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已第三次被拘押的作者）

这样一种先后关系——先工作后付工资，为什么会成为普遍的行为规律，但在两个领域却是恰恰相反的：政府与律师。这一点尤其令人不解。

理论上来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一种行动规律，由此也可以理解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但最深刻的危机在于一种信任关系的不成立。为什么是先工作后付工资，这一点很少受到理性的普遍质疑，而先收取服务费然后对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似乎也只有政府和律师这两家，这恰恰又是关涉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最重要的等级关系：法律关系。

政府的恶，最根本的恶在于：它不是遵循人类普遍理性的行为方式“先工作后付工资”的规则，而是先拿钱（征税） 再工作并且只拿钱专事破坏（干预市场，侵犯人权，专事渔利） 。但这一切并不受到质问。政府从一征税开始，它就已经自发的先天性的获取了自身生存的基本资源，至于它要干什么，它的所有作为是祸民还是护民，都是不确定的。而历史却已经一再证明，政府的存在，最大的功能是祸民而并非护民，这不能不令个体对自身处于政府统治之下的永恒悲剧深感痛心，因为人类从一开始设立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它的保护与服务。但自有人类设立政府以来，历史以来的人绝大部分痴心不改，从来没有公开大胆的质问一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统治自己的政府，难道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造产品我们人类就灭亡了吗？

灭亡倒不至于，但谁来保障你不被他者所杀或者是被他者抢夺、奸淫？这可能是绝大部分人所能想到的回答。果然如此——如果没有了政府，人类就会进入自相残杀的境地的话，那已经证明了：人是如此的充满罪恶，以至永远的离不开强制管理这一锁链了。

然而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人不得不接受一个政府的强制统治，在这一公认合法的国家实体、行政科层把持之下，当你遭遇财产侵害，身体侵害，尊严受到侵犯，声誉受到破坏，生命安全受到暴力迫害之时，会有一个为你主持正义的中立机关：所谓的政府，有效的参与保全你所有的人权吗？

无须赘言，异口同声的回答将是：没有。这一绝对的普遍的人类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日益嚣张的僭主独裁制下，而且也将出现在民主选举制下，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安全管理，它不仅仅将是由警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来决定的，而且相对的，它反而可能取决于这个城市有多少间教堂，有多少人处在忏悔救赎的新生之中，又有多少人处在纵情犯罪之中而毫不受到惩罚。

那个当初设立的——从一个整体社会中被抽取或者是被选拔出来的微型社会——担任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普遍的社会权利与人权保障经常遭受不可预料到的随机侵犯之时，它的背后以及施加这些迫害的，不仅仅有黑社会，财团，大人物，恶霸，而且必然的总是离不开垄断暴力的政府在场。

当此之时，那个曾经被授权来保障他者权利的那一部分从普通的世俗社会之中脱离出来了的公职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了所有犯罪的目击者，参与者，纵容者，乃至主谋者，策划者，指挥者。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样一个犯了罪而且必将继续犯罪的政府，直到今天？

问题在于，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垄断了颁证权力的政府，相对的犯罪组织在进行公共侵害图谋私利的时候，甚至不得不服膺于公共道德舆论的管制，一旦有了权力在手的政府参与分赃及站台背书之后，犯罪将不仅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必将是理直气壮的。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颁证与金钱之间产生了交易关系，而颁证权从一开始就取消、破坏、摧毁了知情权，听证权，利益诉求权，这一切自成系统的破坏，正好是由一开始被赋予公共服务的职能机关所实施的。大前提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民花钱雇佣一批人来为自身服务之时，却在花钱之前既不知道他们将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会干什么，唯一知道的是，这个钱已经交出来而且必须一直交下去，如若不然，一个只领工资不干活或者只干于民为害以邻为壑之事的政府，就会变成满目狰狞的黑社会，直接打上你的门来，侵入每个人的家庭。而且，用不着史笔钩沉的梳理，在名义工资之下，一个溃败腐烂的行政系统，它的公共管理职能范畴，恰恰就是它们将要实施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的专门领域，隐藏在这些权力交易的计划之中，第一受害人正是相关的权益人，他们的权利已经被预先出售给了权力贩卖的市场。置身于这样一个权力垄断的交易中心，每个个体都是其中无奈参与的人质，直到进化为同谋才有谋其食的机会。权力的狡诈，通过分而治之及收买，有效的发展了自身的附庸与依附阶层。

