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何清涟、程晓农夫妇即将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是时隔20年得以推出的何氏成名作《中国的陷阱》（全称《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姊妹篇。当年陷阱一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称誉作者“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1998年10月8日，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为它发表长篇书评；1999年6月14日，美国《商业周刊》更把作者评为年度“亚洲之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本实证分析中国改革真相的学术著作，扒下了皇帝的新衣，将那些谬赞中共改革的作品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为何氏带来巨大声誉同时，最终也导致中共当局对她的政治迫害。经历秘密警察长达500多天的严密监控后，在感到面临被逮捕危险下，她被迫逃离中国，成为一名流亡异议学者。

 

遗憾的是，何清涟因这本抓住中国千百万读者心灵的畅销书声名鹊起之际，我正在位于皖南山区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强制劳动改造，出狱后虽然通过外电报道知道这本书和作者遭遇，通过书报杂志和网络媒体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十几年前甚至还在一篇经济学随笔中谈到她和秦晖等人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张目的所谓过渡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等人的论战并为之辩护，却一直没机会拜读这本很另类的从畅销书变成禁书转型经济学著作。因郭文贵曝料引发的墙外网络革命奇特现象，何氏称之为郭氏推特革命之缘际会，有机会在8月底提前看到即将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全书目录、结语部分“中国未来可能发生何种革命”和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深为结语部分反映的问题意识和共同关切打动。正如我在9月19日就“为什么会出现郭文贵现象？如何看待‘郭粉’与‘毛粉’？”问题接受博闻社张杰博士访谈时说的：何清涟女士对“郭氏推特革命”这一网络现象表达了合理的关切和忧虑，对她的问题意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假如这场在虚拟世界发生的郭氏推特革命变成了未来中国革命缩影（何氏称之为预演）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前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她和很多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宪政转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也是我的关切。尽管我与她和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的看法至少比中共政权溃而不崩和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预演的悲观预期稍微乐观点。对新极权时代中国而言，改良与革命哪个更可能和可欲；如果注定要发生一场革命，哪种革命更可能和可欲，是我们共同关切并且言人人殊的实证分析和价值取向问题。无论如何，我与何女士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假如革命不可避免，我们都不希望中国发生一场玉石俱焚之后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打家劫舍革命。因此，决定就郭文贵现象与自己所看到的氏著结语部分写篇读书片札。此前，我写读书札记时经常为了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方便，就书中某个章节或话题写个片札，这次却是因为出版前只读到结语部分，客观上只能就读到的这部分文本谈点不成熟的个人偏见。

 

考虑到郭文贵曝料引发的网络现象在广义人权民主运动内部是个激动人心的高度分裂性话题，我在推特等社交网站和相关媒体专访时自始至终表达了众所周知的一贯立场，这篇札记尽量不涉及在郭文贵曝料过程中各色人等纷纷卷入的具体争议及其背后立场和动机。

 

郭文贵现象是中共反贪腐运动和曝料过程中广义人权民运圈各色人等主动或被动卷入在网络世界引发的奇特景观。

 

