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谢燕益而言,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虽然他曾遭受的身体折磨各种各样,足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他曾被逼蹲在矮凳子上,由早上六点蹲到深夜十点,每日如是:15天后,谢燕益说,他的腿几乎已全无感觉,解手也出现困难。
他曾经不获发食物,也经历过长达数十小时的磨人盘问。当然,也曾经被殴打。
在谢燕益睡觉的时候,看守一直在旁监视,要求他整夜保持同样的睡觉姿势。
但谢燕益坚称,这一切还不是最难捱的。最可怕的是单独囚禁的时间。
“我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半年不见日光,也没有任何可以读的东西,除了坐在那矮凳子上,完全无事可做。”
“这样的环境可以逼疯人的。我与世界完全隔断。这是酷刑,单独囚禁比被殴打更痛苦。”
谢燕益所述的经历,无法独立证实;但他的描述,与在其他报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任任期内,发动“打压法律之战”(War on law)的受害者遭遇相似。
与其他个案不同的是,这不是他人转述的情境,而是谢燕益本人的现身说法。
与其他涉事律师一样,谢燕益在获释时也曾被威胁,不得接受外媒访问,,但在八月份的采访中,他选择无视这项禁令。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谢燕益说。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我的责任。如果这个社会因言获罪剥夺人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个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打压法律之战”
这是习近平首任任期内,其中一项最为骇人的“政治遗产”。
超过300名律师、律师助理及维权活动人士,在事件中被传唤、讯问,其中二十多人被正式立案调查、甚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起诉。
事发至今两年,一些律师被判处数年刑期,另外还有数人尚在等候判刑。其中一名律师,则在被捕后完全销声匿迹。
谢燕益是这一波打压的目标之一。与其他受影响律师一样,谢燕益的法律生涯中,多次协助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地方官员贪腐、警察暴力及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被骚扰、被扣留、被虐打已经是他的“份内事”。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主张和平民主改革的高调倡议者,曾经试图起诉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指控他在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违反宪法。
但谢燕益的遭遇,到习近平掌权后急转直下。
习近平2012年在十八大上任后不久,就流传出俗称“七不讲”的内部文件,当中列出七项被视为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意识形态理念,禁止媒体或大学传播。
这份文件由中共高层一个办公室发出,列明禁止的包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及“公民社会”。
如今看来,这份文件就是后续打压行动的的一份蓝图。
在习近平治下,公共讨论的空间不断收窄,对媒体的钳制一再收紧,对针境外组织及慈善机构的限制越来越多,互联网亦遭到整顿。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也是这系列行动的一环。
破碎的希望
这与很多人的期望出现偏差。
数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认为,随着中国外贸增加,政治改革将随之而来。
“经济上的自由,会养成自由的习惯。”前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一次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演讲中如是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推论得到印证。
在2007年的十七大之前,中共官方媒体还在谨慎但公开地谈论渐进的政治改革。十七大正是习近平首度以潜在未来最高领导人之姿,进入最高领导层之时。
即使到了2012年的十八大,虽然民间的乐观情绪已受到一定挫折,但当年仍会见到要求民主改革、司法独立及立人权法案的公开信及联署。
今时今日,敢于在这样的联署上签署自己名字的学者、记者及律师,可谓相当勇敢。
批评=假新闻?
中国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将维权律师受虐一事斥为“假新闻”,并指责外国媒体报道这些消息,形容外媒“特别热衷于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但一些境外的中国观察者,有时也会被中国的摩天大楼、高铁及不断壮大的中产群体,影响了他们的看法。
少数律师及活动人士的苦难,或会被视为大国崛起的杂音。但谢燕益的现身说法,以及其他律师的经历,提醒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
外界曾经认定,政治自由是一个经济体繁荣发展的前提。但随着中国的国力、影响力及自信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却坚定不开放政治自由。
这向14亿中国民众发出的讯息非常清楚: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之前要好好想清楚,即使在中国的法院内也一样。
“觉醒,行动”
被囚禁18个月后,谢燕益获准保释,但仍受到监视与威吓。
我们在八月与谢进行录影访问,之后政府当局再次“造访”并警告他。这一次的警告很清楚:在中共准备举办该党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之时,不要有任何动作。
出于谢的人身安全考虑,我们同意在十九大完结后才刊出这次访问。
而读者也可以看到这次访问的录影中,出现了那在中国无处不在的阴影:在谢燕益的寓所之外,聚集了十数名男子。
我们透过窗户外望时,我问谢燕益: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低调点、保持安静不是更好吗?
“我一直很安静。”谢燕益回答我说:“我们一家对人很好,一直很理智、很和平。”
“我们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也不过是在行使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互相尊重,也尊重法治。”
BBC摄制队离开谢家时,坐驾被那群男子包围,他们大力敲打车窗,并喝令我们开车门。我们拒绝下车,直到警察来到。
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获告知可以自由离开。对维权律师与他们的家人而言,这是不可奢求的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