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习近平拥有多大的权力，他都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全民普选。
习近平同蒋经国不一样，共产党同国民党也不一样。
习近平没有蒋经国的文化、胆识和魄力；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民主选举的历史传承。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用了很多政治手腕，保住他的总统宝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台湾实行了30多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不进行大选。虽然如此，“小选”还是有的，那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好像没有断过。
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也还允许有“后援会”组织，这个后援会可以是对艺人如歌星的后援，也可以是对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后援”，但不是政党。
台湾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戒严，在不断地争取民主和自由，在此之前发生的“江南命案”和接下来的“美丽岛”事件，群情汹涌，对戒严形成有力地冲击，这是民进党成立的有利条件。
对于国民党，是自由的多少问题； 对于共产党，是自由的有无问题。于是，台湾民进党就在一次后援会上成立了。
1987年7月,中华民国正式废止戒严令,同时开放了党禁与报禁,但是，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前，虽然是不合法的，可是，蒋经国说：“世界在变，潮流在变”，“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默认了民进党的合法地位。
1996年是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首次直接选举，李登辉当选为总统，2000年，宋楚瑜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挑战连战的领导地位，分散了国民党的选票，民进党的陈水扁仅仅以39%的得票率，当选为这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完成了第一次政党更替，中华民国再一次成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军队对政治更替没有干预。
台湾能进行民主选举是有历史渊源的，没有1947年到1948年大选的基础和后来到台湾后有的“小选”以及后援会的基础，以蒋经国一人之力，是不能完成台湾的政治转变的。
对于中共来说，最有利的选举或公投的历史时机是在1949年到1950年时期，那时，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国民党是腐败的，共产党是廉洁的，他还抢了地主富农的土地给农民，如果那时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稳操胜券。所谓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被他们请到北平来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宠若惊，顶多去个“打酱油”的角色，无人争锋。
但是，毛泽东没有民主意识，民意无足轻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足够成立一个毛氏政权或共产党政权的了，于是，1947年到1948年的选举的民意授权就被置之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完全是一个武装的政权，没有经过公民投票。
共产党错失良机。
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武装山寨土匪政权。没有经过国民的认可。
中共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是在1954年，本人刚好18岁，有选举权。
我们这些学生选民被召集到有树荫的操场一角，每人发了一张“选民证”，然后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就说，赞成这些人当“人民代表”的请举手，我们便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深恐落后。
这样的选举如同儿戏，小孩子过家家，比我们选班干部还不严肃，选班干部我们都认识这些人，人品如何，学习怎样，大家心知肚明。本人虽然从不向组织靠拢，从不汇报，却也在1953年当选过一任班长，这是同学们选的，没有组织干涉。
我们，也就是居民有民主意识。

如果共产党现在进行普选会是怎样？
不妙，会一败涂地，在六十八年的时间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得罪一遍而有余。
按工农商学兵民的顺序来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市民。
工。
在五、六十年代，工人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的。那时的工人阶级被捧上了天：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们不仅是有好听的领导阶级称呼，而且还真的有安定的工作，不菲的工资待遇、有公费医疗、有住房保障、还有养老金。
但是好景不长，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富起来了，但是，国有企业亏损，就有“减员增效”，买断工龄下岗的政策；同时，工矿企业的头头可以买下工矿，工人明白了，这些共产党指派的领导，原来不是他们的勤务员，而是他们的主人，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被抛到马路上，或者自谋生路，或者到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私人资本家那里去打工，成了被雇佣的劳动力，不再是国家的领导了。
更有甚者，五、六十年代的工人，现在都已退休，企业职工的待遇，同公务员的待遇，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大学班里的两个同学，一个到企业当工程师，一个到政府当公务员，结果，工程师的养老金，只及公务员退休金的一半左右。
工人们愤愤不平。
工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凭什么我们工人的待遇这么低？
有一个场景：一个老工人，走进一间国有粮店，抗起一袋玉米面就走，也不打招呼，粮店经理甚为吃惊，便派人跟踪，发现，这个老工人家徒四壁，米袋空空。
去粮店扛玉米面的事不常有，但是，家徒四壁却司空见惯。
他们的选择会是很难和很纠结的。
 农。
