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律师 任建峰）
在1989年，有人民活在独裁的社会内。他们的人权受到剥削，遑论享有民主政制。他们生活艰难，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们更深知政权的贪腐，令他们感到绝望。
这种绝望逐渐变成不满，而这股不满最终在1989年爆发了。人民违抗政权对于示威集会的诸多禁止、阻挠，涌到大型公众地方示威。参与的有学生、知识分子、劳动阶层。起初，人民要求的并不是推翻政权，只求政权改革。在这阶段，政权软硬兼施，一方面说会有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秘密警察、公安、军队的传召来向群众施压，亦会在官方喉舌抹黑示威的人民。
眼见政权的拖字诀策略，在示威场地的人民开始把诉求升级，要求全面民主，推翻专制。政权就此把国家迈进高度戒备状态，批评示威的人民为需要果断清除的西方外部势力棋子。但士兵、军队最终拒绝动武伤害自己的国民。政权知道大势已去，就自行逐步结束专制，把国家推向自由民主道路。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质疑我在胡说甚么。1989年的结局不是政权通过军队在北京屠城来维持专制吗？不过，我上述的1989年往事并不是发生于中国，而是发生于东欧。在1989年，同样是面对着人民的声音，中国的专制政权选择了暴力镇压，东欧的专制政权（纵使起初不自愿地）选择了自由民主。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因为两群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从此不一样。
有人会说，中国政权的镇压带来了28年的经济繁荣稳定，反观东欧这28年来的经济表现有好有坏。我并不逢中必反、逢政权必反，所以不会把中国政权过去28年的经济成就全盘否决。但无论是独裁或民主，1989年的中国在劳工成本、土地供应、基建、教育水平等指标其实都比1989年的东欧更有高速发展经济的空间。而东欧这28年的经济表现更显示，1989年后成功落实民主政制的地区比起保留独裁、反自由色彩的地区更能带动经济发展。
亦有人会说，1989年的中国政权能保存自己的执政地位，反观当时东欧的政权被瓦解了。既然如此，一个政权在存亡一刻自卫又有甚么问题？如果大家看看1989年后的东欧，其实固有的政权只是名亡实存。他们不再称自己为「共产党」或类似名称，但他们在官场上仍提供很多有执行政策经验的人才，在政坛上亦以不同身份、光谱执政。相反，落实民主的东欧地区不需要花大量资源去做维稳、国安工作，就更能把资源放在带动社会和谐的经济、民生项目上。由此可见，所谓的「结束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是人民造反或推翻政权，而是可以成为政权集团自行实施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所以，每逢六四周年，我们要哀悼的不只是生灵的涂炭、政权的镇压、异见者的迫害。我们亦要哀悼一个错过、失去了的重大历史契机。星期日晚，维园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