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官方19大宣传文件 网络照片

法广：2017年，中国备受各方关注的大事之一，当属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规划了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向。 你认为, 十九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

夏明：应该说十九大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从中共的官方来看，当然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因为从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尤其是习思想写进党章，他们认为是开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当然有的批评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庆丰元年”。可能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又一个起点。在习近平的手中，可以看到，“党治制”，也就是党国高度治理的体系逐渐向个人的专制方向在强化。而且目前来看，他的任期也可能会被突破。因为他在整个政治报告中和以后官方发表的评论中，也都说习近平给中国未来三十年规划的，要分两步走：前十五年、后十五年。而且习近平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所以为习近平的终身制基本上开了绿灯。而且现在大家认为，“习家军”全面上位。习家军基本上是习近平的部下、或者跟班、或者是一帮对习近平比较惟命是从、溜须拍马的这么一批人。

法广：2017年，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20年后的今天，香港民众如何看待回归后的社会发展?

夏明： 总体来说，香港目前的局势确实令香港居民感到恐慌。在香港，有两类的香港居民：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也就是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每年都有批发的到香港定居的配额。如果明白，新香港人跟香港人原来的居民之间的区别的话，那我认为，香港所谓的某些恐慌、或者惊恐，主要是指原来那些老的香港人。尤其我们看到“占中三学子”，即：黄之峰、罗冠聪和周永康，他们被审判，而且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当然被保释出来。但是整个过程让香港“占中运动”又重新受到纪念。

我觉得另外一个十分恐怖的事件，让香港人感到惶恐，是中共的越境抓捕。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看到桂敏海在泰国被抓回到大陆，至今据说还关在宁波。另外我们看到像林荣基等人被抓，也放了，但是有的是越境抓回去的。这就让香港人非常惶恐。尽管其中有些人有外国国籍，像桂敏海有瑞典国籍，但是他们被越境抓捕，而且中国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国家有领事保护的外交上的惯例。所以这点让人非常地紧张。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肖建华在香港被抓捕。据知情人讲，肖建华的抓捕恐怕不是由国安、或香港警方来做的，而更多可能是由驻港部队直接做的，而且可能是用直升飞机直接把他从香港运到了大陆。而且肖建华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所以这就显示出所谓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实已经崩溃。

法广：2017年，发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就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你如何看待北京对刘晓波的处理方式 ?

夏明：像刘晓波获得了这么高的国际声望，而且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一般人认为，中共对刘晓波会比较客气一点，或是有所善待，毕竟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会太残忍。因为毕竟在过去我们看到，中共在九十年代，尽管我们知道在“六四”镇压以后，有许多包括学生领袖、包括它所指控的这些民运的领袖人物、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国都一一地放人。中国建立了一种放人的人质外交的方式。只要西方国家有些压力，中国有求于西方的时候，都会做这些交易。但是刘晓波事件，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给了刘晓波最高的荣耀，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中国政府对刘晓波没有任何一点点仁慈。刘晓波最后是死在监狱管理局的手中。这是诺贝尔奖史上一个非常大的特例。

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但是他最后生病、病重了，纳粹德国就把他放了出来，让他死在监狱以外。但是刘晓波根本就没有被放出来，也没有让他保释，尽管国际社会也希望刘晓波能够出来接受医治，中国政府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相反，刘晓波死了以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继续被处于一种实际的关押状态。所以刘霞现在基本上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她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到底如何？据说刘霞有非常强的抑郁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用刘晓波事件想向所有的民运领袖发出一个非常大的最后通牒，即：你们如果不合作，你们如果想获得民间的领袖地位，最后的结局就是必死无疑。

而据说，包括像郭文贵的爆料里边也指出，恐怕中共对这些被监禁的人，有一种政策，就是一定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不让他们活着出来。据跟刘晓波关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创始人说，给他们吃的米饭，就是发霉的黄曲霉菌很高的、基本上会引发导致肝癌的（大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恐怕是中共传出的一个对民间领袖的新的警号。

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即使有这种新的警号，最近吴淦坚决不认罪，坚决不合作，结果被重判八年。而重判八年以后，他反而会说，他撸起袖子来要大干。 可以看出，即使刘晓波的死亡也没有完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吓到。相反地成为一种激励更多中国民间领袖，像吴淦这样的人成长和奋斗的动力。

法广：2017年，中国的社会气氛是否有所改善 ?