农民被认定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是“新社会”最为苦难的一个阶级，他们先分了地主的土地，但是，后来又把这些土地收回去了，归党所有。
 大跃进饿死的4000万人，主要都是农民，在城里还没有听说哪家有饿死人的。
直到现在，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是承包土地再延长100年，农民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农民工属于城市居民中的最低层，他们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钱，他们还常常被拖欠工资，每当他们集体讨薪的时候，警察们总是站在资方一边，说农民工是“恶意讨薪”，讨薪还恶意善意之分吗？他们辛苦一年，父母妻儿老小等着他们带回工薪过日子，怎么就成了“恶意讨薪”！？
资本家可以向警察送“慰问品”，可是，农民工不能，这就是差别。
商。
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资本家。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许下许多美丽的诺言，只有像胡适这些顽固派才不上当，远走台湾，就是许多精明的资本家也相信了共产党的许诺，有的人还把已在海外的资本转回大陆，实心实意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1952年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是对资本家的，从二月到十月，仅上海一地就有400余资本家自杀，多数是跳楼，时任上海市长元帅诗人陈毅亲切地称他们为“空降部队”，幸灾乐祸，全国自杀的资本家，当数以千计，无数企业破产，经济与财政都陷入更深的困境。
不过，这只是牛刀小试。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全部充公，定息七年，以后就“自食其力”，到了七十年代末，他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共在中国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不能不是一个创举。
但是，中国却离现代化越来越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我只看到苏联为了农业集体化饿死2000万农民的资料，没看到过任何苏共对待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文献。
学。
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一开始就被共产党歧视，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1957年反右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以后还有臭老九之爱称。
现在他们的情况好多了，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公务员，公务员的待遇高于企业职工的待遇，但是，我们看一看出版总署原署长杜导正退休后的行为，我们听一听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退休前后的言论，就知道，知识分子多么地向往自由与民主，多么地厌恶专制与独裁。
兵。
独裁者莫不钟爱兵，认为是可靠的保卫独裁的力量。清未，戴沣亲王就说“有兵在”，但是，揭开清朝灭亡序幕的，正是武昌的兵；袁世凯也相信武力，倒袁的第一枪正是云南蔡锷领导的兵放的； 齐奥赛斯库也相信兵，但是，正是他的兵，逮捕、审判他并且处决了他，看起来，兵还是靠不住的。
最可靠的还是民意，虽然有时这民意被压制，但是，一旦爆发出来，就排山倒海。
以为提拔了几个中将和大将，几百万的武装力量就是你的看家护院了吗？我看也靠不大住。
军队的腐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再说了。
民。
在中国各种历史著作中，严重缺乏市民阶级的存在感，除了北京市民争食袁崇焕的人肉。但是，据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起义，就是市民发动的。
《国语》载，“周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国人”敢谤者辄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个“国人”我以为就是市民。“三年，乃流王于彘”，就是“国人”，也就是市民起义，把个厉王流放了。实际可能是逃跑了，那时交通不便，跑了就跑了。但是，现在你往哪里跑？
齐奥赛斯库坐上了直升机，茫然四顾，不知道要往哪里跑，最后还是落入兵营，接受审判。
我不是专修历史的，在其后的茫茫历史中，似乎再也没有市民对历史影响的记载，直到明代。
在著名的《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五人墓碑记”，是士人张溥所写，他说的是为反抗魏忠贤的专制和暴政，而勇敢发愤一击死难的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
这五个人是什么人呢？ “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说明这五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升斗小民。如果五人不能勇敢赴义，则“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由于他们的带头抗拒强暴，引发了一次苏州市民的暴动，虽然起义失败，五人被杀，但是，使“大阉（魏忠贤）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五个普通市民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现在的市民更加成熟了，他们在这个社会非常不受待见，地位低下，但是他们却在2008年6月28日演出了瓮安“6•28”事件的壮丽诗篇。
事件是从中学生李树芬不明死因引起的，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全市有上万人参加了“烧公安、焚县委，打砸县政府”的义举，影响遍及全国及至全世界，极其震撼。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群体事件，是市民对暴政的又一次发愤一击。
起因可以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淡化了的话来说：“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什么是市民阶级？凡不能正式归于“工农商学兵”之内的城市居民，我以为都是市民，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小市民”。他们的特点是自由职业或没有固定的职业。
杨佳就是市民，北京市的市民。
在中国就要到来的民主变革中，市民将担任主要的角色。
