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在未来政策如一带一路等，有何贡献？社科院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它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被要求“姓党姓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社科院当中的专家，都是哪些人物？
章立凡说，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入中国社科院，当时正好赶上思想自由的八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年。可以说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我获得了文革知识匮乏之后自由阅读的机会，打下学术功底，而且也认识很多前辈。我当时心情愉快，如鱼得水，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信任，精神上从容自在。
不过，八九之后，社会动荡，社科院也是灾区。我也受到审查，社科院人事部门和公安局都调查我到底前往广场干了什么，其实我是应邀调停的。甚至当时公安局已经要收押我了，我也准备好被捕入狱，当然后来逃过了一劫，但是与中科院之间一直相互不喜欢，九十年代脱离了它。记得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当时讨论法轮功问题。我发言，认为对于民间团体应该依法登记和管理，但是不被采纳。当局对这个团体进行了严厉打击。
章立凡表示，总体来说，离开中科院很长时间，但是认为，中科院成立40周年的说法不确切。应该从民国时代开始算，49年之后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前身。现在的中国社科院演变为不像研究机构，如国外学者所说，社科院像党校，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专讲马列之处，党校则因为八十年代胡耀邦在任而获得些许思想解放的传统。这样的易位很耐人寻味。
现在看来，前辈学者的学术独立精神已经退潮，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连退休的如果不低头，都会被威胁降低福利待遇，这些都不像一个学术机构之所为。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脱离，现在还能够“无组织无纪律”地说几句话。
胡平说，中国社科院如果从1977年算起到现在为40年。期间六四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八十年代是一个阶段，此后是另外一个阶段。不过，后一阶段还可以继续区分，比方习近平上台以来作为一个与江、胡不同的小阶段。
胡平说，八十年代，中国社科院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吸收相当一批有成就的人才；在思想解放和自由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市场经济的讨论等。尤其要提到的是“马列所”的所长于光远、苏绍智。其中的苏绍智78、79年便曾经撰文论及“社会主义阶段论”，即中共十三大予以采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而张显扬曾经在杂志上撰文主张言论自由。我当时调侃说，社科院其他所是“业余反马列”，而马列所则是“专业反马列”。当时，各研究所都需要突破马列主义对理论研究的束缚。别的所有些地方需要触及到马列，所以免不了批评几句，触及不到时则不必批评；而马列所既然以研究马列为主题，所以得以全面地批评，因此成了“专业批马列所”。邓丽群曾经还在一篇讲话中说，中科院马列所“成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由此可以看出，马列所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的八九民运发生时，社科院很多研究人员，包括老中青都积极参与，使得这里成为中共所称的“重灾区”。
不过，六四之后，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许多人被迫离开社科院，那里的言论控制开始严重起来。江泽民执政初期，由于中共惊魂未定，对于那些只困在书斋里、不上街、不签名的学者的学术研究限制得还不算太严厉。所以到了九十年代，社科院仍然有一批人在澄清毛时代被歪曲的中国当代史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政治学所、哲学所、经济学所仍然有人阐述自由主义，在思想指导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好景不常，后来的情况便是每况愈下了。到了习近平时代，情况更为恶劣，对思想的控制更为严厉。我们已经看不到在社科院还有什么人能够说出触及社会现实的真话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了。它已经变成一个为当局政策做辩护的工具。
胡平说，从本次习近平亲自给社科院发贺信来看，表面是表明当局对社科院更加重视，实际上是突出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突出他无处不在的领导，正如他要挂上许多小组长的名头一样。此外，他在信里强调中国社科院是个思想库，这个定位与这个机构成立时的初衷是不一致的。而当年中国社科院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成立的。智库的任务是解决公正政策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建议；社科院中只有某些所或者某些项目起到这种作用，但是相当多的研究所从定义上看都是与智库和思想库不相干。总之，习近平的讲话不是抬高中国社科院的地位，相反是在贬低它，把它变成一个纯粹为党和政府服务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