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变革社会的路径其实就在我们脚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适合自己走的第一步迈出。2018年2月21日，我与姜福祯、张霄旭、张中顺、刘景明等山东朋友，在戊戌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趁夜悄然进京，与北京异见人士一同，代表海内外《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长期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文件，取消受过处分的劳动者的“视同缴费工龄”，致使众多遭受牢狱之灾的异见人士晚年，又因“工龄归零”而无法享受自己毕生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绞杀和“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此次山东、北京共同进行的集团诉讼，是当代中国异见人士首次联合状告国家部委的一次尝试。

民主墙往事历历如昨

依据法律要求，集团诉讼最多只能委派五人代表。我们五人前去递交诉状当日中午，山东朋友便与北京异见人士（其中多位都是《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欢聚一堂。此次相聚有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吕朴、何德普等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有查建国、高洪明、杨海、徐永海等经历“六四血案”以及“98组党”等新老朋友；当晚又与当年新四五论坛主编杨靖、马淑季和王金波等多年交往的好朋友相聚。我们从中午到夜晚，伴随着无尽话题的展开，民主墙时代的许多情景迅速地擦过我的大脑影屏，一幕幕历史画卷在脑海里卷扬，历历如昨……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记得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许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便演化成为人民发泄不满，张贴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这面平凡而又伟大的墙，史称为“民主墙”。 随后，高干子弟吕朴先生在这面墙上张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 1978年12月5日，一张以“金生”署名的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问世，又将“民主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现代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就是魏京生，他也因此进入了世界舆论关注的视野。此后，这面“民主墙”便成为中国民间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公民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由此吹响了向封建社会主义进击的号角。当时不少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思想，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执政30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要求言论、结社自由，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民间表达的大字报形式，开始升华为民间刊物形式和以刊物为中心的民间组织。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国有100多种民间刊物分布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志友论坛》等加入了民刊运动的行列。“民主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充分扩展了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民间争取独立思想和独立表达的空间。
       
 当时，全国各地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全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陈尔晋同年10月30日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理论旗》。为此，我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旗》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广州王希哲寄来的文稿。那年9月，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青岛被推为全国四个主要理事城市。这年底，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青岛《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次陷于难境。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 “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以学社名义正式要求官方注册和参与社会活动，并出版《民主志友论坛》杂志。当时，山东、北京两地朋友交流频繁，相互声援支持，十分默契。

记得当时我应陈尔晋之邀进京，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会见了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之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杨靖、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随后，我又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的协调会。入会者有扬靖、马淑季、沙裕光、何德普、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十几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回答个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要重视建立第“三条线”的意见(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记得1979年，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极荒唐而非法的形式，公然凌驾宪法之上，将全国民间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 随后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曾为次发表过《我是枫叶编辑的书——民主墙时期回忆录》长文）。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再相聚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能走的朋友大多移居国外了，依然留在大陆坚守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回首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已是华发上头，老气横秋了。我最先与吕朴先生相见时，相互愣了一下，想不到风华正茂，锐气高昂，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的他，竟两鬓花白，满脸沧桑了。我顿感岁月不饶人。他虽已古稀之年，但目光炯炯有神，俨然一位人权老战士的风采。但后来他沉默了多年，彼此杳无音讯。我久久看他，就像一坛老沉的酒那样耐人品味。何德普是另一位“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1998年民运“晓阳春”时，何德普又参加了北京中国民主党的筹建活动。民主党遭政府镇压，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等北京民主党人纷纷入狱，德普毫不畏惧，仍坚守阵地，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北京地区民主党发言人，其风骨可嘉，令人敬佩。2001春天，我与燕鹏、孝柏等进京，德普当时开来个吉普车，风风火火地来接我们去一家火锅城共进午宴，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后，我们与查建国相拥许久、与高洪明、徐永海等紧紧握手。还有杨海等许多与当今中国民主化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早已神交已久。席间，我们未拘主宾之礼，20多人围桌而坐，共举一杯酒。这是人生的酿制，历史的沉甸，拿在手里很沉很沉，喝在嘴里好浓、好浓。宴会由查建国主持，大家各自介绍，轮流发表己见，畅谈时局与未来。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有许多、许多讲不完的故事。回顾与展望之后感悟，今天我们再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岔路口。为此大家又在探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变革社会，从哪里开始？

因在座多位都是《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我特此介绍了涉及海内外千人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活动的相关情况，表达了我们正在借助身体力行之公民精神，以永不放弃之抗争脚步，踏遍公权领域的每个角落，一步一个足印地揭示和丈量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真相与过程——我们在用行动撰写一篇调研中国法制现状的大报告。我们已经为此写出了《聆听民间社会抗争的脚步——“‘工龄归零’受害群体”维权动态总汇》系列文章已经刊发，并将继续撰写。这也许正是当今中国，国家主义压制公民社会空间条件下的可能出口。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变革社会的路径其实就在我们脚下，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适合自己走的第一步迈出。2018年2月21日，我与姜福祯、张霄旭、张中顺、刘景明等山东朋友，在戊戌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趁夜悄然进京，与北京异见人士一同，代表海内外《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向北京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长期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文件，取消受过处分的劳动者的“视同缴费工龄”，致使众多遭受牢狱之灾的异见人士晚年，又因“工龄归零”而无法享受自己毕生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绞杀和“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此次山东、北京共同进行的集团诉讼，是当代中国异见人士首次联合状告国家部委的一次尝试。

