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猛烈抨击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决定，称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和短视。标准普尔上星期警告中国借贷风险增加，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由AA-降至A+。中国财政部、官方媒体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一片骂声，有些评论更出现政治化和阴谋论的倾向，指责国际评级机构企图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抹黑中共当局，制造社会不稳定。我们应如何看待标准普尔以及三大国际级机构的国际信誉？怎样评估中国不断膨胀的债务风险？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延续经久不衰的神话吗？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何清涟；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芍佳。

刘芍佳表示，我觉得标准普尔把中国债务质量从AA调降到A+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清楚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银行的金融效果的确差于从前，职员的工资水平在下降。银行收入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利息下降意味着贷款减少，以及发放的贷款利息无法收回。这样一来，职工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这点人尽皆知。换言之，标普把中国目前的债务风险提高，同时把债务的质量下降是有道理的。

至于这样的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刘芍佳说，中国可能在国际市场发债将曾加成本，这是直接财务影响。政治方面则是仁者见仁，有说时机选择不对的，偏偏在十九大之前。中国媒体有过度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总体表现的确没有从前火爆，银行的确绩效倒退。但是，我总体认为，中国官媒与标准普尔之间为此发生争论，就像是公与婆之间的争执，都认为自己有道理。中国政府称，自己的总体债务没有增加，总体水平维持在GDP大约40%，与国际水平相比大大好于有些国家的超过100%，甚至美国都是接近80%，英国60-70%；而且，中国总体经济表现仍然不错，增长超过6%；所以，标普没有道理突然提升债务风险同时下调债务质量。这是国内认为标普没有道理的地方。

刘芍佳认为，标准普尔尤其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治理经济的制度与西方有本质区别。西方是民主体制，法律为天大于任何人，所以政府必须依法守法不能够恣意妄为滥印钞票，而中国为威权国家，中央集权是经济治理中的特色，它不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中国政府想挽救一家银行或者挽救一场债务危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发钞票。这样的特色在对付债务危机方面是更加有效的手段。这也是西方民主体制无法做到的地方。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目前在宏观方面还没有出现恶化的表现，所以才导致标普的评估让双方互相叫板。

至于国际评级机构是否出现误判，刘芍佳指出，还是回到公与婆之争。但是，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得不提，中国企业绩效的确没有从前好，尤其是银行更是如此，职员收入下降。如果绩效好的话，收入为什么会下降？标普的评级反应了企业绩效下降给债务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专业的体现。降级反应风险的增高，这完全是专业的表现。而中国政府坚称，不能只看企业，而还要看到政府的还债能力，而中国政府没有因为企业绩效下降而影响到还债能力；同时它也认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有效治理任何危机。但是，如同何女士所说，国际评级公司评级没有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之，中国对于信用级别被下调的现实应该心平气和地去解读，应该看到国际评级机构只是根据特定的条件得出了特定的评定结果。

何清涟说，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评级公司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权威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不过，三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标普侧重企业评级，中国信贷增长、企业债务飙升，促使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穆迪侧重机构融资，惠誉侧重金融机构。去年七月，惠誉和穆迪已经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而标普没有下调，但是看到其他两家下调之后也发表声明，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适当下调中国的评级。

何清涟说，这三大评级机构的结论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因为国际公认，世界这三大评级公司是各国经济、跨国公司、政府信用的掌控者，其权威性连美国也奈何不了。美国政府也被它们下调过信用评级，虽然不高兴，但是反应没有中国政府大。有人说，世界上有两大强者，一个是美国可以用武器毁灭一个国家；另一个是标普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这虽是玩笑，但是，评级机构的威力可见一斑。不过，如果要说这些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评级不合理，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反应过度。当然，刚才刘教授说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别于民主的西方。问题是，这三大评级机构是根据通用的世界标准，而没有设立一套特色标准；中国说要走进世界，要与国际接轨，并没有说要国际容纳中国特色。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扯皮之处。

何清涟表示，中国政府称，中国是一个国民高储蓄率的国家，因此也支撑中国成为间接融资的国家；换言之，就是国际评级机构不了解中国。何清涟说，中国财政部的说法相当于文不对题。三大评级机构有自己的硬指标，比方说第一是中国债务总额过高，中国继续靠借贷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债务在发展中国家是相当高的，甚至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根据摩根·史坦利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三大块的当前中国债务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7年的147%上升到2016年的279%。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同年全球GDP总量74万亿美元，中国4.8万亿美元，债务总额就是4.8万亿美元的279%。第二，中国债务上升速度过快，就是前面说过的十年内的变化，与金融危机之前的希腊、西班牙相似。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债务的稳步增长会削弱它未来十年的财务实力；第三便是人尽皆知的资金使用不透明，越来越多的影子银行系统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把集资所得投入在外界不知道的渠道。这点从动辄数万受害人的游行抗议就可以看到。也就是说，理财产品的违约正在席卷整个金融体系。

