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教育（网络图片）
共产党的性质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时 已十分明确：以暴力推翻现政权，消灭私有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幻影已不复存在，在世界舆论场已不见了消灭什么，联合什么的声响，掘墓人已不见动静了。可奇怪的是今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却在大树特树“党性教育的旗帜”，申言要“党性教育在心灵深处烙印”（《人民日报》2017年2月28）。
党性是什么？真的还能从《人民日报》标榜的意识中见出一二来。有一位国防大学的政委刘先生著文说：在一些关键性时刻，一些党员爱说“我以党性保证！”，“‘我以党性保证’，这时候‘党性’二字因‘神圣’而充满‘神性’，众人闻声而动，相信的就是‘党性’，也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人民日报》2013年5月22）
这儿不经意间透出一个信息：党性=神性。难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子却在这里。原来“教皇无误”是不需要证明的。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说“为了证明承认神迹在基督教领域内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总是说基督教起源本身就是大的神迹。”（该书P229）既然“起源”就是“神迹”，那“神迹”就是当然的了，证明就多此一举。具“神性”的党，“伟、光、正”不须证明而自在。
刘先生一连用三个“民族先锋”：“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该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按：回顾一下历史，这真能让人笑掉大牙：亩产几万斤显然违背常识，但未见一个“民族先锋”说这是谎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的理论是最高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分明是谀词，却未见一个“民族先锋”站出来说这违背了辩证法等等）“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要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追求。”（按：一般人有一套房足以安身而已，但有权有势的共产党人，北、上、广有房不说，国外还有别墅等等。）“既是民族先锋，共产党人就不是普通人。”（按：就反腐这几年的成绩单看来共产党人是不是普通人：普通人积聚的钱币不会累坏几部点钞机，普通人私藏的珠宝金玉，古玩字画不会用几个卡车拖，普通人能开价卖官吗？等等。）“先锋”这说法不是刘先生的创造，《党章》第二条就自封了党员一个“先锋战士”。“说国王不过是国家的第一位公仆的腓烈特大帝是光荣的，而说朕即国家那样傲慢话的路易十四则是可耻的。”（《耶稣传》P278）自己认为自己该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自己该排在一切权力、权利之上，恐怕从这一点看党的傲慢与路易十四是半斤八两。“党章”第三条第三款就说“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还是在“人民”利益之上。省委书记的权力大于省长，市委书记的权力大于市长等这已是通例，尽人皆知。修订“民法”着眼点应该是保护人民的权益，出发点该是向人民负责。今年两会期间有一篇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工作评述”称会议修改“民法”之认真“无不体现着人大常委会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人大也得首先顾盼党的脸色。
如果冲锋陷阵是先锋本色，在权和利处处居前列当不是先锋应该干的。
存党理 灭人欲 灭人命
常言道“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这儿的一个排序却能把梦中人惊醒：为什么中国59-61年会饿死三千多万人？据宋毅主编，哈弗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1961年河南信阳地区呈报中央的报告显示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时任信阳专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麽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张的秘书余德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告诉美国记者：“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但谁也不敢开仓。”照刘先生的说法：“高扬党性旗帜，把‘党性’当着作做人的‘地’把‘党性’当着做官的‘天’。”“天”不表态，官又其奈何哉！宋朝的道学家程颐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在“存天理，灭人欲”。我们时代把饿死人的事看作小事，那是在“存党理”。党说要砍资本主义尾巴，彭书记就“下令各村菜窖全挖，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个农民，老婆在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小孩才一岁多，全靠菜窖挣点钱。当下就“跪下磕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彭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着，一个人，硬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韦君宜《思痛录》P179）
又说饥荒年代的59-61年。国内在饿死人，但我们党为了国际主义，为了世界革命，60年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就是因为在中苏论战中阿尔巴尼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它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啊！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千吨小麦1万吨大米。我们存了世界革命的党理，却灭了中国人的生命。
自欺 欺人也欺党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永飞在个人党性分析报告中对作分析的人提出了“十问”。前三问是：“信仰还真吗？理想还坚吗？政治还强吗？”（《人民日报》2017,2,28）朱书记没有举出实例，我们也不便凭空杜撰党员们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苏联解体后思想界对共产主义前程的普遍看法推知：不管党员们在个人分析中用了多少习语、套语、空话、废话去装点“信仰”，去粉饰“理想”，去涂抹自己的“政治”面貌，我敢肯定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大趋势、大轮廓、大面貌只能是自欺、欺人，也用这种不得不作的“分析”去欺党。因为近二三十年我们的媒体上早已见不到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消灭私有制，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的踪影了。更何谈国家消亡，“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深一层的义理了。
“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P52），要还原化石的面貌，只有面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