进入新极权时代后，中共政权贪腐性质及其党权垄断反腐败的狗咬狗黑吃黑选择性反腐败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郭文贵曝料出现后才广为人知。毋宁说郭文贵现象是党内权斗各方用超限战方式把原本密不透风的争夺腐败权窝里斗用曝料方式展示出来，引来外部势力（相对中共而言）介入。新极权时代中共在党权垄断条件下引入市场化改革迅速走上国家机会主义快车道，把毛时代隐性等级特权腐败，转化成显性的以掌勺者独占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制度化腐败。这种在拒绝宪政转型和民主参与条件下实行的半吊子市场化政治经济形态，官方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常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主要是威权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何清涟夫妇在书中直接称之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最坏的不伦不类的经济形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斯密和洛克分别在《国富论》和《社会契约论》中说过类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的话，否则将把人类推入灾难之门。中共恰恰把两者都占全了，前三十年财产公有把经济彻底搞砸了，后三十年则在要素市场仍然被垄断情况下实行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在挽救政权同时实现了悲惨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公行，以牺牲环境、资源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让党官僚阶级攫取了经济发展成果，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腐败现象严重到一定程度，形成盗贼型国家和政府，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使政权失去合法性，也会导致官僚机器运转不灵，出现碎片化，严重危害统治。正是在这样的新极权背景下，中共不断勉力展开反腐运动。早在2011年12月28日，我在维权网首发的《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中就指出中共在党权垄断条件下利用逸出法律之外的双规进行选择性反腐败的非法性质，借用香港政论家桑普的比喻说它“既是金刚罩，又是保护伞”，可以让党员逃不出党的五指山，也可以让他们化险为夷，免受司法制裁。双规反腐败工具本身也成为腐败工具。2015年元月，我在玄武湖畔老崔茶馆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驻北平首席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就如火如荼的反腐败运动进行专访时也强调，一方面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经过江泽民和胡温时代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具有强烈保政权意识的习近平不得不重拳反腐，另一方面党权垄断反腐败的非法性质又使这场反腐运动沦为争夺腐败权的权斗工具。从反腐败的力度看，十八大以来习王联盟主导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习近平正是靠反腐和打压异议两手都很硬迅速集权成为中共领导核心。本身是新极权产物和“盗国贼”一分子的郭文贵以“保命保钱报仇”为目的，由表及里步步为营的剥竹笋式曝料背后，正是这场反腐运动中的权力和利益受损方（老领导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与习王联盟当权派展开“清君侧诛晁错”的权力争夺战。

 

作为反对派人士，我当然乐见这种用超限战方式表现出来的狗咬狗酿新酒，乐见各种曝料，只要它像纽约时报傅才德调查报道和巴拿马文件披露的那样真实有力，能对中共政权造成实质性打击。我更关心人权民主运动内部和广大网友对这种曝料的反应。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由此引发的网络奇景是打着民主革命旗号不择手段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抓特务，甚至秀下限污言秽语谩骂攻击暴力威胁，让人感觉发生了一场网络文革。这种群体性的把流氓大亨兼国安特务郭文贵当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抓住不放的郭文贵现象或曰郭氏推特革命，再次印证了勒庞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说的：“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除了少数因为自身原因预设无条件支持立场的人，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召唤反对派和民间参与到这场推特文革狂欢中的强烈感情就是天下苦秦久矣。

 

勒庞谈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幻觉时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于是出现了不容置疑的两个凡是：凡是郭文贵说的都是真相和真理，凡是质疑郭文贵的都是坏人，在网络虚拟世界掀起了一场被何清涟视为未来革命预演的推特小文革——郭氏推特革命。“为了更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在建成天堂前先建设古拉格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也是斯大林和克格勃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战胜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迫使他们认罪自诬的法宝。酷刑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崇高的革命理想有时比赤裸裸的暴力更能有效战胜革命的敌人。何清涟所代表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严重关切并非空穴来风。1931年，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兴起之际，德国记者冯·奥西茨基对群众拥戴希特勒痛心疾首：“一个民族究竟要在精神上堕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一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模样，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共同的问题意识、观感和担忧不必多言，大家感兴趣可以读何氏夫妇著作。作为一个认为改良道路行不通，一贯强调用革命手段推翻暴政是臣民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希望藉由类似英美革命以自由立国而不是打家劫舍改朝换代的反对派人士，我倒是想谈些基于个人经验和视角对何清涟把郭氏推特革命视为未来革命预演的有所迟疑或者保留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是郭氏推特革命实际被拥戴程度：除了因为自身特定原因预设支持立场的名人大V和更多把它当成压垮中共政权救命稻草的对现政权和现状不满者，不管郭文贵是什么人都要附加自己想象和愿景的网友，还要考虑其中有大量表示拥戴并围剿异议的水军马甲。另一方面，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即便支持者，有些也是被用传销方式逼迫表态，何清涟和我本人都曾被人游说参与表态支持，相信其他人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而已。这些无疑都会放大郭氏推特革命被拥戴程度，同时弱化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二是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相关度：尽管随着互联网普及两者相关度会越来越大，但是虚拟世界的网络民意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民意，这里既要考虑水军马甲所占比例和放大作用，也要考虑网上发言匿名性带来的相对不负责任，比如语言更加粗暴、鄙俗和大胆，也要考虑到防火墙造成的推特中文圈网络民意代表性偏差。

