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想讨论一下毛泽东逝世后当代中国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这个工具来支撑自身的政权。首先，本文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词是同一个意思。其次，本文认为后毛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多次仇外和反西方示威暴动，性质上都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体现，因为这些骚乱都无一例外地由政府背后策划和赞助，民众绝非发自内心地为国呐喊。最后，本文的结论是中共的努力在最终可能事与愿违，因为由政府操控的后毛时代之中国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般街头发泄只会反过来给中共添加麻烦。

早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当政时代，中国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生反日游行，抗议当时的日本货充斥中国大陆市场。而在八十年代的另一起民族主义的泛滥，则是源起几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在一所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邀请中国女大学生跳舞未果并遭拒绝，从而与那所学校的中国大学生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冲突，还有其后的全国性反非浪潮。

上述两次的仇外情绪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八十年代的反日游行除了是回应二战时日本的武力侵华和对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市场入侵之不满外，同时大学生在游行中也表明了对当时中共执行的经济政策之不满，主要是对当时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涨和物价飞升的抗议。从更深一层看，大学生是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无能的抨击－在抗战结束了四十年，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里，日本人竟然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经济实力）占领中国领土，实在是可悲。

而上述另一次仇外情绪的发生则完全是大学生对其自身日常生活的不满的宣泄。因为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共便推行隔绝西方和联合第三世界的外交国策，毫不犹豫地慷其本来已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把大把大把的银票子白白地送给落后国家。虽然自一九七八年以来，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但中共从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仍然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非洲，釆取慷慨的援助方案，这其中一条便是留给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可观的奖学金政策。但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在校大学生很多都生活拮据，不但家人的财力微薄，难以支持，而且中共政府也对他们的生活困境置之不理，例如在大学生的学校宿舍里常常是十至十几个人挤住在一起，而学校的伙食则往往令人难以下咽。相反，由于中国政府却对外人（非洲学生）大力支持，是以牺牲本国学生的福利为代价的。此做法令中国的大学生得了“红眼病”，妒嫉而且心怀对政府和非洲学生的不满，借故发泄，寻衅闹事，此时的任何一个事故都会成为导火索。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九九九年发生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误炸事件，是继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又一次中国大陆民间大规模的游行事件。但与十年前的天安门惨剧不一样，九九年的事件并非民间自愿，而是背后受政府策划和怂恿。

九九年的全民集体抗议北约误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正当根据和民间基础的，北约的误炸的确是难辞其究，甚至港澳台地区、远在海外的华侨、和不见容于中共的异见者都不约而同地齐声指责北约的空中行动有违国际法。当然，北约和多个西方国家在事后都向中国表示道歉，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打电话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解释，但江拒绝接听。不过九九年最后如此大规模的游行确实在人民中国历史上很少见，而且持续了这么久，问题显然是中共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否则的话整个中国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很不容易地在八九年“六四”后摆脱国际孤立的中共为何在九九年时以这种方式在全国人民中挑起反西方情绪？我个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首先，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中共一向支持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而北约的轰炸目标就是米统治下的南联盟，此举无疑令中共难堪。中共自北约对南联盟的全面制裁之禁令下达后，仍然置若罔闻。在二零零零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前，欧洲各国无一例外地拒绝与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作赛，但唯独中国足协出人意料地邀请这支到处都不受欢迎的队伍来中国与中国国家队比赛就是明证。在其使馆被误炸后（中共内部也确有人真诚地相信北约是为了报复中国对南联盟的支持而有意为之），中共方面更是恼羞成怒，决定在国内制造对北约和西方各国的仇恨，来达到挺南联盟及其专制政权的目的。

其次，九九年恰好是八九“六四”十周年记念，中共对自己这个忌日格外敏感，而使馆被西方国家误炸恰好是一个天赐良机，况且时间又是在四，五月间，借此可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来扺消“六四”十周年的阴影。当然中共也不是蠢货，在游行抗议北约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它见好就收，否则的话，重演十年前的“六四”并非完全不可能。

再者，尽管“六四”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强，但绝大部份中国人民并未受惠，所以民怨颇深，九九年时的法轮功上访就是明证。南联盟使馆被炸，令中共看到一线摆脱困境的生机，即转移民怨的发泄对象。反西方和爱国主义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体两面，把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困难都去找一个最佳的替罪羊－西方国家，是中共一向的惯用手法。