现在再让我们来理解“无代表不纳税” 的现代政治原则。一个已经建立了自身财政资源的政府，它显然不再需要“后付工资” 的纳税人来给它付工资，它自己就已经在给自己付工资了，但与此同时先工作的原则也已经被取消，它是否工作或者不工作完全是无案可查并且没有时间限制的，这就是现代政府已经深陷于其中的状态。如何才能让政府“先工作后付工资” ？现代政府设计中的权力分立，设置了关键一环的财政审议权，它不仅管理政府每一笔预算的审议，而且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是否给政府发工资以保持它的正常运转这一根本权力。这就是美国两院制议会授予众议院管理财政预算权力的技术设计。众议员的选举区别于参议员以行政区划为选区，采用人口分配制的选区形式，从而决定了众议院议员代表联邦利益的权限，美国政府设计中设计了“政府关门” 的财政审议措施，界定了政府的支付能力由众议院议员行使民意代议做出审查，一个无钱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无人为之工作的政府，从财政力量的源头上制衡行政权，这一高级的技术性程序设计，又推出了现代治理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程序正义。

现代行政管理中，财权与人事权是最重要的公权力，财政权与人事权分开，财权在众议院，人事权在参议院，这种分工制衡，是典型的美国宪政结构。程序正义所塑造的是日常办事规则，形成法律定例上的传统。在极权制的官僚治理中，天天聚集在一起开会，寻老百姓的衅，滋老百姓的事的行政机器，摆着一大锅民事刑事公共纠纷放在一边，哪怕已经闹得危机四伏了，先装模作样的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然后逐级开会，轻描淡写的对公共危机做出一番假话空话套话的承诺和指示就行，一转身继续按照潜规则操作。全部的程序正义只有一个，“领导人” 的意志。所有的法律，制度，不及“领导人” 的额头一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式上的司法独立，立法程序，不及独裁党的地方头目站在一个手握所有资源的位置上，金口玉言，为所欲为。小皇帝层层上叠，站在最顶端的首犯，决定的不是公共伦理及义务，而是下级独裁者的位置。

所以在极权体系中，最首要的权力也在于财政权，人事权，有了财政资源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私人团队，保持他们的忠心，并削弱打击自己的对手，换上自己的人马。权力之恶首先注目所向的，不过是先控制了钱，再控制人，公开的成文法，不过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权术工具。让公权机关为纳税人服务，应该在“无代表不纳税” 的原则之上，奠定一个更高的认识：无代表则无政府。否定所有非自由选举制政府的合法性，命名为非法政府。

彭佩玉（已第三次被拘押的作者）

这样一种先后关系——先工作后付工资，为什么会成为普遍的行为规律，但在两个领域却是恰恰相反的：政府与律师。这一点尤其令人不解。

理论上来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一种行动规律，由此也可以理解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但最深刻的危机在于一种信任关系的不成立。为什么是先工作后付工资，这一点很少受到理性的普遍质疑，而先收取服务费然后对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似乎也只有政府和律师这两家，这恰恰又是关涉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最重要的等级关系：法律关系。

政府的恶，最根本的恶在于：它不是遵循人类普遍理性的行为方式“先工作后付工资”的规则，而是先拿钱（征税） 再工作并且只拿钱专事破坏（干预市场，侵犯人权，专事渔利） 。但这一切并不受到质问。政府从一征税开始，它就已经自发的先天性的获取了自身生存的基本资源，至于它要干什么，它的所有作为是祸民还是护民，都是不确定的。而历史却已经一再证明，政府的存在，最大的功能是祸民而并非护民，这不能不令个体对自身处于政府统治之下的永恒悲剧深感痛心，因为人类从一开始设立政府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它的保护与服务。但自有人类设立政府以来，历史以来的人绝大部分痴心不改，从来没有公开大胆的质问一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统治自己的政府，难道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造产品我们人类就灭亡了吗？

灭亡倒不至于，但谁来保障你不被他者所杀或者是被他者抢夺、奸淫？这可能是绝大部分人所能想到的回答。果然如此——如果没有了政府，人类就会进入自相残杀的境地的话，那已经证明了：人是如此的充满罪恶，以至永远的离不开强制管理这一锁链了。

然而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人不得不接受一个政府的强制统治，在这一公认合法的国家实体、行政科层把持之下，当你遭遇财产侵害，身体侵害，尊严受到侵犯，声誉受到破坏，生命安全受到暴力迫害之时，会有一个为你主持正义的中立机关：所谓的政府，有效的参与保全你所有的人权吗？

无须赘言，异口同声的回答将是：没有。这一绝对的普遍的人类现象，不仅仅局限于日益嚣张的僭主独裁制下，而且也将出现在民主选举制下，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安全管理，它不仅仅将是由警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来决定的，而且相对的，它反而可能取决于这个城市有多少间教堂，有多少人处在忏悔救赎的新生之中，又有多少人处在纵情犯罪之中而毫不受到惩罚。