在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市民们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无论习近平拥有多大的权力，他都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全民普选。
习近平同蒋经国不一样，共产党同国民党也不一样。
习近平没有蒋经国的文化、胆识和魄力；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民主选举的历史传承。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用了很多政治手腕，保住他的总统宝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台湾实行了30多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不进行大选。虽然如此，“小选”还是有的，那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好像没有断过。
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也还允许有“后援会”组织，这个后援会可以是对艺人如歌星的后援，也可以是对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后援”，但不是政党。
台湾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戒严，在不断地争取民主和自由，在此之前发生的“江南命案”和接下来的“美丽岛”事件，群情汹涌，对戒严形成有力地冲击，这是民进党成立的有利条件。
对于国民党，是自由的多少问题； 对于共产党，是自由的有无问题。于是，台湾民进党就在一次后援会上成立了。
1987年7月,中华民国正式废止戒严令,同时开放了党禁与报禁,但是，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前，虽然是不合法的，可是，蒋经国说：“世界在变，潮流在变”，“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默认了民进党的合法地位。
1996年是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首次直接选举，李登辉当选为总统，2000年，宋楚瑜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挑战连战的领导地位，分散了国民党的选票，民进党的陈水扁仅仅以39%的得票率，当选为这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完成了第一次政党更替，中华民国再一次成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军队对政治更替没有干预。
台湾能进行民主选举是有历史渊源的，没有1947年到1948年大选的基础和后来到台湾后有的“小选”以及后援会的基础，以蒋经国一人之力，是不能完成台湾的政治转变的。
对于中共来说，最有利的选举或公投的历史时机是在1949年到1950年时期，那时，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国民党是腐败的，共产党是廉洁的，他还抢了地主富农的土地给农民，如果那时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稳操胜券。所谓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被他们请到北平来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宠若惊，顶多去个“打酱油”的角色，无人争锋。
但是，毛泽东没有民主意识，民意无足轻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足够成立一个毛氏政权或共产党政权的了，于是，1947年到1948年的选举的民意授权就被置之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完全是一个武装的政权，没有经过公民投票。
共产党错失良机。
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武装山寨土匪政权。没有经过国民的认可。
中共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是在1954年，本人刚好18岁，有选举权。
我们这些学生选民被召集到有树荫的操场一角，每人发了一张“选民证”，然后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就说，赞成这些人当“人民代表”的请举手，我们便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深恐落后。
这样的选举如同儿戏，小孩子过家家，比我们选班干部还不严肃，选班干部我们都认识这些人，人品如何，学习怎样，大家心知肚明。本人虽然从不向组织靠拢，从不汇报，却也在1953年当选过一任班长，这是同学们选的，没有组织干涉。
我们，也就是居民有民主意识。

如果共产党现在进行普选会是怎样？
不妙，会一败涂地，在六十八年的时间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得罪一遍而有余。
按工农商学兵民的顺序来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市民。
工。
在五、六十年代，工人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的。那时的工人阶级被捧上了天：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们不仅是有好听的领导阶级称呼，而且还真的有安定的工作，不菲的工资待遇、有公费医疗、有住房保障、还有养老金。
但是好景不长，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富起来了，但是，国有企业亏损，就有“减员增效”，买断工龄下岗的政策；同时，工矿企业的头头可以买下工矿，工人明白了，这些共产党指派的领导，原来不是他们的勤务员，而是他们的主人，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被抛到马路上，或者自谋生路，或者到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私人资本家那里去打工，成了被雇佣的劳动力，不再是国家的领导了。
更有甚者，五、六十年代的工人，现在都已退休，企业职工的待遇，同公务员的待遇，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大学班里的两个同学，一个到企业当工程师，一个到政府当公务员，结果，工程师的养老金，只及公务员退休金的一半左右。
工人们愤愤不平。
工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凭什么我们工人的待遇这么低？
有一个场景：一个老工人，走进一间国有粮店，抗起一袋玉米面就走，也不打招呼，粮店经理甚为吃惊，便派人跟踪，发现，这个老工人家徒四壁，米袋空空。
去粮店扛玉米面的事不常有，但是，家徒四壁却司空见惯。
他们的选择会是很难和很纠结的。