华盛顿 — 中国猛烈抨击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决定，称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和短视。标准普尔上星期警告中国借贷风险增加，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由AA-降至A+。中国财政部、官方媒体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一片骂声，有些评论更出现政治化和阴谋论的倾向，指责国际评级机构企图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抹黑中共当局，制造社会不稳定。我们应如何看待标准普尔以及三大国际级机构的国际信誉？怎样评估中国不断膨胀的债务风险？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延续经久不衰的神话吗？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何清涟；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芍佳。

刘芍佳表示，我觉得标准普尔把中国债务质量从AA调降到A+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清楚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银行的金融效果的确差于从前，职员的工资水平在下降。银行收入主要来自于利息收入，利息下降意味着贷款减少，以及发放的贷款利息无法收回。这样一来，职工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这点人尽皆知。换言之，标普把中国目前的债务风险提高，同时把债务的质量下降是有道理的。

至于这样的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刘芍佳说，中国可能在国际市场发债将曾加成本，这是直接财务影响。政治方面则是仁者见仁，有说时机选择不对的，偏偏在十九大之前。中国媒体有过度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总体表现的确没有从前火爆，银行的确绩效倒退。但是，我总体认为，中国官媒与标准普尔之间为此发生争论，就像是公与婆之间的争执，都认为自己有道理。中国政府称，自己的总体债务没有增加，总体水平维持在GDP大约40%，与国际水平相比大大好于有些国家的超过100%，甚至美国都是接近80%，英国60-70%；而且，中国总体经济表现仍然不错，增长超过6%；所以，标普没有道理突然提升债务风险同时下调债务质量。这是国内认为标普没有道理的地方。

刘芍佳认为，标准普尔尤其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治理经济的制度与西方有本质区别。西方是民主体制，法律为天大于任何人，所以政府必须依法守法不能够恣意妄为滥印钞票，而中国为威权国家，中央集权是经济治理中的特色，它不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中国政府想挽救一家银行或者挽救一场债务危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发钞票。这样的特色在对付债务危机方面是更加有效的手段。这也是西方民主体制无法做到的地方。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目前在宏观方面还没有出现恶化的表现，所以才导致标普的评估让双方互相叫板。

至于国际评级机构是否出现误判，刘芍佳指出，还是回到公与婆之争。但是，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得不提，中国企业绩效的确没有从前好，尤其是银行更是如此，职员收入下降。如果绩效好的话，收入为什么会下降？标普的评级反应了企业绩效下降给债务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专业的体现。降级反应风险的增高，这完全是专业的表现。而中国政府坚称，不能只看企业，而还要看到政府的还债能力，而中国政府没有因为企业绩效下降而影响到还债能力；同时它也认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有效治理任何危机。但是，如同何女士所说，国际评级公司评级没有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之，中国对于信用级别被下调的现实应该心平气和地去解读，应该看到国际评级机构只是根据特定的条件得出了特定的评定结果。

何清涟说，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评级公司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权威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不过，三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标普侧重企业评级，中国信贷增长、企业债务飙升，促使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穆迪侧重机构融资，惠誉侧重金融机构。去年七月，惠誉和穆迪已经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而标普没有下调，但是看到其他两家下调之后也发表声明，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适当下调中国的评级。

何清涟说，这三大评级机构的结论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因为国际公认，世界这三大评级公司是各国经济、跨国公司、政府信用的掌控者，其权威性连美国也奈何不了。美国政府也被它们下调过信用评级，虽然不高兴，但是反应没有中国政府大。有人说，世界上有两大强者，一个是美国可以用武器毁灭一个国家；另一个是标普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这虽是玩笑，但是，评级机构的威力可见一斑。不过，如果要说这些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评级不合理，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反应过度。当然，刚才刘教授说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别于民主的西方。问题是，这三大评级机构是根据通用的世界标准，而没有设立一套特色标准；中国说要走进世界，要与国际接轨，并没有说要国际容纳中国特色。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扯皮之处。

何清涟表示，中国政府称，中国是一个国民高储蓄率的国家，因此也支撑中国成为间接融资的国家；换言之，就是国际评级机构不了解中国。何清涟说，中国财政部的说法相当于文不对题。三大评级机构有自己的硬指标，比方说第一是中国债务总额过高，中国继续靠借贷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债务在发展中国家是相当高的，甚至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根据摩根·史坦利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三大块的当前中国债务率（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7年的147%上升到2016年的279%。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同年全球GDP总量74万亿美元，中国4.8万亿美元，债务总额就是4.8万亿美元的279%。第二，中国债务上升速度过快，就是前面说过的十年内的变化，与金融危机之前的希腊、西班牙相似。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债务的稳步增长会削弱它未来十年的财务实力；第三便是人尽皆知的资金使用不透明，越来越多的影子银行系统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把集资所得投入在外界不知道的渠道。这点从动辄数万受害人的游行抗议就可以看到。也就是说，理财产品的违约正在席卷整个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