最后，九九年时中共也借其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向美国炫耀其国力和人心，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不断以最惠国待遇来要挟中国的情况下，让美国佬看看中国即便没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可以生存。中共故意利用人海般的群众对北约的抗议，向西方社会和政府表明国民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戴。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的民怨替罪羊似乎不再是西方国家了，却是与自己一衣带水的日本。中日两国的恩怨由来已久，但似乎从未到了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那么激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日这对寃家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后，这干柴烈火突然间在公元二千年后又死灰复燃？相反，德国人和犹太人在今天已基本上可以和睦相处。这当中原因固然有日本对过去的罪过死不悔改，甚至有意篡改敎科书以逃避战争责任。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游行集会自由的中国大陆，二零零零年后在多个城市发生的肆无忌惮的反日浪潮，如果背后缺乏中共政府默许竟然可以发生？但当中共看着自己一手操控的民众木偶在忘情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于日本人身上时，它是否也想过何为“玩火者自焚”的定义？中共似乎在九九年的使馆被炸和其后的反日浪潮中一举两得：既让民众发泄了对现实之不满，又可向西方和日本示威。但这些街头上近似流氓式的狂热情绪远非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体现。依我之愚见，真正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中共所无法利用的，而且它是与中共对立的。这里有一个最佳例子，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一九九九年由中共领袖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的态度。因为碍于没有言论自由，这条约内容一直没有被官方全部地公之于众。相反，在大陆的手机短信、小道消息、和互联网上，民众已经多年来自发地散布该条约的全文，充分地暴露出江泽民和中共是如何背着中国人民，出卖了相当于数十个台湾的中国领土给俄国人。人们这次并没有走到街头抗议，但却在杀伤力更大的虚拟世界中给中共当头一棒。这才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真正威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从中俄条约中看出中共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卖国贼。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不能被利用的，它与中共的所作所为和意识形态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和二千年后所利用的那些民众抗议只是民族主义的反面点缀而已。中共过去所利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似乎已经消耗尽，今天剩下的一切它看来再难以消化——这就是现在在大陆每天数以千计的民众维权和上访事件。中共现在大概已经懂得了何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真正含义。

本文主要想讨论一下毛泽东逝世后当代中国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这个工具来支撑自身的政权。首先，本文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词是同一个意思。其次，本文认为后毛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多次仇外和反西方示威暴动，性质上都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体现，因为这些骚乱都无一例外地由政府背后策划和赞助，民众绝非发自内心地为国呐喊。最后，本文的结论是中共的努力在最终可能事与愿违，因为由政府操控的后毛时代之中国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般街头发泄只会反过来给中共添加麻烦。

早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当政时代，中国大陆就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生反日游行，抗议当时的日本货充斥中国大陆市场。而在八十年代的另一起民族主义的泛滥，则是源起几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在一所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邀请中国女大学生跳舞未果并遭拒绝，从而与那所学校的中国大学生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冲突，还有其后的全国性反非浪潮。

上述两次的仇外情绪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八十年代的反日游行除了是回应二战时日本的武力侵华和对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市场入侵之不满外，同时大学生在游行中也表明了对当时中共执行的经济政策之不满，主要是对当时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涨和物价飞升的抗议。从更深一层看，大学生是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无能的抨击－在抗战结束了四十年，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里，日本人竟然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经济实力）占领中国领土，实在是可悲。

而上述另一次仇外情绪的发生则完全是大学生对其自身日常生活的不满的宣泄。因为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共便推行隔绝西方和联合第三世界的外交国策，毫不犹豫地慷其本来已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把大把大把的银票子白白地送给落后国家。虽然自一九七八年以来，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但中共从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仍然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非洲，釆取慷慨的援助方案，这其中一条便是留给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可观的奖学金政策。但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在校大学生很多都生活拮据，不但家人的财力微薄，难以支持，而且中共政府也对他们的生活困境置之不理，例如在大学生的学校宿舍里常常是十至十几个人挤住在一起，而学校的伙食则往往令人难以下咽。相反，由于中国政府却对外人（非洲学生）大力支持，是以牺牲本国学生的福利为代价的。此做法令中国的大学生得了“红眼病”，妒嫉而且心怀对政府和非洲学生的不满，借故发泄，寻衅闹事，此时的任何一个事故都会成为导火索。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九九九年发生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误炸事件，是继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又一次中国大陆民间大规模的游行事件。但与十年前的天安门惨剧不一样，九九年的事件并非民间自愿，而是背后受政府策划和怂恿。

