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高速发展，信息的传播早已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变得越来越轻松便捷。广泛的信息来源、快捷的传播速度，为现代人提供极大方便的同时，却也增添了一些当权者的烦恼。今年以来，中国国内不断传出新闻信息网站被关、被整顿的消息。９月初，中国网信办出台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似乎标志着中国针对网络信息监控的举措升级，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相关问题阐述他的看法。
法广：你对中国网信办最近出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作何解读？相关规定的出台与当前的政治背景有着怎样的关联？
夏明：我认为这有两大因素。长远来看，因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确确实实使中国的媒体舆论的公共情绪的控制显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将近十年，中国要通过各种方式管住互联网、管住社交媒体、管住在互联网空间里出现虚拟的公平社会和言论空间。所以在几年前，它打击了“网络大威”，也就是把微博基本整肃比较干净。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它打击微博的网络大威，在网络上就出现了群体搬家。许多原来的平台逐渐萎缩、消失以后，现在主要的平台有两个：一个是微信，微信的功能确实非常大，把西方国家像我们经常使用的推特和脸书基本上融合在了一起。也把过去微博的功能基本上加了进去。所以微信现在成了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当然还有一个QQ，中国人也喜欢用。
现在的“群组负责制”，其实就是打击这批人左右的传播不实信息、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信息。所以从这种情况看，这种“群组负责制”也就是要中国的社交媒体实行自我的新闻审查、自我的约束。就像过去把你转发的东西，如果是被点击或者传播了超过500次，你也要负刑事责任一样，今天实行对的是网络上的连坐制。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在实名制以后，它现在进行“群组负责制”，就把各种中国的从秦朝以来的对知己人的空间和对肉体的控制全部搬到了虚拟空间。建立实名登记、户口制度。建立网络全组负责连坐制度。这样由国家来控制，它的控制的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对颜色革命的恐惧。
我们看到，10几年前，当欧洲国家或者阿拉伯之春，还有就是像前苏东国家，甚至在俄国都出现颜色革命这些动态以后，中国也出现了茉莉花。所以我觉得它第一个就是要在网络空间来扼杀人们的言论自由、来控制公共舆论。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制止中国的虚拟空间变成虚拟民间社会，最后从网络上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这是第一个，一个长期的考虑。
第二个，是近期的考虑。中共在准备19大。现在已经说得很清楚，19大十月中旬就会在北京召开。为了在19大给习近平的思想以更高的地位，甚至可能会进入党章，营造出一个统一的、看齐的意识和公共舆论，因为他要强调一个是核心意识， 一个是看齐意识。核心，就是习近平的核心，看齐，就是向习近平看齐。现在面临着中国党内的各种冲突非常激化。这些激化表现出：无论是他的反腐表现出的内部的冲突，还是中共高层不断地换人，包括我们看到就像深圳台这些本来被认为是第五代接班人的、不久前、也就是在19大召开之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落马。这些人就显示出中共高层权力的冲突和清洗非常地激烈。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海外有各种爆料；尤其像郭文贵的爆料，揭示出中国资产阶级这批人、尤其民营企业家、这些大款的恐惧，面对着权力的无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得19大、为了使得习近平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人安插上来，让他能够全面地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章，从某种程度上建立新的独裁，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恐怕是中国现在对网络进行更进一步管控的原因。
法广：中国网信办推出的新规定瞄准的主要矛头是哪些群体？
夏明：我们知道，中国使用这种社交媒体的人数超过了美国整个国家。有人估计至少在五亿上下。我们看到当然中国涉及的群体非常广。但是群组里边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中产阶级、尤其以城市中产、尤其是以具有比较好的教育、而且有一定的公信力，有“粉丝”的、有追星族的这些人建立的网络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群体的群体负责制当然是针对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上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教育意识。而且在社会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甚至他们的整个群族基本跟海外有联系的。这个群组不局限于某个小群体，恐怕它由群族的小群体变成一个全国的大群体、甚至在全国的大群体变成一个国际的群体。比如雷洋事件。雷洋事件里边一个很大的情况是群组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那个群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群，后来北大的这些群合在一起了，给中国在处理雷洋事件中以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群组的功能展示出来了，确确实实这些人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更多是为了社会公正、为了政治的一些发展、为了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的改善，尤其涉及到一些公共的议题，像环境保护、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控制这些其实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控制中国目前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积累、成长出的一批城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
法广：不断加强对社会网络的管控，是否真能、以及在怎样的范围有效地阻止信息的传播？
夏明：我们知道，防民如防川。防公共舆论恐怕比防川更难。无论从它以前打击微博这方面的打击，到后来打击微信、要控制，但是可以看到，尤其我们在美国可以感觉到，现在有大量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这些人，结果就转战到了美国的社交媒体，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的不是微信，而是推特。推特党、推特爆料等等在目前中文社交媒体变得非常活跃。另外，脸书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登记。 所以整个脸书现在也有中文的支持功能。
目前，尤其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的这些群体进入到了推特、进入到了脸书或者谷歌平台。因此我觉得它可以继续某种的控制和渗透，但是最终关心这些议题的人可以找到新的空间。也就是说，虚拟空间因为网络的互联性使得它很难集中控制，很难有一个自上而下、可以把每个通道、每个后门都可以堵死的这么一个绝对的权威。就像老鼠和猫在玩游戏，根据我的观点，这是花了钱去做无效的事、其实就是愚人猜。基本上没任何价值。但是它如果要去这样做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人会觉得，这也是打个游击战，给中共的宣传增加一些负担，让中共不断地耗费五毛、水军、去花这些钱，去建立谎言、或者去消声其他公众的舆论。这恐怕也是许多人认为给目前中国的极权社会进行某种博弈的一部分。
法广：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网络发展前景？
夏明：目前可以看到中国的网络涉及的因素非常多。网络并不是一个由党控制的宣传工具。党要完全控制网络，为它所用或者被它完全主宰，有一定地困难。因为首先，中国的网络公司是有经济利益的，而且这些网络公司往往是在国外或者国内的证券投资市场上有股票，要去贩卖这些融资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人气、他们的点击、他们的产品能不能被使用，会决定这些公司许多的底线，也就是他们盈利的情况。因此许多公司一定会制造出空间，吸引人气、开发各种产品，让大家在那集聚。如果它做得太狠，下手太重，往往这些人群就消失掉了。对公司自我发展来说，恐怕就是一种自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网络大公司、他们的主管、高管需要赚钱，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共的最高的领导有关系，因此，我相信网络的发展有着基本的经济定律。并不是中共的宣传工具能够控制。第二，我们应该清楚，中共不是铁板一块，不是说中共发出一个声音，全国就会照着齐步走。中共内部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是一个像郭文贵所说的，是一个盗国贼集团。盗国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是有矛盾冲突的。有的是垄断了电讯行业、或者是宣传行业，有的垄断了金融、有的垄断了出口，或者煤炭、石油等等。有的是控制了房地产，所以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是非常地厉害的。现在是一种刀光剑影的情况。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家对钱袋子看得就更紧。钱袋子里的钱也在减少。所以他们的冲突也在增加。因为他们有冲突，他们愿意利用各种平台来爆料，把对手置于死地，所以各种的公共媒体、空间，包括网络空间，甚至海外的各种平台和媒体，都成为了他们爆料的选择。
因此对于中共的各派领导人来说，所有这些空间的存在都有它的合法性，都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博弈中，任何要对这些媒体的监管、控制，都不可能铁板一块地控制得滴水不漏。我们必须认清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