夏明：中国的2017年，我觉得整个社会，无论从上层、到中产、到底层，都是充满着更多的忧虑。不确定性在逐渐增加。大家确实有惶惶不可终日、心神不宁的一种感觉。

先从上层说起，上层一方面面临十九大的换届，当然各界的领导都非常地惶恐。 而且习近平整个个人的专制集权使得下面的很多领导人一方面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许多的领导层就出现所谓地叫“消极殆政”，习近平自己无论是在十九大的报告，还是在后面出的新华社的长文，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披露的数字（显示）：在习近平执政的五年，反腐处理的党员干部是150万人，另外，省一级和部长一级上面的干部处理的是400多人，将军一级的有100多人。如果我们把这150万多的党员干部，再乘上他们的人均家庭受到的影响，想着每个党员干部能够牵涉到一、两个商人的利益的话，这就涉及到中国的范围、尤其是上层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上层就非常紧张。

另外的紧张就是郭文贵的爆料加剧。因为2017年五月，郭文贵在美国开始了他所说的“原子弹”、“核爆级”的爆料。开始涉及了许多中共官场的内幕。郭文贵说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他还会一一地曝。这就好像是一只还没有扔下的鞋子。所以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紧张，不知道下一个被曝的是谁？而郭文贵的爆料确实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高层当然是非常地紧张，而且现在继续在紧张。

另外看看中产，我们看到对709律师的抓捕，逐渐一些律师在被宣判，这点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对律师这些白领阶层，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压力非常大。

还有就是年终出现的驱逐“低端人口”。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担忧它有一些所谓的不稳定的人口，可能对政局造成冲击。而“低端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成为他们清理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驱赶“低端人口”从京城开始，而且现在有各种迹象表明，它从北京已经辐射到其他的大城市，甚至在有些县级的地方也都出现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或者“流动人口”。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下层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地紧张。另外对中产来说，因为有这种压力，许多中产也在要保钱、要逃命、或者（躲避）环境污染影响。另外中产是主要的网络新媒体的使用人群，中国政府出台了另外一个“群主连坐制”，如果你的群里边有人说了“攻击党”、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行为，群主就要负责、就要连坐。这点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中产、或者白领，感到有一种非常大的寒蝉效应。

所以总的来说，２０１７年这种肃杀的气氛应该在加强，而且我觉得对中国的高层经济界来说，这种感觉会更强。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在出现对私营经济进行打压，要走“混合经济”的道路，所以刚才讲的肖建华的命运，当然还有另外的，像王健林、吴晓辉，所有这些人的命运，都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７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仅他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资产、他们人身的自由，恐怕都面临着威胁。所以我觉得２０１７年，整个社会氛围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和经济精英来说，都是非常严肃的一年。　

法广：随着 “ 一带一路” 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

夏明：我以前在你的节目中也讲过，觉得“一带一路”一个从它的逻辑出发点、从它的基本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它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伊朗出现了社会波动，伊朗的人群开始在抗议，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伊朗的“神权政治”是不是会存在下去。伊朗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上面很重要。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一个重要观察员国。再让我们展示到委内瑞拉政权的崩盘。今天委内瑞拉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崩溃状态。另外像津巴布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穆加贝在政变中被推翻，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都是中国“一带一路”拼命的撒钱的地方。这些撒钱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确实从目前来看，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另外，“一带一路”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盟国的强烈的反弹。两个多星期（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基本上是美国制定的在全球的一个总体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消解、或者制止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尤其中国进入到像拉丁美洲、西半球、或者欧洲进行的影响，或者在非洲扩展它的利益，出现新帝国主义。美国在整个重新安排它所说的“权利均衡”，在强化它所说的“四国同盟”：美国跟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四国同盟。

此外美国也在加强跟印度的合作，也就是“印太联盟”、“印太战略”。它说的非常清楚，要帮助印度提升为“全球的大国”。另外还有一个是要和西欧合作，要制止中国和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主要的战略是两个：一个是“政治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中国、俄国为首的；另外一个是宗教专制主义，当然是伊朗、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为首的。

 

