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社会构成》一文中，我分析了中共党员在数量上、权力上的社会分布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实证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重脚轻、上粗下窄的“反社会结构”，其核心成员主要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社会层面，即“干部”层面，又以只占党员极少数的高级干部为其组织重心，而广大的非干部党员尤其是底层党员则基本上无缘分享中共的组织权威与统治收益（当然，他们也不太愿意、不大可能分担中共的组织负债与统治成本，就组织关联度而言，底层党员可以说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
欲研究和评判中共，党员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与已经成局的其他组织要素——如党的思想理论传统、党的规章制度体系、党的功过是非历史业绩相比，只有作为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党员、高干党员）才是冲破一切成局的变局之源，是各种组织要素中最活跃可变的因素。但是，仅仅研究党员却还远远不够，党员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开千差万别的个体党员而将中共视为一个给定在先的自足整体，中共的存在及其品性的变迁，当然要取决于置身于其中的各个党员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而且也取决于置身于党外的其他人们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所有的中共党员（包括胡温等最高领导层的党员）、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那些中国人）来说，我们又必须将中共事实上的存在、将中共已经大致成局的思想传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意志无关的东西——中国之有中共，中共之有中国，中共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共，中国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国，这些已经通通由不得我们去另行选择，我们不得不陷身于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之中——不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种其他不同的选择机会，但今天，我们只能以这一在先的事实约束作为一切新的历史进程的基本出发点。有鉴于此，本文承接上文，试图再对中共的组织机构略作解析。
一、中共的组织性质：衰变中的乙式政党，或一个泛官僚系统
我并不试图给中共的组织性质作一个实质定义。说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说它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一个要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实现中国与全球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一类的说法也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它是救国救民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三个代表的党，这些自吹自擂、自唱高调的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说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这样的说法也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没有在野党、没有反对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一个一旦上了台就不打算下台的党是不大可以称为执政党的。那么，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
胡适曾经将世上的政党分为甲乙两种，甲式政党为拥护并投身于宪政民主体制的普通政党，以英美西欧的政党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松散、出入自由，无所谓党籍，也无所谓党纲、党纪，党对党员的人身、思想、行为没有任何的强制拘束力，而党的存续、发展以及党的一切政治活动却必须依靠自由的党员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捐输支持，尤其是依赖党员在民主政治的法定程序中给予选票的支持，反过来，党对党员的支持当然也是要有回报的，主要的回报就是本党的政治精英会迎合本党选民的公共品偏好，并在出任公职后尽可能地实现对选民们的政治承诺。甲式政党不会设立政治警察，更不得染指军队，它的专职党员和常设机构极少，党产极少或几乎没有，党唯一的政治武器，就是自由选民的支持率，简言之，谁的选民支持率高谁就是执政党；乙式政党则是反对宪政民主、追求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党，以法西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严密、严进严出，党籍森严、党纪严酷，党对党员有相当苛刻的要求，至少在名义上党只吸纳那些在出身、利益、思想、态度、立场、行为上与党的既定宗旨相一致的人入党，一旦入党则党员的言行均须受组织的约束，党员有对党无限忠诚的义务，脱党叛党必遭惩罚，党甚至有权剥夺党员（以及非党员）的财产、自由与生命，而反过来，党却并不允许党员们自由表达，更不必服从党员们的民主选择，党号称它服从于某种既定的“科学真理”、“历史规律”、“崇高使命”或“伟大理想”，换言之，党对党员倒也不是一毛不拔的，只不过它的回报是一张无限期的远期支票，它承诺要把他们（以及本民族甚至全人类）通通超渡到一个遥远的此岸的非宗教的极乐世界去。乙式政党几乎都有秘密警察并公然建立党军，党可以插手一切公共领域，因此党的事务繁多，各种机构林立，专职党工众多，党产极其雄厚——非私人财团可以比拟，甚至于它会以民众的私产与国库的公产作党产之用。
按此胡氏分类，中共当属后者无疑。至少，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是一个严格按照乙式政党的标准所建构的组织，而且，尽管已经非常力不从心，今天的中共也仍然企图以乙式政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长期存在下去。
