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刘晓波1996年10月8日被北京警方拘留，随后判处劳动教养3年，被移送至大连劳动教养院，直至1999年10月7日劳动教养期满获释。余杰收集了他在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失去人身自由的3年中所作的部分读书笔记，编成《刘晓波文集》第四卷，即将在台湾出版，沉浸在悲愤和缅怀心情中的我们，期盼着读到晓波的文选。

晓波在其他时段也写下了大量的文稿，但多半被警察搜走，因此，这3年的读书笔记虽然远不足以反映他在上世纪90年代的阅读、思考和著述，但仍然是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考线索，或多或少地了解他的思想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从狂放到沉潜，从尖锐到包容，从出奇制胜到游刃有余的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于文风，更表现于内容。

对于胸怀大志、坚毅不拔的人来说，牢狱是另一种类型的大学，坐了一场牢，不管是三年五年还是八年十年，出来后已然是另一个人，正如古人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苦难和虐待的刻痕留在面容和身体动作上，而知识、修养的提升则表现在谈吐、文字和气度上。刘晓波是一个例子，陈子明也是一个例子，再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因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10年的杨曦光（杨小凯）又是一个例子。他们把铁窗生涯变成苦学深思的时光，这明显地使他们知识增长、视野拓宽、思想成熟。熟悉晓波80年代文字的人，很容易从他以前那种激越的，总是比别人高八度的声音中对比到现在的从容与宽广。

晓波这段时间的阅读范围相当广，举凡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人物传记、回忆录等等，无不涉猎，从他做的笔记看，他是有目的地、自觉地学习、思考和研究，而不是凭兴趣泛泛地浏览。晓波大学本科念中文系，是学生诗社的成员，硕士和博士也在中文系，他的专长是文艺理论，虽然在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一文一炮走红，但不论怎么暴得大名，本质上还是文学青年。投身于民主运动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促使晓波扩大和转移专业兴趣和知识视野，以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更厚实的学理支撑理解中国的现实，思考中国的未来。

在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发生了一个所谓“政治哲学的转向”，一些原本以哲学、文学、美学、宗教学为专业的人文学者，把兴趣和目光转向了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相邻的学科。促使他们转向的原因有二，一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或者是80年代“文化热”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的社会风潮中失语，使他们痛感自己在终极关怀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强项面临社会风潮、社会问题时派不上用场，二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和商品化潮流使得道义立场的伸张在理论分析的需要面前黯然失色。当然，大多数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是以爱因斯坦和罗素的方式来处理专业和公共言说的关系：本行业的专家和社会批评者两种身份明确区分、从不越界。但有少数人采取专业转向的方式，使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专业修养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保有对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晓波早就被排斥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外，他不是追随潮流或观察动向而实行“政治哲学的转向”， 而是凭直觉、本能，或观察、判断，在困难的条件下独自完成知识结构的转换。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晓波对时代潮流的敏感和时代脉动的体察，虽然被政治权力排斥于知识界之外，但他不仅没有落伍，反而站在潮流的前排。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晓波的文稿也留下了他的自我更新努力的印记，我们很容易看到，当谈论庄子、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熟悉的话题时，他是那么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神采飞扬，而在阅读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的作品时，表现的却是学习、理解、探索的心态。他在“自由：人性、文化和制度的元点——獄中读哈耶克《自由宪章》”一文中一开始就说：“看完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打开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或译为《自由秩序原理》），有种久违的激动和恭敬。”他反省自己“对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所知不多，九十年代才开始详读米瑟斯、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伯林、贡斯当、弗里德曼、布坎南、熊彼德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著作。”

在八九民运期间，晓波主要是基于对专制的憎恶与反抗，对人的解放，对人性的发扬追求民主这个目标，道义和人道主义是他的主要推动力，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他对民主的思考已经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焦点集中于制度层面。他在本书中的一篇笔记中说：“一个好制度的关键，还不在于鼓励人们多么积极地向善，而在于有效地防止人们特别是权势者们随心所欲地为恶，即把做恶的机会和可能减至最低。反而，一个坏的制度才在道德上一味高调提倡人们为善，结果越是大的为善者就越是做大恶。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并普遍地开掘出人的创造力，恰恰是由于这一制度在道德上是低调的，不以残酷牺牲为手段，不以造就圣徒为目的，而是最最珍视无价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纪守法为做人的常识标准。”

晓波这段时间着力最多的是宗教问题，这既表现了他在知识和兴趣方面的扩展，更表现了他在八九之后的反省、忏悔心理和重新理解生命意义的努力。他的读书笔记没有显示多少教理的辨析，而是充满了宗教的情怀。他在“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中写道：“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晓波的读书笔记中最让我们感动和受到启迪的是下面这段话：“人类必须有一个梦，这个梦要求我们在充满仇恨和歧视的困境中寻找爱和平等，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株希望之树。在此意义上，信仰在灵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近于决绝的生存勇气和意志决断。”这是晓波的思想走向成熟时的自我表白。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刘晓波1996年10月8日被北京警方拘留，随后判处劳动教养3年，被移送至大连劳动教养院，直至1999年10月7日劳动教养期满获释。余杰收集了他在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失去人身自由的3年中所作的部分读书笔记，编成《刘晓波文集》第四卷，即将在台湾出版，沉浸在悲愤和缅怀心情中的我们，期盼着读到晓波的文选。