 

上述两点都会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郭氏推特革命怪相与未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真实革命相关性。

 

三是社会事件发展过程中不同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问题：从这次郭文贵与推特党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一开始只有包括我和章立凡在内寥寥数人非常谨慎的以旁观者身份表达异议，甚至只是刻意保持距离，随着信息披露越来越多，郭文贵及其拥趸表演越来越不堪，网络民意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目前无论是郭文贵还是借机兴起的郭氏推特革命，都已呈现强弩之末败象。这就提出了一个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条件下，谎言和暴力能维持多久问题。这种多方博弈当然也包括了中共官方势力介入以隐蔽手段披露信息和郭文贵与推特党内部各种冲突，如郭文贵与支持者冲突和支持者之间冲突。郭氏推特革命逆流是诉求不同的各大群体，如党内斗争落败的失势贪官、反对派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因缘际会暂时汇聚成反对当权派习王联盟的合流，各方诉求完全不同，不可能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在虚拟世界的网上匿名社区，各方诉求还可以暂时模糊化，现实中应该更困难，这注定了它只是一场网上泡沫革命。

 

但是把郭氏推特革命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真实革命的预演，不仅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毕竟，假如所谓低成本的渐进改良、演进不可能，一旦爆发革命，我们当然希望是一场阿伦特所谓“以自由立国”的基于权利诉求和宪政民主转型的革命，而不是再来一次仅仅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打土豪分田地式改朝换代。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何清涟夫妇的担心固然有道理，但是并不必然，尤其是考虑到今天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甚至是党官僚们，对自由、民主、法治和权利的认知不会比几百年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更差。如果我们不只是看洛克的《政府论》或者《联邦党人文集》，而是回到英美革命现场，就会看到很多参与和拥戴革命的群众，其实也不过就是亚当斯自传中提到的那个试图借革命逃债的无赖驯马师。

 

中国未来是否可能发生革命以及如果发生将是何种类型革命是一回事，我们可能有条件做什么又是一回事。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可能防止一暴到底（包括长期溃而不崩）或者发生仅仅是改朝换代的坏的革命。就此而言，我觉得何氏夫妇从自由派学者角度提出的预警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何氏作为暴政和坏革命恶性循环替代解决办法的地方自治固然是化解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法，不仅可以缓和中央与地方和民众的矛盾，把全国性问题转换成地方性问题，也有助于各地通过不断试错催生出新的制度和秩序。我的问题是在没有实现民主转型前提下地方自治“如何可能？”如果以民主转型为前提，那就成了胜利方如何建设新国家问题，而这里说的正是宪政民主转型如何可能问题。首先是中共愿不愿意放弃中央集权（这本身几乎不可能），其次是会不会像被迫采取的经济改革一样，迅即被党官僚集团的国家机会主义绑架。这次恐怕不仅是被整个党官僚集团绑架，而是分别被中央和地方两大党官僚集团双重绑架。不妨以朱镕基主导的那个被自由派经济学者不恰当比附成“财政联邦主义”的分税制改革为例。在既不存在横向的宪政民主分权制衡，也不存在联邦制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衡的条件下实行所谓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根本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难免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机会主义绑架，沦为中国特色国际接轨：利归中央，责在地方。结果催生了血腥暴力的我称之为土地暴政的土地财政。假如中共愿意如此改良，地方自治会不会像变态的村民自治一样变成中央与地方黑社会共治？

 

