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策士（网络图片）
春节期间，云南昆明的书友唐斌先生借着去台湾自由行的机会，帮我买到了江勇振刚刚出版的《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三、第四部，并于2018年2月28日快递到我的手中。《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与前面三部一样发掘出了许多新的材料，却没有能力给出恰当的研判和解读，作为书名的“国师策士”四个字，堪称是对于胡适最为严重的诋毁诬蔑。
1933年3月31日，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出任教育部长。4月8日，胡适在写给汪精卫的回信中，建议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长，说是他自己愿意“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在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
在此后的30年里，胡适大多数时间是站在公共立场上兼顾私人道义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掌权者，始终是站在蒋家王朝家天下的私人权位立场上，标榜惟我独尊、为我所用的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本位主义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在蒋介石的心目之中，他个人专制独裁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绝对权力，是第一位的；与此相关联的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是第二位的；国家、民族的大局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敢光明磊落地公开承认这样子的一种价值排序；他在公开表述时一直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地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本位主义以及基督教信仰，当作挡箭的招牌高高举起。与蒋介石这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价值错位高度吻合的，是前文明的中国社会以所谓天道天理及家国天下为本体本位，一方面在刚性的政权架构之制度设计层面独尊君权、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识形态层面独尊儒术的政教合谋之神圣道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笼之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却从来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权利边界的人生价值观。与这样一种本体论和价值观相配套的，还有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忠孝贞节廉耻之类神道设教、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天命流转、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天下为公、天诛地灭、改朝换代、一统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礼教纲常和道德规范。
根据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蒋介石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将于1960年3月届满，依法不能继续充当总统候选人。台湾社会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宪法，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1959年10月14日，到美国主持中基会年会的胡适返回台北，试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蒋介石一直不给胡适机会。11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介绍说，美国未公开反对他继续连任总统，这对“目前国内反动派胡适等反蒋之心理无异予以打击，以彼等假想美国不赞成连任，为其反蒋之惟一基础也。可耻。”
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副总统陈诚的谈话内容：“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
一直把整个台湾社会视为私家领地家天下的蒋介石，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的真实情况是：一直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胡适无论在何处“流亡”，都不失为有卓越成就的可以自食其力的文化名人。假如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不能在台湾“行使职权”，他们所面临的才真正是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1月15日晚上，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岳军），张群邀请胡适到家里谈话。胡适请张群转告四点意见给蒋介石：
第一，在明年二三月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考验；
第二，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
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
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更高。
胡适在当天日记里介绍说，他在10月25日下午已经把这些意见说给了蒋介石的另一个亲信黄少谷（季陆），之所以要这样做，“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胡适所谓的“公民责任”，是他1937年在《政治统一的途径》中所采用的“公忠”概念的另一种称谓。这种“公民责任”是一种有限度、有边界的责任担当，而不是传统国人动不动就要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神道设教、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天下为公、天诛地灭、改朝换代、一统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无限暴力。
胡适从来没有想过要取蒋介石而代之，他只是希望蒋介石能够依据既有的宪法，把所谓“中华民国总统”的公共权位传递给副总统陈诚，从而实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先例的“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胡适这样做当然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以拼死抗争，他所需要的是为自己也为对方留有空间余地的宪政博弈。正是因为胡适一直以来对于理想中的“自由中国”的“公忠”表现，使他在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中“不感觉为难”。相比较之下，处于更加窘迫为难的法理劣势的，是一心想违背既有宪法而极力维护蒋家王朝家天下的蒋介石。这是连蒋介石身边最为亲近的张群都能够明白的基本事实，许多研究胡适及蒋介石的专家们，却总是不能站在更加公正超然的学术立场上给予明白阐述。美籍华人江勇振把自己的《舍我其谁：胡适》之第四部命名为“国师策士”，就是针对胡适的一种较为典型的脸谱化、简单化、污名化的极端表述。
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为学论1927—1932》的结束语中写道：
当时的胡适不但是中国第一学阀，他还是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渐行渐近。蒋介石接见他、听取他的意见，以至于借重他为大使与顾问。从中日战争、内战、一直到他过世为止，胡适所扮演的角色，一言以蔽之，是蒋介石的国师策士。
到了《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的“前言”里，江勇振进一步诋毁胡适说：
一个一辈子说自己超然的人，也同时爱说他在野是在为国家、政府做面子，替它说话，支持它。问题是，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一个在年轻时坚持“政府”不等于“国家”的人，到了中、晚与蒋介石妥协以至于志同道合以后，会故意混淆“国家”与“政府”的分际，用他最喜欢说的“偷关漏税”的办法，把“政府”与“国家”并联，仿佛帮“政府”说话、做面子，就是爱“国家”、支持“国家”一样。这其实已经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利用他的名声、地位，以“超然”作为护符，而行效忠一独夫之实。
胡适在国家的层面上给自己的定位是“诤臣”，在政府的层面上给自己的定位是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政府首脑的“诤友”。如此定位本身就是相对超然的两个角色，而不是江勇振所说的混淆“国家”与“政府”分际的“行效忠一独夫”的“国师策士”的单一角色。“政府”不等于“国家”，并不等于“政府”与“国家”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和一致性。胡适在出任驻美国大使尤其是晚年出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就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是“在野”、是“超然”，而是坚定不移地为他理想之中“自由中国”履行自己的公共忠诚的公职人员。
晚年胡适所扮演的角色当中确实有“国师策士”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师策士”是不足以涵盖包容胡适“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境界的。中国历史上的“国师策士”，从来不会像胡适这样光明磊落地声称自己“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也从来不会正大光明地要求总统或君王依据宪法条款限定自己的权限和任期。江勇振连如此简单的概念和事实都不能透彻理解并加以区分及界定，确实不能说他是在玩弄什么“文字游戏”，而只能说是他的智商存在严重缺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