那个当初设立的——从一个整体社会中被抽取或者是被选拔出来的微型社会——担任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普遍的社会权利与人权保障经常遭受不可预料到的随机侵犯之时，它的背后以及施加这些迫害的，不仅仅有黑社会，财团，大人物，恶霸，而且必然的总是离不开垄断暴力的政府在场。

当此之时，那个曾经被授权来保障他者权利的那一部分从普通的世俗社会之中脱离出来了的公职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了所有犯罪的目击者，参与者，纵容者，乃至主谋者，策划者，指挥者。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还要保留这样一个犯了罪而且必将继续犯罪的政府，直到今天？

问题在于，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垄断了颁证权力的政府，相对的犯罪组织在进行公共侵害图谋私利的时候，甚至不得不服膺于公共道德舆论的管制，一旦有了权力在手的政府参与分赃及站台背书之后，犯罪将不仅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必将是理直气壮的。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颁证与金钱之间产生了交易关系，而颁证权从一开始就取消、破坏、摧毁了知情权，听证权，利益诉求权，这一切自成系统的破坏，正好是由一开始被赋予公共服务的职能机关所实施的。大前提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民花钱雇佣一批人来为自身服务之时，却在花钱之前既不知道他们将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会干什么，唯一知道的是，这个钱已经交出来而且必须一直交下去，如若不然，一个只领工资不干活或者只干于民为害以邻为壑之事的政府，就会变成满目狰狞的黑社会，直接打上你的门来，侵入每个人的家庭。而且，用不着史笔钩沉的梳理，在名义工资之下，一个溃败腐烂的行政系统，它的公共管理职能范畴，恰恰就是它们将要实施敲诈勒索，横征暴敛的专门领域，隐藏在这些权力交易的计划之中，第一受害人正是相关的权益人，他们的权利已经被预先出售给了权力贩卖的市场。置身于这样一个权力垄断的交易中心，每个个体都是其中无奈参与的人质，直到进化为同谋才有谋其食的机会。权力的狡诈，通过分而治之及收买，有效的发展了自身的附庸与依附阶层。

现在再让我们来理解“无代表不纳税” 的现代政治原则。一个已经建立了自身财政资源的政府，它显然不再需要“后付工资” 的纳税人来给它付工资，它自己就已经在给自己付工资了，但与此同时先工作的原则也已经被取消，它是否工作或者不工作完全是无案可查并且没有时间限制的，这就是现代政府已经深陷于其中的状态。如何才能让政府“先工作后付工资” ？现代政府设计中的权力分立，设置了关键一环的财政审议权，它不仅管理政府每一笔预算的审议，而且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是否给政府发工资以保持它的正常运转这一根本权力。这就是美国两院制议会授予众议院管理财政预算权力的技术设计。众议员的选举区别于参议员以行政区划为选区，采用人口分配制的选区形式，从而决定了众议院议员代表联邦利益的权限，美国政府设计中设计了“政府关门” 的财政审议措施，界定了政府的支付能力由众议院议员行使民意代议做出审查，一个无钱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无人为之工作的政府，从财政力量的源头上制衡行政权，这一高级的技术性程序设计，又推出了现代治理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程序正义。

现代行政管理中，财权与人事权是最重要的公权力，财政权与人事权分开，财权在众议院，人事权在参议院，这种分工制衡，是典型的美国宪政结构。程序正义所塑造的是日常办事规则，形成法律定例上的传统。在极权制的官僚治理中，天天聚集在一起开会，寻老百姓的衅，滋老百姓的事的行政机器，摆着一大锅民事刑事公共纠纷放在一边，哪怕已经闹得危机四伏了，先装模作样的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然后逐级开会，轻描淡写的对公共危机做出一番假话空话套话的承诺和指示就行，一转身继续按照潜规则操作。全部的程序正义只有一个，“领导人” 的意志。所有的法律，制度，不及“领导人” 的额头一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式上的司法独立，立法程序，不及独裁党的地方头目站在一个手握所有资源的位置上，金口玉言，为所欲为。小皇帝层层上叠，站在最顶端的首犯，决定的不是公共伦理及义务，而是下级独裁者的位置。

所以在极权体系中，最首要的权力也在于财政权，人事权，有了财政资源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私人团队，保持他们的忠心，并削弱打击自己的对手，换上自己的人马。权力之恶首先注目所向的，不过是先控制了钱，再控制人，公开的成文法，不过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权术工具。让公权机关为纳税人服务，应该在“无代表不纳税” 的原则之上，奠定一个更高的认识：无代表则无政府。否定所有非自由选举制政府的合法性，命名为非法政府。