2017年9月29日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何清涟、程晓农夫妇即将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是时隔20年得以推出的何氏成名作《中国的陷阱》（全称《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姊妹篇。当年陷阱一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称誉作者“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1998年10月8日，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书评》）为它发表长篇书评；1999年6月14日，美国《商业周刊》更把作者评为年度“亚洲之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本实证分析中国改革真相的学术著作，扒下了皇帝的新衣，将那些谬赞中共改革的作品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为何氏带来巨大声誉同时，最终也导致中共当局对她的政治迫害。经历秘密警察长达500多天的严密监控后，在感到面临被逮捕危险下，她被迫逃离中国，成为一名流亡异议学者。

 

遗憾的是，何清涟因这本抓住中国千百万读者心灵的畅销书声名鹊起之际，我正在位于皖南山区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强制劳动改造，出狱后虽然通过外电报道知道这本书和作者遭遇，通过书报杂志和网络媒体读过她的一些文章，十几年前甚至还在一篇经济学随笔中谈到她和秦晖等人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张目的所谓过渡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等人的论战并为之辩护，却一直没机会拜读这本很另类的从畅销书变成禁书转型经济学著作。因郭文贵曝料引发的墙外网络革命奇特现象，何氏称之为郭氏推特革命之缘际会，有机会在8月底提前看到即将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全书目录、结语部分“中国未来可能发生何种革命”和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深为结语部分反映的问题意识和共同关切打动。正如我在9月19日就“为什么会出现郭文贵现象？如何看待‘郭粉’与‘毛粉’？”问题接受博闻社张杰博士访谈时说的：何清涟女士对“郭氏推特革命”这一网络现象表达了合理的关切和忧虑，对她的问题意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假如这场在虚拟世界发生的郭氏推特革命变成了未来中国革命缩影（何氏称之为预演）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前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她和很多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宪政转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也是我的关切。尽管我与她和他们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我的看法至少比中共政权溃而不崩和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预演的悲观预期稍微乐观点。对新极权时代中国而言，改良与革命哪个更可能和可欲；如果注定要发生一场革命，哪种革命更可能和可欲，是我们共同关切并且言人人殊的实证分析和价值取向问题。无论如何，我与何女士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假如革命不可避免，我们都不希望中国发生一场玉石俱焚之后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打家劫舍革命。因此，决定就郭文贵现象与自己所看到的氏著结语部分写篇读书片札。此前，我写读书札记时经常为了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方便，就书中某个章节或话题写个片札，这次却是因为出版前只读到结语部分，客观上只能就读到的这部分文本谈点不成熟的个人偏见。

 

考虑到郭文贵曝料引发的网络现象在广义人权民主运动内部是个激动人心的高度分裂性话题，我在推特等社交网站和相关媒体专访时自始至终表达了众所周知的一贯立场，这篇札记尽量不涉及在郭文贵曝料过程中各色人等纷纷卷入的具体争议及其背后立场和动机。

 

郭文贵现象是中共反贪腐运动和曝料过程中广义人权民运圈各色人等主动或被动卷入在网络世界引发的奇特景观。

 