九九年的全民集体抗议北约误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正当根据和民间基础的，北约的误炸的确是难辞其究，甚至港澳台地区、远在海外的华侨、和不见容于中共的异见者都不约而同地齐声指责北约的空中行动有违国际法。当然，北约和多个西方国家在事后都向中国表示道歉，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打电话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解释，但江拒绝接听。不过九九年最后如此大规模的游行确实在人民中国历史上很少见，而且持续了这么久，问题显然是中共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否则的话整个中国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很不容易地在八九年“六四”后摆脱国际孤立的中共为何在九九年时以这种方式在全国人民中挑起反西方情绪？我个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首先，在南斯拉夫内战中，中共一向支持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而北约的轰炸目标就是米统治下的南联盟，此举无疑令中共难堪。中共自北约对南联盟的全面制裁之禁令下达后，仍然置若罔闻。在二零零零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前，欧洲各国无一例外地拒绝与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作赛，但唯独中国足协出人意料地邀请这支到处都不受欢迎的队伍来中国与中国国家队比赛就是明证。在其使馆被误炸后（中共内部也确有人真诚地相信北约是为了报复中国对南联盟的支持而有意为之），中共方面更是恼羞成怒，决定在国内制造对北约和西方各国的仇恨，来达到挺南联盟及其专制政权的目的。

其次，九九年恰好是八九“六四”十周年记念，中共对自己这个忌日格外敏感，而使馆被西方国家误炸恰好是一个天赐良机，况且时间又是在四，五月间，借此可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来扺消“六四”十周年的阴影。当然中共也不是蠢货，在游行抗议北约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它见好就收，否则的话，重演十年前的“六四”并非完全不可能。

再者，尽管“六四”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强，但绝大部份中国人民并未受惠，所以民怨颇深，九九年时的法轮功上访就是明证。南联盟使馆被炸，令中共看到一线摆脱困境的生机，即转移民怨的发泄对象。反西方和爱国主义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体两面，把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困难都去找一个最佳的替罪羊－西方国家，是中共一向的惯用手法。

最后，九九年时中共也借其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向美国炫耀其国力和人心，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不断以最惠国待遇来要挟中国的情况下，让美国佬看看中国即便没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可以生存。中共故意利用人海般的群众对北约的抗议，向西方社会和政府表明国民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戴。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的民怨替罪羊似乎不再是西方国家了，却是与自己一衣带水的日本。中日两国的恩怨由来已久，但似乎从未到了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那么激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日这对寃家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后，这干柴烈火突然间在公元二千年后又死灰复燃？相反，德国人和犹太人在今天已基本上可以和睦相处。这当中原因固然有日本对过去的罪过死不悔改，甚至有意篡改敎科书以逃避战争责任。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游行集会自由的中国大陆，二零零零年后在多个城市发生的肆无忌惮的反日浪潮，如果背后缺乏中共政府默许竟然可以发生？但当中共看着自己一手操控的民众木偶在忘情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于日本人身上时，它是否也想过何为“玩火者自焚”的定义？中共似乎在九九年的使馆被炸和其后的反日浪潮中一举两得：既让民众发泄了对现实之不满，又可向西方和日本示威。但这些街头上近似流氓式的狂热情绪远非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体现。依我之愚见，真正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中共所无法利用的，而且它是与中共对立的。这里有一个最佳例子，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一九九九年由中共领袖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的态度。因为碍于没有言论自由，这条约内容一直没有被官方全部地公之于众。相反，在大陆的手机短信、小道消息、和互联网上，民众已经多年来自发地散布该条约的全文，充分地暴露出江泽民和中共是如何背着中国人民，出卖了相当于数十个台湾的中国领土给俄国人。人们这次并没有走到街头抗议，但却在杀伤力更大的虚拟世界中给中共当头一棒。这才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真正威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从中俄条约中看出中共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卖国贼。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不能被利用的，它与中共的所作所为和意识形态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和二千年后所利用的那些民众抗议只是民族主义的反面点缀而已。中共过去所利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似乎已经消耗尽，今天剩下的一切它看来再难以消化——这就是现在在大陆每天数以千计的民众维权和上访事件。中共现在大概已经懂得了何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