明眼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共在意愿与能力两方面都已经达不到对党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也达不到对党机构、党产、党资源进行严密的组织调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衰变中的乙式政党。中共的政治衰变与组织衰变来源于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弱化和领袖崇拜脱魅，这一衰变过程也与扩展经济自由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中共由此便面临一个组织悖论：它仍然试图保持一个高度统一、高度集权、严密内控、极端排外的乙式政党结构，却又试图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集权组织去完成新时期里各有千秋、高度分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它内部的条条块块冲突、组织功能障碍乃是无可避免的，党与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处于弱势的工农社会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乃是无可避免的。
依笔者的看法，目前的中共既非合乎标准的乙式政党，更非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甲式政党。我倾向于不再将中共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仅仅视作一个与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合二为一的人事系统，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泛官僚系统——它不再能象乙式政党那样产出意识形态和伟大领袖，也无能象甲式政党那样产出代议士和民主政治家，它的唯一产出，便是职业官僚，它的主要的社会吸引力，就是与党票相关联的官票。正如拙文《中共的社会构成》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官僚化已经了成为它压倒一切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它还与中国的什么社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的话，这个阶层不是工农，不是知识阶层，也不是资本家，只是官僚集团而已！再重复一下那篇文章的结论：中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它的重心是占1/2的“党员干部”、而重中之重是占十万分之一的高级党员干部，接近组织重心的则是一小群有候选资格等待着递补入官的外围党员，另1/3的底层党员则是对党无关紧要、与党的利害荣辱十分疏远的普通群众。
二、中共的组织机构：一套人治主义的官僚机构
党组织的末稍是遍布城乡的支部、总支部、党委，名称上的不同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如村是支部、乡是党委，其他均以此类推，委员、书记们的官阶也依各“单位”的行政级别而排序；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严格对应的地方党委，如县委、市委、省委，党委书记为该地方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名义上的行政首长则为该地的“二把手”（他一般是党的常委、副书记），其他的党官亦有相应于其分工的官阶；党的中央组织为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务委员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党官，同时也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依党章，党组织都应该是民主产生的，普通党员选党代表、党代表大会选委员、党委会选常委和书记，而事实上则恰好相反，一般情形是：上级党首指定下级的书记和常委、书记常委指定其他委员、委员们敲定代表。
中共上下级的党组织大体上同构，上下对口，称为条条，地地相似，称为块块。一般由党委书记总揽大权，常委们各分管一摊，常委分工的系列分别为政府（财经）、人大、政协（包括工青妇团与外事、统战）、政法、纪检、组织、宣传等；各级党委下设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功能部门，以统辖相关的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实现“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舆论”、“党管社会”的全能党治。
但以上这幅组织结构图景也还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表象，因为中共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生活都是极不规范的。人们常常以为党委很重要，但实际上，各级党委是很少召开全体会议的，即使开会，也大半都是那种走过场的通气会，即不是为了开会做决定，而是做完了决定才开会，所以，各级党委诚然并不是最重要的党机构，这也包括最高级别的“党中央”在内，党中央也几乎永远只开走过场的会，永远开不成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会；委员会比党代会重要，常委会比全委会重要，但是，少数的几个常委通常比常委会更加重要；如果“一把手”足够强势（即上有强大的靠山、下有忠诚的部属），那么，他一人通常就可以三个代表了，既可代表其他的常委和委员，又可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体非党员；至于党的中央机构，情形就更为复杂，最重要的机构往往不是党章所规定的正式机构，正式的机构则多半处于长期的休眠状态。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央文革小组”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军委办事组曾取代中央军委，而“一组”则一向高于其他一切正式的党机构；在邓小平时代，邓在家中所召开的“八老会议”一般要大于政治局常委会，搞垮了胡耀邦的则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式效力的“党内生活会”，至于赵紫阳总书记，他只能在军委会里出任名义上的副主席，这似乎是中央军委要高于党中央，实际上是军委的邓主席要大于总书记；目前，党的中央机构比毛邓时代要正规一些，但是，全国党代会、中央委员会之类，仍是有名无实、虚大于实。
总结一下，中共的组织制度有以下的三个特征：