进入新极权时代后，中共政权贪腐性质及其党权垄断反腐败的狗咬狗黑吃黑选择性反腐败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郭文贵曝料出现后才广为人知。毋宁说郭文贵现象是党内权斗各方用超限战方式把原本密不透风的争夺腐败权窝里斗用曝料方式展示出来，引来外部势力（相对中共而言）介入。新极权时代中共在党权垄断条件下引入市场化改革迅速走上国家机会主义快车道，把毛时代隐性等级特权腐败，转化成显性的以掌勺者独占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制度化腐败。这种在拒绝宪政转型和民主参与条件下实行的半吊子市场化政治经济形态，官方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常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主要是威权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何清涟夫妇在书中直接称之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最坏的不伦不类的经济形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斯密和洛克分别在《国富论》和《社会契约论》中说过类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的话，否则将把人类推入灾难之门。中共恰恰把两者都占全了，前三十年财产公有把经济彻底搞砸了，后三十年则在要素市场仍然被垄断情况下实行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在挽救政权同时实现了悲惨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公行，以牺牲环境、资源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让党官僚阶级攫取了经济发展成果，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腐败现象严重到一定程度，形成盗贼型国家和政府，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使政权失去合法性，也会导致官僚机器运转不灵，出现碎片化，严重危害统治。正是在这样的新极权背景下，中共不断勉力展开反腐运动。早在2011年12月28日，我在维权网首发的《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中就指出中共在党权垄断条件下利用逸出法律之外的双规进行选择性反腐败的非法性质，借用香港政论家桑普的比喻说它“既是金刚罩，又是保护伞”，可以让党员逃不出党的五指山，也可以让他们化险为夷，免受司法制裁。双规反腐败工具本身也成为腐败工具。2015年元月，我在玄武湖畔老崔茶馆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驻北平首席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就如火如荼的反腐败运动进行专访时也强调，一方面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经过江泽民和胡温时代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具有强烈保政权意识的习近平不得不重拳反腐，另一方面党权垄断反腐败的非法性质又使这场反腐运动沦为争夺腐败权的权斗工具。从反腐败的力度看，十八大以来习王联盟主导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习近平正是靠反腐和打压异议两手都很硬迅速集权成为中共领导核心。本身是新极权产物和“盗国贼”一分子的郭文贵以“保命保钱报仇”为目的，由表及里步步为营的剥竹笋式曝料背后，正是这场反腐运动中的权力和利益受损方（老领导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与习王联盟当权派展开“清君侧诛晁错”的权力争夺战。

 

作为反对派人士，我当然乐见这种用超限战方式表现出来的狗咬狗酿新酒，乐见各种曝料，只要它像纽约时报傅才德调查报道和巴拿马文件披露的那样真实有力，能对中共政权造成实质性打击。我更关心人权民主运动内部和广大网友对这种曝料的反应。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由此引发的网络奇景是打着民主革命旗号不择手段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抓特务，甚至秀下限污言秽语谩骂攻击暴力威胁，让人感觉发生了一场网络文革。这种群体性的把流氓大亨兼国安特务郭文贵当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抓住不放的郭文贵现象或曰郭氏推特革命，再次印证了勒庞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说的：“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除了少数因为自身原因预设无条件支持立场的人，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召唤反对派和民间参与到这场推特文革狂欢中的强烈感情就是天下苦秦久矣。

 

勒庞谈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幻觉时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于是出现了不容置疑的两个凡是：凡是郭文贵说的都是真相和真理，凡是质疑郭文贵的都是坏人，在网络虚拟世界掀起了一场被何清涟视为未来革命预演的推特小文革——郭氏推特革命。“为了更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在建成天堂前先建设古拉格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也是斯大林和克格勃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战胜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迫使他们认罪自诬的法宝。酷刑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崇高的革命理想有时比赤裸裸的暴力更能有效战胜革命的敌人。何清涟所代表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严重关切并非空穴来风。1931年，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兴起之际，德国记者冯·奥西茨基对群众拥戴希特勒痛心疾首：“一个民族究竟要在精神上堕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一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模样，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共同的问题意识、观感和担忧不必多言，大家感兴趣可以读何氏夫妇著作。作为一个认为改良道路行不通，一贯强调用革命手段推翻暴政是臣民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希望藉由类似英美革命以自由立国而不是打家劫舍改朝换代的反对派人士，我倒是想谈些基于个人经验和视角对何清涟把郭氏推特革命视为未来革命预演的有所迟疑或者保留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是郭氏推特革命实际被拥戴程度：除了因为自身特定原因预设支持立场的名人大V和更多把它当成压垮中共政权救命稻草的对现政权和现状不满者，不管郭文贵是什么人都要附加自己想象和愿景的网友，还要考虑其中有大量表示拥戴并围剿异议的水军马甲。另一方面，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即便支持者，有些也是被用传销方式逼迫表态，何清涟和我本人都曾被人游说参与表态支持，相信其他人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而已。这些无疑都会放大郭氏推特革命被拥戴程度，同时弱化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二是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的相关度：尽管随着互联网普及两者相关度会越来越大，但是虚拟世界的网络民意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民意，这里既要考虑水军马甲所占比例和放大作用，也要考虑网上发言匿名性带来的相对不负责任，比如语言更加粗暴、鄙俗和大胆，也要考虑到防火墙造成的推特中文圈网络民意代表性偏差。