图为中国官方19大宣传文件 网络照片

法广：2017年，中国备受各方关注的大事之一，当属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规划了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向。 你认为, 十九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

夏明：应该说十九大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从中共的官方来看，当然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因为从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尤其是习思想写进党章，他们认为是开启新时代的一个起点。当然有的批评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庆丰元年”。可能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又一个起点。在习近平的手中，可以看到，“党治制”，也就是党国高度治理的体系逐渐向个人的专制方向在强化。而且目前来看，他的任期也可能会被突破。因为他在整个政治报告中和以后官方发表的评论中，也都说习近平给中国未来三十年规划的，要分两步走：前十五年、后十五年。而且习近平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所以为习近平的终身制基本上开了绿灯。而且现在大家认为，“习家军”全面上位。习家军基本上是习近平的部下、或者跟班、或者是一帮对习近平比较惟命是从、溜须拍马的这么一批人。

法广：2017年，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20年后的今天，香港民众如何看待回归后的社会发展?

夏明： 总体来说，香港目前的局势确实令香港居民感到恐慌。在香港，有两类的香港居民：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也就是九七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每年都有批发的到香港定居的配额。如果明白，新香港人跟香港人原来的居民之间的区别的话，那我认为，香港所谓的某些恐慌、或者惊恐，主要是指原来那些老的香港人。尤其我们看到“占中三学子”，即：黄之峰、罗冠聪和周永康，他们被审判，而且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当然被保释出来。但是整个过程让香港“占中运动”又重新受到纪念。

我觉得另外一个十分恐怖的事件，让香港人感到惶恐，是中共的越境抓捕。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看到桂敏海在泰国被抓回到大陆，至今据说还关在宁波。另外我们看到像林荣基等人被抓，也放了，但是有的是越境抓回去的。这就让香港人非常惶恐。尽管其中有些人有外国国籍，像桂敏海有瑞典国籍，但是他们被越境抓捕，而且中国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国家有领事保护的外交上的惯例。所以这点让人非常地紧张。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肖建华在香港被抓捕。据知情人讲，肖建华的抓捕恐怕不是由国安、或香港警方来做的，而更多可能是由驻港部队直接做的，而且可能是用直升飞机直接把他从香港运到了大陆。而且肖建华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所以这就显示出所谓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实已经崩溃。

法广：2017年，发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件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就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你如何看待北京对刘晓波的处理方式 ?

夏明：像刘晓波获得了这么高的国际声望，而且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一般人认为，中共对刘晓波会比较客气一点，或是有所善待，毕竟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会太残忍。因为毕竟在过去我们看到，中共在九十年代，尽管我们知道在“六四”镇压以后，有许多包括学生领袖、包括它所指控的这些民运的领袖人物、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国都一一地放人。中国建立了一种放人的人质外交的方式。只要西方国家有些压力，中国有求于西方的时候，都会做这些交易。但是刘晓波事件，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给了刘晓波最高的荣耀，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是中国政府对刘晓波没有任何一点点仁慈。刘晓波最后是死在监狱管理局的手中。这是诺贝尔奖史上一个非常大的特例。

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但是他最后生病、病重了，纳粹德国就把他放了出来，让他死在监狱以外。但是刘晓波根本就没有被放出来，也没有让他保释，尽管国际社会也希望刘晓波能够出来接受医治，中国政府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相反，刘晓波死了以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继续被处于一种实际的关押状态。所以刘霞现在基本上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她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到底如何？据说刘霞有非常强的抑郁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用刘晓波事件想向所有的民运领袖发出一个非常大的最后通牒，即：你们如果不合作，你们如果想获得民间的领袖地位，最后的结局就是必死无疑。

而据说，包括像郭文贵的爆料里边也指出，恐怕中共对这些被监禁的人，有一种政策，就是一定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不让他们活着出来。据跟刘晓波关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的创始人说，给他们吃的米饭，就是发霉的黄曲霉菌很高的、基本上会引发导致肝癌的（大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恐怕是中共传出的一个对民间领袖的新的警号。

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即使有这种新的警号，最近吴淦坚决不认罪，坚决不合作，结果被重判八年。而重判八年以后，他反而会说，他撸起袖子来要大干。 可以看出，即使刘晓波的死亡也没有完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吓到。相反地成为一种激励更多中国民间领袖，像吴淦这样的人成长和奋斗的动力。

法广：2017年，中国的社会气氛是否有所改善 ?