一是高度的官僚化。党的各级重要机构由清一色的专职官僚组成，可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做官或做不了官的人，马列主义学得再好也绝不可能进入党的组织机构，反之，只要是有心做官的人，不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他势必要首先厕身于某个党机构之中，因此，在中国，党机构与官僚机构已经在人员组成上、功能上、性质上完全无法区分（那些起点缀作用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的官员事实上比底层的共产党员与党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大可以称为中共的编外党员，也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秘密的中共党员）。
二是党权极端泛滥。各级党机构全都不是以管理党员、协调党内事务为职责的，也就是说，党不管党，党管一切，中共的党机构几乎没有什么党务可言，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里的党官都以辖区里的全民为管辖对象，以国务、政务、社会事务作为一党之私务，无分党内党外。各级党机构试图包揽本级行政区划内一切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权力，甚至还要包揽本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自治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最后都汇合于党权，归属于党权。这不仅仅有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党军不分的问题，还有党干预司法、包办立法的问题，甚至于党的权力已经管到了西藏人选活佛、和尚庙里选方丈、老太太们扭秧歌、幼稚园里选班长一类的事情上。
三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权威主义与命令主义。在中共的一切机构中，通常都是一个人大于其他人、几个人大于所有人；党的正式机构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机构，尤其是带有民主意味的那些机构通常都是长期休眠的虚设机构，而一些所谓的“碰头会”、“打招呼会”、“吹风会”、“生活会”、“通报会”、“扩大会”则往往又成为了党权决策与执行的有效程序；而更加常见的，则是正式的党机构沦为党领袖个人决断的执行机构，甚至沦为给党内的阴谋活动、小圈子利益打掩护、作背书的冤大头机构。
这几个特征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利于党内动员和政治整合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剧烈改变的情况下，这些特征却加速了中共的政治与组织衰变。第一，因为官僚化使中共越来越党不象党、党将不党，党没有了可以服人的意识形态和魅力领袖，只能靠官票和官俸凝聚党心，党的核心成员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早就异化为对权力的眷恋，一旦他日党有危难，党官们必然一哄而散，而除了官僚之外，党其实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党权泛滥使得中共官场腐败猖獗，由于利益来源的多元化早就消解了权力来源的一元化，连中共视为生命的中央权威也逐渐被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所削弱，而那一堆人治主义、命令主义的党机构却又根本无法约束腐败的党官，尤其是在谁来监督一把手、谁来监督当权派的问题上，中共的所有组织机构俨然走进了死胡同。很显然，在当今时代，要继续维持这一套严重落伍的中共组织机构，其交易成本、运行费用是无比巨大的，这样巨大的组织代价，说不上哪一天，中共和中国社会就再也支付不起了。

    在《中共的社会构成》一文中，我分析了中共党员在数量上、权力上的社会分布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实证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重脚轻、上粗下窄的“反社会结构”，其核心成员主要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社会层面，即“干部”层面，又以只占党员极少数的高级干部为其组织重心，而广大的非干部党员尤其是底层党员则基本上无缘分享中共的组织权威与统治收益（当然，他们也不太愿意、不大可能分担中共的组织负债与统治成本，就组织关联度而言，底层党员可以说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
欲研究和评判中共，党员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与已经成局的其他组织要素——如党的思想理论传统、党的规章制度体系、党的功过是非历史业绩相比，只有作为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党员、高干党员）才是冲破一切成局的变局之源，是各种组织要素中最活跃可变的因素。但是，仅仅研究党员却还远远不够，党员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开千差万别的个体党员而将中共视为一个给定在先的自足整体，中共的存在及其品性的变迁，当然要取决于置身于其中的各个党员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而且也取决于置身于党外的其他人们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所有的中共党员（包括胡温等最高领导层的党员）、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那些中国人）来说，我们又必须将中共事实上的存在、将中共已经大致成局的思想传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意志无关的东西——中国之有中共，中共之有中国，中共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共，中国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国，这些已经通通由不得我们去另行选择，我们不得不陷身于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之中——不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种其他不同的选择机会，但今天，我们只能以这一在先的事实约束作为一切新的历史进程的基本出发点。有鉴于此，本文承接上文，试图再对中共的组织机构略作解析。
一、中共的组织性质：衰变中的乙式政党，或一个泛官僚系统
