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一切,中国拟让所有上市企业设党支部

在上海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一名女子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摆出宣誓姿势 (2012年7月1日)
 
华盛顿 — 

中国股市监管机构正计划让“镰刀斧头”凿入所有中国境内上市公司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星期五(6月15日), 证监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为期一个月。 “上市公司加强党建”是修订版新加入的内容之一。这项改变被说成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此外,新版本再次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过去几年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的一则报道说,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30多家国有企业于当年改写了章程,“把党(而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狗狗喜欢撒尿划地盘。共产党喜欢到处建个党支部,大概跟狗狗的意愿差不多,”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清涟说。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后,共产党的控制也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道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也纷纷设立了党支部。

何清涟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过去管理经济的经验是“管得越多越糟糕”,几乎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几年共产党对经济管得很多,效果如何,执政者心知肚明。

“不过这可能也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使然吧,”她说,“越有危机就越要管。越管就越差,越差就越要管。就这么一种恶性循环。”

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从1994年起步,国家逐步走向市场化;江泽民时代,人们“闷声发大财”,共产主义被束之高阁,企业里的党委书记都成了摆设;胡锦涛上任后,全面推行“国进民退”运动,中国又走上了“逆市场化”的道路,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强调要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党的系统;习近平上台后这些年一直在搞意识形态的强化。

“他的目的就是党领导一切,”夏业良说,“让党的领导人有实权,甚至是有最终的裁判权、控制权。企业经理人反倒是成了为他打工的了。”

夏业良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路,执政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逻辑。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想推行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想维持中国的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他希望国企做大做强,让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都能被国家控制,成为“个人的提款机”。

“慢慢地,私企就被挤压了,中国最富有活力的那部分就会死亡,或者逃亡,”他说。

何清涟说,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很多私营企业家都开始往外转移财产,“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吴小晖……最后一个个都被抓了把钱拿回去了。”

何清涟认为,所谓的“加强党建”并不能改变国企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现状,也无法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护身符。

“资本家们,你要想清楚一条,并不是你入了党,穿上一身红军服,跟党说,你看我多忠心,他就不查你了。他要查你的时候,照查你不误,就看你撞上哪一个枪口,”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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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一切,中国拟让所有上市企业设党支部

在上海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一名女子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摆出宣誓姿势 (2012年7月1日)
 
华盛顿 — 

中国股市监管机构正计划让“镰刀斧头”凿入所有中国境内上市公司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星期五(6月15日), 证监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为期一个月。 “上市公司加强党建”是修订版新加入的内容之一。这项改变被说成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此外,新版本再次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过去几年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的一则报道说,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30多家国有企业于当年改写了章程,“把党(而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狗狗喜欢撒尿划地盘。共产党喜欢到处建个党支部,大概跟狗狗的意愿差不多,”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清涟说。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就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后,共产党的控制也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道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也纷纷设立了党支部。

何清涟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过去管理经济的经验是“管得越多越糟糕”,几乎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几年共产党对经济管得很多,效果如何,执政者心知肚明。

“不过这可能也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使然吧,”她说,“越有危机就越要管。越管就越差,越差就越要管。就这么一种恶性循环。”

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从1994年起步,国家逐步走向市场化;江泽民时代,人们“闷声发大财”,共产主义被束之高阁,企业里的党委书记都成了摆设;胡锦涛上任后,全面推行“国进民退”运动,中国又走上了“逆市场化”的道路,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强调要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党的系统;习近平上台后这些年一直在搞意识形态的强化。

“他的目的就是党领导一切,”夏业良说,“让党的领导人有实权,甚至是有最终的裁判权、控制权。企业经理人反倒是成了为他打工的了。”

夏业良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路,执政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逻辑。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想推行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想维持中国的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他希望国企做大做强,让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都能被国家控制,成为“个人的提款机”。

“慢慢地,私企就被挤压了,中国最富有活力的那部分就会死亡,或者逃亡,”他说。

何清涟说,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很多私营企业家都开始往外转移财产,“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吴小晖……最后一个个都被抓了把钱拿回去了。”

何清涟认为,所谓的“加强党建”并不能改变国企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现状,也无法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护身符。

“资本家们,你要想清楚一条,并不是你入了党,穿上一身红军服,跟党说,你看我多忠心,他就不查你了。他要查你的时候,照查你不误,就看你撞上哪一个枪口,”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