夏明：中国的2017年，我觉得整个社会，无论从上层、到中产、到底层，都是充满着更多的忧虑。不确定性在逐渐增加。大家确实有惶惶不可终日、心神不宁的一种感觉。

先从上层说起，上层一方面面临十九大的换届，当然各界的领导都非常地惶恐。 而且习近平整个个人的专制集权使得下面的很多领导人一方面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许多的领导层就出现所谓地叫“消极殆政”，习近平自己无论是在十九大的报告，还是在后面出的新华社的长文，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披露的数字（显示）：在习近平执政的五年，反腐处理的党员干部是150万人，另外，省一级和部长一级上面的干部处理的是400多人，将军一级的有100多人。如果我们把这150万多的党员干部，再乘上他们的人均家庭受到的影响，想着每个党员干部能够牵涉到一、两个商人的利益的话，这就涉及到中国的范围、尤其是上层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上层就非常紧张。

另外的紧张就是郭文贵的爆料加剧。因为2017年五月，郭文贵在美国开始了他所说的“原子弹”、“核爆级”的爆料。开始涉及了许多中共官场的内幕。郭文贵说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他还会一一地曝。这就好像是一只还没有扔下的鞋子。所以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紧张，不知道下一个被曝的是谁？而郭文贵的爆料确实对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高层当然是非常地紧张，而且现在继续在紧张。

另外看看中产，我们看到对709律师的抓捕，逐渐一些律师在被宣判，这点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对律师这些白领阶层，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压力非常大。

还有就是年终出现的驱逐“低端人口”。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下行的压力，中国政府担忧它有一些所谓的不稳定的人口，可能对政局造成冲击。而“低端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成为他们清理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驱赶“低端人口”从京城开始，而且现在有各种迹象表明，它从北京已经辐射到其他的大城市，甚至在有些县级的地方也都出现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或者“流动人口”。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下层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地紧张。另外对中产来说，因为有这种压力，许多中产也在要保钱、要逃命、或者（躲避）环境污染影响。另外中产是主要的网络新媒体的使用人群，中国政府出台了另外一个“群主连坐制”，如果你的群里边有人说了“攻击党”、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行为，群主就要负责、就要连坐。这点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中产、或者白领，感到有一种非常大的寒蝉效应。

所以总的来说，２０１７年这种肃杀的气氛应该在加强，而且我觉得对中国的高层经济界来说，这种感觉会更强。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在出现对私营经济进行打压，要走“混合经济”的道路，所以刚才讲的肖建华的命运，当然还有另外的，像王健林、吴晓辉，所有这些人的命运，都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７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不仅他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资产、他们人身的自由，恐怕都面临着威胁。所以我觉得２０１７年，整个社会氛围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政治和经济精英来说，都是非常严肃的一年。　

法广：随着 “ 一带一路” 的推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发展 ?

夏明：我以前在你的节目中也讲过，觉得“一带一路”一个从它的逻辑出发点、从它的基本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它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伊朗出现了社会波动，伊朗的人群开始在抗议，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伊朗的“神权政治”是不是会存在下去。伊朗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上面很重要。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一个重要观察员国。再让我们展示到委内瑞拉政权的崩盘。今天委内瑞拉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崩溃状态。另外像津巴布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穆加贝在政变中被推翻，可以看到这三个（国家）都是中国“一带一路”拼命的撒钱的地方。这些撒钱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确实从目前来看，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另外，“一带一路”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盟国的强烈的反弹。两个多星期（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基本上是美国制定的在全球的一个总体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消解、或者制止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尤其中国进入到像拉丁美洲、西半球、或者欧洲进行的影响，或者在非洲扩展它的利益，出现新帝国主义。美国在整个重新安排它所说的“权利均衡”，在强化它所说的“四国同盟”：美国跟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四国同盟。

此外美国也在加强跟印度的合作，也就是“印太联盟”、“印太战略”。它说的非常清楚，要帮助印度提升为“全球的大国”。另外还有一个是要和西欧合作，要制止中国和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主要的战略是两个：一个是“政治专制主义”，当然是以中国、俄国为首的；另外一个是宗教专制主义，当然是伊朗、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为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