我并不试图给中共的组织性质作一个实质定义。说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说它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一个要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实现中国与全球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一类的说法也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它是救国救民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三个代表的党，这些自吹自擂、自唱高调的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说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这样的说法也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没有在野党、没有反对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一个一旦上了台就不打算下台的党是不大可以称为执政党的。那么，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
胡适曾经将世上的政党分为甲乙两种，甲式政党为拥护并投身于宪政民主体制的普通政党，以英美西欧的政党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松散、出入自由，无所谓党籍，也无所谓党纲、党纪，党对党员的人身、思想、行为没有任何的强制拘束力，而党的存续、发展以及党的一切政治活动却必须依靠自由的党员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捐输支持，尤其是依赖党员在民主政治的法定程序中给予选票的支持，反过来，党对党员的支持当然也是要有回报的，主要的回报就是本党的政治精英会迎合本党选民的公共品偏好，并在出任公职后尽可能地实现对选民们的政治承诺。甲式政党不会设立政治警察，更不得染指军队，它的专职党员和常设机构极少，党产极少或几乎没有，党唯一的政治武器，就是自由选民的支持率，简言之，谁的选民支持率高谁就是执政党；乙式政党则是反对宪政民主、追求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党，以法西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严密、严进严出，党籍森严、党纪严酷，党对党员有相当苛刻的要求，至少在名义上党只吸纳那些在出身、利益、思想、态度、立场、行为上与党的既定宗旨相一致的人入党，一旦入党则党员的言行均须受组织的约束，党员有对党无限忠诚的义务，脱党叛党必遭惩罚，党甚至有权剥夺党员（以及非党员）的财产、自由与生命，而反过来，党却并不允许党员们自由表达，更不必服从党员们的民主选择，党号称它服从于某种既定的“科学真理”、“历史规律”、“崇高使命”或“伟大理想”，换言之，党对党员倒也不是一毛不拔的，只不过它的回报是一张无限期的远期支票，它承诺要把他们（以及本民族甚至全人类）通通超渡到一个遥远的此岸的非宗教的极乐世界去。乙式政党几乎都有秘密警察并公然建立党军，党可以插手一切公共领域，因此党的事务繁多，各种机构林立，专职党工众多，党产极其雄厚——非私人财团可以比拟，甚至于它会以民众的私产与国库的公产作党产之用。
按此胡氏分类，中共当属后者无疑。至少，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是一个严格按照乙式政党的标准所建构的组织，而且，尽管已经非常力不从心，今天的中共也仍然企图以乙式政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长期存在下去。
明眼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共在意愿与能力两方面都已经达不到对党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也达不到对党机构、党产、党资源进行严密的组织调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衰变中的乙式政党。中共的政治衰变与组织衰变来源于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弱化和领袖崇拜脱魅，这一衰变过程也与扩展经济自由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中共由此便面临一个组织悖论：它仍然试图保持一个高度统一、高度集权、严密内控、极端排外的乙式政党结构，却又试图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集权组织去完成新时期里各有千秋、高度分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它内部的条条块块冲突、组织功能障碍乃是无可避免的，党与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处于弱势的工农社会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乃是无可避免的。
依笔者的看法，目前的中共既非合乎标准的乙式政党，更非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甲式政党。我倾向于不再将中共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仅仅视作一个与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合二为一的人事系统，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泛官僚系统——它不再能象乙式政党那样产出意识形态和伟大领袖，也无能象甲式政党那样产出代议士和民主政治家，它的唯一产出，便是职业官僚，它的主要的社会吸引力，就是与党票相关联的官票。正如拙文《中共的社会构成》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官僚化已经了成为它压倒一切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它还与中国的什么社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的话，这个阶层不是工农，不是知识阶层，也不是资本家，只是官僚集团而已！再重复一下那篇文章的结论：中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它的重心是占1/2的“党员干部”、而重中之重是占十万分之一的高级党员干部，接近组织重心的则是一小群有候选资格等待着递补入官的外围党员，另1/3的底层党员则是对党无关紧要、与党的利害荣辱十分疏远的普通群众。
二、中共的组织机构：一套人治主义的官僚机构
党组织的末稍是遍布城乡的支部、总支部、党委，名称上的不同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如村是支部、乡是党委，其他均以此类推，委员、书记们的官阶也依各“单位”的行政级别而排序；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严格对应的地方党委，如县委、市委、省委，党委书记为该地方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名义上的行政首长则为该地的“二把手”（他一般是党的常委、副书记），其他的党官亦有相应于其分工的官阶；党的中央组织为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务委员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党官，同时也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依党章，党组织都应该是民主产生的，普通党员选党代表、党代表大会选委员、党委会选常委和书记，而事实上则恰好相反，一般情形是：上级党首指定下级的书记和常委、书记常委指定其他委员、委员们敲定代表。