晓波在其他时段也写下了大量的文稿，但多半被警察搜走，因此，这3年的读书笔记虽然远不足以反映他在上世纪90年代的阅读、思考和著述，但仍然是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他的思考线索，或多或少地了解他的思想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从狂放到沉潜，从尖锐到包容，从出奇制胜到游刃有余的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于文风，更表现于内容。

对于胸怀大志、坚毅不拔的人来说，牢狱是另一种类型的大学，坐了一场牢，不管是三年五年还是八年十年，出来后已然是另一个人，正如古人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苦难和虐待的刻痕留在面容和身体动作上，而知识、修养的提升则表现在谈吐、文字和气度上。刘晓波是一个例子，陈子明也是一个例子，再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因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而坐牢10年的杨曦光（杨小凯）又是一个例子。他们把铁窗生涯变成苦学深思的时光，这明显地使他们知识增长、视野拓宽、思想成熟。熟悉晓波80年代文字的人，很容易从他以前那种激越的，总是比别人高八度的声音中对比到现在的从容与宽广。

晓波这段时间的阅读范围相当广，举凡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人物传记、回忆录等等，无不涉猎，从他做的笔记看，他是有目的地、自觉地学习、思考和研究，而不是凭兴趣泛泛地浏览。晓波大学本科念中文系，是学生诗社的成员，硕士和博士也在中文系，他的专长是文艺理论，虽然在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一文一炮走红，但不论怎么暴得大名，本质上还是文学青年。投身于民主运动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促使晓波扩大和转移专业兴趣和知识视野，以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更厚实的学理支撑理解中国的现实，思考中国的未来。

在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发生了一个所谓“政治哲学的转向”，一些原本以哲学、文学、美学、宗教学为专业的人文学者，把兴趣和目光转向了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相邻的学科。促使他们转向的原因有二，一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或者是80年代“文化热”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的社会风潮中失语，使他们痛感自己在终极关怀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强项面临社会风潮、社会问题时派不上用场，二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和商品化潮流使得道义立场的伸张在理论分析的需要面前黯然失色。当然，大多数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是以爱因斯坦和罗素的方式来处理专业和公共言说的关系：本行业的专家和社会批评者两种身份明确区分、从不越界。但有少数人采取专业转向的方式，使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专业修养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保有对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晓波早就被排斥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外，他不是追随潮流或观察动向而实行“政治哲学的转向”， 而是凭直觉、本能，或观察、判断，在困难的条件下独自完成知识结构的转换。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晓波对时代潮流的敏感和时代脉动的体察，虽然被政治权力排斥于知识界之外，但他不仅没有落伍，反而站在潮流的前排。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晓波的文稿也留下了他的自我更新努力的印记，我们很容易看到，当谈论庄子、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熟悉的话题时，他是那么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神采飞扬，而在阅读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的作品时，表现的却是学习、理解、探索的心态。他在“自由：人性、文化和制度的元点——獄中读哈耶克《自由宪章》”一文中一开始就说：“看完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打开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或译为《自由秩序原理》），有种久违的激动和恭敬。”他反省自己“对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所知不多，九十年代才开始详读米瑟斯、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伯林、贡斯当、弗里德曼、布坎南、熊彼德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著作。”

在八九民运期间，晓波主要是基于对专制的憎恶与反抗，对人的解放，对人性的发扬追求民主这个目标，道义和人道主义是他的主要推动力，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他对民主的思考已经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焦点集中于制度层面。他在本书中的一篇笔记中说：“一个好制度的关键，还不在于鼓励人们多么积极地向善，而在于有效地防止人们特别是权势者们随心所欲地为恶，即把做恶的机会和可能减至最低。反而，一个坏的制度才在道德上一味高调提倡人们为善，结果越是大的为善者就越是做大恶。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并普遍地开掘出人的创造力，恰恰是由于这一制度在道德上是低调的，不以残酷牺牲为手段，不以造就圣徒为目的，而是最最珍视无价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纪守法为做人的常识标准。”

晓波这段时间着力最多的是宗教问题，这既表现了他在知识和兴趣方面的扩展，更表现了他在八九之后的反省、忏悔心理和重新理解生命意义的努力。他的读书笔记没有显示多少教理的辨析，而是充满了宗教的情怀。他在“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中写道：“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晓波的读书笔记中最让我们感动和受到启迪的是下面这段话：“人类必须有一个梦，这个梦要求我们在充满仇恨和歧视的困境中寻找爱和平等，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株希望之树。在此意义上，信仰在灵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近于决绝的生存勇气和意志决断。”这是晓波的思想走向成熟时的自我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