民主墙往事历历如昨

依据法律要求，集团诉讼最多只能委派五人代表。我们五人前去递交诉状当日中午，山东朋友便与北京异见人士（其中多位都是《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欢聚一堂。此次相聚有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吕朴、何德普等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有查建国、高洪明、杨海、徐永海等经历“六四血案”以及“98组党”等新老朋友；当晚又与当年新四五论坛主编杨靖、马淑季和王金波等多年交往的好朋友相聚。我们从中午到夜晚，伴随着无尽话题的展开，民主墙时代的许多情景迅速地擦过我的大脑影屏，一幕幕历史画卷在脑海里卷扬，历历如昨……

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记得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许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便演化成为人民发泄不满，张贴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这面平凡而又伟大的墙，史称为“民主墙”。 随后，高干子弟吕朴先生在这面墙上张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 1978年12月5日，一张以“金生”署名的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问世，又将“民主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现代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就是魏京生，他也因此进入了世界舆论关注的视野。此后，这面“民主墙”便成为中国民间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公民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由此吹响了向封建社会主义进击的号角。当时不少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思想，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执政30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要求言论、结社自由，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民间表达的大字报形式，开始升华为民间刊物形式和以刊物为中心的民间组织。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国有100多种民间刊物分布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志友论坛》等加入了民刊运动的行列。“民主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充分扩展了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民间争取独立思想和独立表达的空间。
       
 当时，全国各地民刊，力鼎中共打压，不屈不挠的维持下来，一改中共建制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的人民以全新的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在于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化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发表了我的长篇专论《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全面分析、阐述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的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尔晋的《论》，曾在《四五论坛》被删节发表，他便带原本交我保管。《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陈尔晋同年10月30日给我来信谈到：
 

  传珩君：
   十月初，吕朴君因事赴青岛，我曾请他前来看您。他回来告诉他去时适值您已回烟台，不巧未遇。近日我到屹峰处，看到了您给他的信，即关于和他讨论的那封信，深感您写得很好，对《论》文思想理解得很透彻，发挥很好，亲切感人，说服力很强。屹峰赞叹不已。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未看到《理论旗》，屹峰处虽有，我因当即离开，未来得及让他从别人那里取来一读。回京后，又听王仲同志（原《四五论坛》主笔之—）对您那篇文章十分称道。他是去文立处看到的，我因近日无暇去文立处，望你接信后速给我寄几份来。来信请寄北京东郊三间房生物制品研究所刘迪收。刘即天安门事件那位“小平头”。我现住在他们家里。而且恐怕要住相当一段时间。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联合筹建中国青年研究所，十月十四日已由青年报总编钟沛璋亲自通知我，决定借调我来参加筹建工作，并于十月十八日发函联系。所以我现住在他们家一面等候回音，一面看书学习，准备写点东西。你经济上如方便，有空的话，可来京一叙------。
  

如此同时，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来信订购《理论旗》。为此，我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性投稿文章。《理论旗》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以及陆庆余先生就尔晋《论》书致中共中央和胡乔木、于光远、王若水的两封信。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广州王希哲寄来的文稿。那年9月，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何求派戴先生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青岛被推为全国四个主要理事城市。这年底，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转而采取全部刊登马恩揭露当局封杀新闻舆论方面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青岛《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再次陷于难境。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 “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亲自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并经大家一致认可，以学社名义正式要求官方注册和参与社会活动，并出版《民主志友论坛》杂志。当时，山东、北京两地朋友交流频繁，相互声援支持，十分默契。

记得当时我应陈尔晋之邀进京，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去徐宅会见了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之后，尔晋又陪我见了吕朴、杨靖、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随后，我又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的协调会。入会者有扬靖、马淑季、沙裕光、何德普、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十几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回答个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要重视建立第“三条线”的意见(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记得1979年，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极荒唐而非法的形式，公然凌驾宪法之上，将全国民间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而且他们还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 随后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曾为次发表过《我是枫叶编辑的书——民主墙时期回忆录》长文）。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再相聚

“民主墙”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能走的朋友大多移居国外了，依然留在大陆坚守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回首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已是华发上头，老气横秋了。我最先与吕朴先生相见时，相互愣了一下，想不到风华正茂，锐气高昂，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的他，竟两鬓花白，满脸沧桑了。我顿感岁月不饶人。他虽已古稀之年，但目光炯炯有神，俨然一位人权老战士的风采。但后来他沉默了多年，彼此杳无音讯。我久久看他，就像一坛老沉的酒那样耐人品味。何德普是另一位“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1998年民运“晓阳春”时，何德普又参加了北京中国民主党的筹建活动。民主党遭政府镇压，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等北京民主党人纷纷入狱，德普毫不畏惧，仍坚守阵地，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北京地区民主党发言人，其风骨可嘉，令人敬佩。2001春天，我与燕鹏、孝柏等进京，德普当时开来个吉普车，风风火火地来接我们去一家火锅城共进午宴，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后，我们与查建国相拥许久、与高洪明、徐永海等紧紧握手。还有杨海等许多与当今中国民主化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早已神交已久。席间，我们未拘主宾之礼，20多人围桌而坐，共举一杯酒。这是人生的酿制，历史的沉甸，拿在手里很沉很沉，喝在嘴里好浓、好浓。宴会由查建国主持，大家各自介绍，轮流发表己见，畅谈时局与未来。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有许多、许多讲不完的故事。回顾与展望之后感悟，今天我们再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岔路口。为此大家又在探讨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变革社会，从哪里开始？

因在座多位都是《千人联署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签名人，我特此介绍了涉及海内外千人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活动的相关情况，表达了我们正在借助身体力行之公民精神，以永不放弃之抗争脚步，踏遍公权领域的每个角落，一步一个足印地揭示和丈量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真相与过程——我们在用行动撰写一篇调研中国法制现状的大报告。我们已经为此写出了《聆听民间社会抗争的脚步——“‘工龄归零’受害群体”维权动态总汇》系列文章已经刊发，并将继续撰写。这也许正是当今中国，国家主义压制公民社会空间条件下的可能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