中共上下级的党组织大体上同构，上下对口，称为条条，地地相似，称为块块。一般由党委书记总揽大权，常委们各分管一摊，常委分工的系列分别为政府（财经）、人大、政协（包括工青妇团与外事、统战）、政法、纪检、组织、宣传等；各级党委下设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功能部门，以统辖相关的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实现“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舆论”、“党管社会”的全能党治。
但以上这幅组织结构图景也还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表象，因为中共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生活都是极不规范的。人们常常以为党委很重要，但实际上，各级党委是很少召开全体会议的，即使开会，也大半都是那种走过场的通气会，即不是为了开会做决定，而是做完了决定才开会，所以，各级党委诚然并不是最重要的党机构，这也包括最高级别的“党中央”在内，党中央也几乎永远只开走过场的会，永远开不成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会；委员会比党代会重要，常委会比全委会重要，但是，少数的几个常委通常比常委会更加重要；如果“一把手”足够强势（即上有强大的靠山、下有忠诚的部属），那么，他一人通常就可以三个代表了，既可代表其他的常委和委员，又可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体非党员；至于党的中央机构，情形就更为复杂，最重要的机构往往不是党章所规定的正式机构，正式的机构则多半处于长期的休眠状态。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央文革小组”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军委办事组曾取代中央军委，而“一组”则一向高于其他一切正式的党机构；在邓小平时代，邓在家中所召开的“八老会议”一般要大于政治局常委会，搞垮了胡耀邦的则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式效力的“党内生活会”，至于赵紫阳总书记，他只能在军委会里出任名义上的副主席，这似乎是中央军委要高于党中央，实际上是军委的邓主席要大于总书记；目前，党的中央机构比毛邓时代要正规一些，但是，全国党代会、中央委员会之类，仍是有名无实、虚大于实。
总结一下，中共的组织制度有以下的三个特征：
一是高度的官僚化。党的各级重要机构由清一色的专职官僚组成，可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做官或做不了官的人，马列主义学得再好也绝不可能进入党的组织机构，反之，只要是有心做官的人，不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他势必要首先厕身于某个党机构之中，因此，在中国，党机构与官僚机构已经在人员组成上、功能上、性质上完全无法区分（那些起点缀作用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的官员事实上比底层的共产党员与党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大可以称为中共的编外党员，也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秘密的中共党员）。
二是党权极端泛滥。各级党机构全都不是以管理党员、协调党内事务为职责的，也就是说，党不管党，党管一切，中共的党机构几乎没有什么党务可言，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里的党官都以辖区里的全民为管辖对象，以国务、政务、社会事务作为一党之私务，无分党内党外。各级党机构试图包揽本级行政区划内一切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权力，甚至还要包揽本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自治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最后都汇合于党权，归属于党权。这不仅仅有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党军不分的问题，还有党干预司法、包办立法的问题，甚至于党的权力已经管到了西藏人选活佛、和尚庙里选方丈、老太太们扭秧歌、幼稚园里选班长一类的事情上。
三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权威主义与命令主义。在中共的一切机构中，通常都是一个人大于其他人、几个人大于所有人；党的正式机构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机构，尤其是带有民主意味的那些机构通常都是长期休眠的虚设机构，而一些所谓的“碰头会”、“打招呼会”、“吹风会”、“生活会”、“通报会”、“扩大会”则往往又成为了党权决策与执行的有效程序；而更加常见的，则是正式的党机构沦为党领袖个人决断的执行机构，甚至沦为给党内的阴谋活动、小圈子利益打掩护、作背书的冤大头机构。
这几个特征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利于党内动员和政治整合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剧烈改变的情况下，这些特征却加速了中共的政治与组织衰变。第一，因为官僚化使中共越来越党不象党、党将不党，党没有了可以服人的意识形态和魅力领袖，只能靠官票和官俸凝聚党心，党的核心成员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早就异化为对权力的眷恋，一旦他日党有危难，党官们必然一哄而散，而除了官僚之外，党其实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党权泛滥使得中共官场腐败猖獗，由于利益来源的多元化早就消解了权力来源的一元化，连中共视为生命的中央权威也逐渐被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所削弱，而那一堆人治主义、命令主义的党机构却又根本无法约束腐败的党官，尤其是在谁来监督一把手、谁来监督当权派的问题上，中共的所有组织机构俨然走进了死胡同。很显然，在当今时代，要继续维持这一套严重落伍的中共组织机构，其交易成本、运行费用是无比巨大的，这样巨大的组织代价，说不上哪一天，中共和中国社会就再也支付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