 农。
农民被认定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是“新社会”最为苦难的一个阶级，他们先分了地主的土地，但是，后来又把这些土地收回去了，归党所有。
 大跃进饿死的4000万人，主要都是农民，在城里还没有听说哪家有饿死人的。
直到现在，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是承包土地再延长100年，农民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农民工属于城市居民中的最低层，他们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钱，他们还常常被拖欠工资，每当他们集体讨薪的时候，警察们总是站在资方一边，说农民工是“恶意讨薪”，讨薪还恶意善意之分吗？他们辛苦一年，父母妻儿老小等着他们带回工薪过日子，怎么就成了“恶意讨薪”！？
资本家可以向警察送“慰问品”，可是，农民工不能，这就是差别。
商。
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资本家。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许下许多美丽的诺言，只有像胡适这些顽固派才不上当，远走台湾，就是许多精明的资本家也相信了共产党的许诺，有的人还把已在海外的资本转回大陆，实心实意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1952年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是对资本家的，从二月到十月，仅上海一地就有400余资本家自杀，多数是跳楼，时任上海市长元帅诗人陈毅亲切地称他们为“空降部队”，幸灾乐祸，全国自杀的资本家，当数以千计，无数企业破产，经济与财政都陷入更深的困境。
不过，这只是牛刀小试。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全部充公，定息七年，以后就“自食其力”，到了七十年代末，他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共在中国成功地消灭了资产阶级，不能不是一个创举。
但是，中国却离现代化越来越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我只看到苏联为了农业集体化饿死2000万农民的资料，没看到过任何苏共对待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文献。
学。
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一开始就被共产党歧视，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1957年反右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以后还有臭老九之爱称。
现在他们的情况好多了，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公务员，公务员的待遇高于企业职工的待遇，但是，我们看一看出版总署原署长杜导正退休后的行为，我们听一听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退休前后的言论，就知道，知识分子多么地向往自由与民主，多么地厌恶专制与独裁。
兵。
独裁者莫不钟爱兵，认为是可靠的保卫独裁的力量。清未，戴沣亲王就说“有兵在”，但是，揭开清朝灭亡序幕的，正是武昌的兵；袁世凯也相信武力，倒袁的第一枪正是云南蔡锷领导的兵放的； 齐奥赛斯库也相信兵，但是，正是他的兵，逮捕、审判他并且处决了他，看起来，兵还是靠不住的。
最可靠的还是民意，虽然有时这民意被压制，但是，一旦爆发出来，就排山倒海。
以为提拔了几个中将和大将，几百万的武装力量就是你的看家护院了吗？我看也靠不大住。
军队的腐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再说了。
民。
在中国各种历史著作中，严重缺乏市民阶级的存在感，除了北京市民争食袁崇焕的人肉。但是，据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起义，就是市民发动的。
《国语》载，“周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国人”敢谤者辄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个“国人”我以为就是市民。“三年，乃流王于彘”，就是“国人”，也就是市民起义，把个厉王流放了。实际可能是逃跑了，那时交通不便，跑了就跑了。但是，现在你往哪里跑？
齐奥赛斯库坐上了直升机，茫然四顾，不知道要往哪里跑，最后还是落入兵营，接受审判。
我不是专修历史的，在其后的茫茫历史中，似乎再也没有市民对历史影响的记载，直到明代。
在著名的《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五人墓碑记”，是士人张溥所写，他说的是为反抗魏忠贤的专制和暴政，而勇敢发愤一击死难的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
这五个人是什么人呢？ “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说明这五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升斗小民。如果五人不能勇敢赴义，则“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由于他们的带头抗拒强暴，引发了一次苏州市民的暴动，虽然起义失败，五人被杀，但是，使“大阉（魏忠贤）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五个普通市民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现在的市民更加成熟了，他们在这个社会非常不受待见，地位低下，但是他们却在2008年6月28日演出了瓮安“6•28”事件的壮丽诗篇。
事件是从中学生李树芬不明死因引起的，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全市有上万人参加了“烧公安、焚县委，打砸县政府”的义举，影响遍及全国及至全世界，极其震撼。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群体事件，是市民对暴政的又一次发愤一击。
起因可以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淡化了的话来说：“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什么是市民阶级？凡不能正式归于“工农商学兵”之内的城市居民，我以为都是市民，他们有时也被称为“小市民”。他们的特点是自由职业或没有固定的职业。
杨佳就是市民，北京市的市民。
在中国就要到来的民主变革中，市民将担任主要的角色。
在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市民们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