造了大的人權災難，招致了世界強烈譴責，使習訪美倍受責難。

　　面對這種結果，七○九鎮壓的直接操刀人就面臨如何躲過政治追責的問題，於是只有窮盡一切手段來將此案辦成鐵案，以對上掩蓋陰謀或謊報敵情的實質。然而，事實上七○九被抓捕者們卻與犯法無涉，要完全憑空捏造這樁案子，顯非易事，於是就酷刑、違法、拖延乃至撒謊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七○九被抓捕者究竟做了什麼？

　　七○九那些被抓捕者究竟做了些什麼，而招致如此大規模殘酷的鎮壓，我雖然不能說得清楚，但我從三個方面可以明證他們沒有觸犯任何律法，更沒有所謂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其一、我身為七○九大鎮壓中被傳喚訓誡的一員，我非常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什麼及做了什麼。自從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場反腐愛國運動被血腥鎮壓後，我就矢志推進中國的民主、法治與憲政，並發誓在有生之年為八九反腐運動中冤死的人討個公道。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這份追求，並為此參與維權、從事寫作。但我遵循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力圖通過現代文明的手段來促進中國社會轉型，警惕並堅決拒斥那種極權主義地下黨暴力革命思維，相信人性的天良向善，認定在一個能出現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朱厚澤等等傑出人士的體制，應該有和平改良而轉型的希望。為此我努力在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範圍內，爭取公民社會成長空間，促進法規落地生根，監督公權規範行使。這一切不僅與犯法無關，而且是真正捍衛法制尊嚴。

　　其二、我所接觸到的七○九被抓捕及判刑的幾位，他們也沒有要顛覆政權的意願，更沒有顛覆政權的行動。無論是已經判刑的胡石根，還是等待開庭的李和平、王全璋、江天勇、吳淦，他們在與我的交流中從來沒有表露過對政權的欲望，他們所矢志追求的無非是人權保障與法治落實，他們參與維權一則是捍衛法律的公平正義，一則也是職業與謀生。如果按照中共地下黨思維，他們若是意在顛覆國家政權，那他們難道不努力爭取同志？但我與他們相交多年卻從來沒有聽到他們有此意向。可見，這種顛覆或煽動顛覆，純屬栽贓陷害。

　　其三、縱然我與七○九抓捕判刑者同類，而心存包庇隱瞞，那麼從胡石根的判決證據來看，當局也就只是列舉他在飯局上跟人聊天的那幾句話：「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系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系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話充其量也就是理論層面的一種思考，與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何干？怎麼就能扣上如此的罪狀？

　　由我自身和所瞭解的七○九被抓捕者言行，以及法院公佈的庭審判決證據來看，七○九大鎮壓所波及的這批人既沒有犯罪的故意，更沒有犯罪的行動。恰恰相反，他們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捍衛法律尊嚴、推進法治建設、促進人權改善、維護公平正義的良心人士。

　　七○九操刀鎮壓者審判為期不遠

　　一批完全沒有觸犯法制的時代良心人士，居然無端被羈押於獄，並且是在一個極其敏感的時期，以極其鮮明的特色，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人權後果，這就使製造七○九鎮壓者面臨民間反彈、國際社會譴責與向最高當局交代的幾大困境。

　　七○九大鎮壓近兩年來，不僅沒有封禁住中國社會維權運動，從全國此起彼伏的上街聲援七○九被抓人士來看，民間維權被進一步激活，民間對大鎮壓反彈極為強烈。而相應的國際社會也緊緊盯著這起針對人權捍衛者展開的大鎮壓，美國、歐洲及聯合國眾多現代文明國家與國際組織公開出來譴責中國當局，甚至出台追究人權劣跡官員的法案。這一切使中國當局極其被動，國際形象大受污損。

　　尤其重要的是，現在七○九鎮壓的後果已經顯露，而被抓捕判刑者的罪證卻極其缺乏，根本說明不了這場大鎮壓的必要與急迫。這必然使最高當局看到這場鎮壓要麼是惡意的陰謀陷害，要麼是愚蠢的邀功謊報，而這兩者都是罪不可赦。於是近來中共最高當局一再強調政治責任，那就明顯是要人出來對此負責了。

　　隨著中共十九大召開的日益臨近，中國權力集團迎來新一輪調整，針對已經明朗的七○九大鎮壓，必然有人面臨政治責任的追究，直接操刀這場鎮壓者應該不久會被以貪腐或什麼別的罪名緝拿歸案，而類似周永康之流的審判就為期不遠。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