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背后有何秘密?




 


 


华盛顿 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被驱赶者基本上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以“优化”北京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功能”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从历史经验来看, 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都难逃失败的宿命?


 


嘉宾: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


 


吴强表示,过去5年中共进行了各种运动,如反腐、封网、摧毁公民运动等,当然也在建设。我们看到,中共其实奉行的是利于控制的内部殖民主义,人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也是一到五线,推行用公民社会信用积分来决定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以限制人员的流动和阶级的流动。总之,就是社会隔离主义越来越得到体现。中国虽然拥抱全球化,也依赖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但同时也担心这种流动的反作用。政府要把与目标相冲突的因素隔离出去。已经有的是互联网隔离,防火墙的设置,今后企业隔离也会看到。我认为,隔离是政府未来要采取所有政策的方向,至于会怎么做我们还要观察,不知道政府有多少想象力和能力。


 


吴强说,我不认为政府隔离人群和限制流动是因为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策划一场乌托邦的构想,雄安就是例子。中共希望把雄安模式在全国展开,因此才有驱赶北京的所谓低端的做法。这是在推行北京的雄安化,也反应中共的统治心理。中共似乎认为,按照不同人口的状况把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加以管理,可以最有效防止政治风险。中共还相信,现在所有异己分子都消灭了,应该从长期反危机的角度入手来维持政权。


 


胡星斗说,2014年习近平视察北京就说,要缩减首都的功能。目前,中共采取的中国模式有特点,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其中的国有制占据制高点,处理问题则采取行政手段。我认为,这是斯大林、希特勒等当年控制经济的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失败。其实,中国必须要改革,要兑现法治承诺;回到从前的城乡分割是行不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制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更坏。中国2003年之前也用检查身份证的名义遣送农民工。


 


胡星斗说,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底层很难获得上升空间,很难获得教育和户籍,难于成为城市居民,媒体也很难反应底层的呼声。因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百姓才不知道要争取以及如何争取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应该是个理性政府,应该倡导法治,倡导为人民谋利益。实际工作中还要考虑到如何遵守法治,不应该强调党大于司法、书记大于法律。在城市搞隔离将导致大量中产消失,很多中产也变为弱势,这对中国不利,也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政府应该为弱势群体谋利益,应该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对他们实施免费,以防范社会暴乱。


 


秦伟平指出,任何给中共的进言其实都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其实是与虎谋皮。中共不得人心,但是却不像我们想象的蠢,它知道百姓心理。但当局为了保住政权顾不得这些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后不久,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便说,要警惕中国的经济风险。这其中必有深意。紧接着便是蔡奇的强制驱逐。蔡奇明白给百姓分红赚点赞的道理,现在做法上的矛盾值得思考。中国现在国债高筑,已经不堪负荷,继续维持经济意味着继续升级债务;停止举债则意味着硬着陆。从执政集团利益出发,这是事关政权安全的时候,不能关注社会,只能快速逼走潜在的社会危险因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局这样不择手段而且急切地赶走社会不安定因素。


 


秦伟平说,中共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让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自由度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共产党遭遇了困境,所以必须左拐,这种可能性很大。把低端赶回原籍,不管用温和还是激烈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政策将固化人们的原籍所在地,这对中共治下的社会稳定有利,未来他们甚至还可能限制跨省打工。但是,由于八零后、九零后已经见惯世面,无法接受回到农村,政府也不会完全不管不顾,而是会出台配套政策朝县域经济发展。只要在危机发生前把人限制在原地,对政权冲击就少。这虽然是短视行为,但是中共需要过了这个关再说。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背后有何秘密?




 


 


华盛顿 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被驱赶者基本上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以“优化”北京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功能”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从历史经验来看, 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都难逃失败的宿命?


 


嘉宾: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


 


吴强表示,过去5年中共进行了各种运动,如反腐、封网、摧毁公民运动等,当然也在建设。我们看到,中共其实奉行的是利于控制的内部殖民主义,人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也是一到五线,推行用公民社会信用积分来决定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权利,以限制人员的流动和阶级的流动。总之,就是社会隔离主义越来越得到体现。中国虽然拥抱全球化,也依赖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但同时也担心这种流动的反作用。政府要把与目标相冲突的因素隔离出去。已经有的是互联网隔离,防火墙的设置,今后企业隔离也会看到。我认为,隔离是政府未来要采取所有政策的方向,至于会怎么做我们还要观察,不知道政府有多少想象力和能力。


 


吴强说,我不认为政府隔离人群和限制流动是因为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中共过去几年一直在策划一场乌托邦的构想,雄安就是例子。中共希望把雄安模式在全国展开,因此才有驱赶北京的所谓低端的做法。这是在推行北京的雄安化,也反应中共的统治心理。中共似乎认为,按照不同人口的状况把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加以管理,可以最有效防止政治风险。中共还相信,现在所有异己分子都消灭了,应该从长期反危机的角度入手来维持政权。


 


胡星斗说,2014年习近平视察北京就说,要缩减首都的功能。目前,中共采取的中国模式有特点,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其中的国有制占据制高点,处理问题则采取行政手段。我认为,这是斯大林、希特勒等当年控制经济的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失败。其实,中国必须要改革,要兑现法治承诺;回到从前的城乡分割是行不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制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更坏。中国2003年之前也用检查身份证的名义遣送农民工。


 


胡星斗说,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底层很难获得上升空间,很难获得教育和户籍,难于成为城市居民,媒体也很难反应底层的呼声。因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百姓才不知道要争取以及如何争取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应该是个理性政府,应该倡导法治,倡导为人民谋利益。实际工作中还要考虑到如何遵守法治,不应该强调党大于司法、书记大于法律。在城市搞隔离将导致大量中产消失,很多中产也变为弱势,这对中国不利,也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政府应该为弱势群体谋利益,应该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对他们实施免费,以防范社会暴乱。


 


秦伟平指出,任何给中共的进言其实都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其实是与虎谋皮。中共不得人心,但是却不像我们想象的蠢,它知道百姓心理。但当局为了保住政权顾不得这些了。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后不久,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便说,要警惕中国的经济风险。这其中必有深意。紧接着便是蔡奇的强制驱逐。蔡奇明白给百姓分红赚点赞的道理,现在做法上的矛盾值得思考。中国现在国债高筑,已经不堪负荷,继续维持经济意味着继续升级债务;停止举债则意味着硬着陆。从执政集团利益出发,这是事关政权安全的时候,不能关注社会,只能快速逼走潜在的社会危险因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局这样不择手段而且急切地赶走社会不安定因素。


 


秦伟平说,中共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让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自由度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共产党遭遇了困境,所以必须左拐,这种可能性很大。把低端赶回原籍,不管用温和还是激烈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政策将固化人们的原籍所在地,这对中共治下的社会稳定有利,未来他们甚至还可能限制跨省打工。但是,由于八零后、九零后已经见惯世面,无法接受回到农村,政府也不会完全不管不顾,而是会出台配套政策朝县域经济发展。只要在危机发生前把人限制在原地,对政权冲击就少。这虽然是短视行为,但是中共需要过了这个关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