 

上述两点都会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郭氏推特革命怪相与未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真实革命相关性。

 

三是社会事件发展过程中不同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问题：从这次郭文贵与推特党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一开始只有包括我和章立凡在内寥寥数人非常谨慎的以旁观者身份表达异议，甚至只是刻意保持距离，随着信息披露越来越多，郭文贵及其拥趸表演越来越不堪，网络民意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目前无论是郭文贵还是借机兴起的郭氏推特革命，都已呈现强弩之末败象。这就提出了一个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条件下，谎言和暴力能维持多久问题。这种多方博弈当然也包括了中共官方势力介入以隐蔽手段披露信息和郭文贵与推特党内部各种冲突，如郭文贵与支持者冲突和支持者之间冲突。郭氏推特革命逆流是诉求不同的各大群体，如党内斗争落败的失势贪官、反对派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因缘际会暂时汇聚成反对当权派习王联盟的合流，各方诉求完全不同，不可能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在虚拟世界的网上匿名社区，各方诉求还可以暂时模糊化，现实中应该更困难，这注定了它只是一场网上泡沫革命。

 

但是把郭氏推特革命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真实革命的预演，不仅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毕竟，假如所谓低成本的渐进改良、演进不可能，一旦爆发革命，我们当然希望是一场阿伦特所谓“以自由立国”的基于权利诉求和宪政民主转型的革命，而不是再来一次仅仅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打土豪分田地式改朝换代。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何清涟夫妇的担心固然有道理，但是并不必然，尤其是考虑到今天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甚至是党官僚们，对自由、民主、法治和权利的认知不会比几百年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更差。如果我们不只是看洛克的《政府论》或者《联邦党人文集》，而是回到英美革命现场，就会看到很多参与和拥戴革命的群众，其实也不过就是亚当斯自传中提到的那个试图借革命逃债的无赖驯马师。

 

中国未来是否可能发生革命以及如果发生将是何种类型革命是一回事，我们可能有条件做什么又是一回事。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可能防止一暴到底（包括长期溃而不崩）或者发生仅仅是改朝换代的坏的革命。就此而言，我觉得何氏夫妇从自由派学者角度提出的预警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何氏作为暴政和坏革命恶性循环替代解决办法的地方自治固然是化解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法，不仅可以缓和中央与地方和民众的矛盾，把全国性问题转换成地方性问题，也有助于各地通过不断试错催生出新的制度和秩序。我的问题是在没有实现民主转型前提下地方自治“如何可能？”如果以民主转型为前提，那就成了胜利方如何建设新国家问题，而这里说的正是宪政民主转型如何可能问题。首先是中共愿不愿意放弃中央集权（这本身几乎不可能），其次是会不会像被迫采取的经济改革一样，迅即被党官僚集团的国家机会主义绑架。这次恐怕不仅是被整个党官僚集团绑架，而是分别被中央和地方两大党官僚集团双重绑架。不妨以朱镕基主导的那个被自由派经济学者不恰当比附成“财政联邦主义”的分税制改革为例。在既不存在横向的宪政民主分权制衡，也不存在联邦制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衡的条件下实行所谓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根本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难免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机会主义绑架，沦为中国特色国际接轨：利归中央，责在地方。结果催生了血腥暴力的我称之为土地暴政的土地财政。假如中共愿意如此改良，地方自治会不会像变态的村民自治一样变成中央与地方黑社会共治？

 

2017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